伍、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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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新貽被刺後，金陵城中的大小官員處於極度的恐慌和茫然的憤怒中，這並非他們對馬新貽感情深厚，而是憂懼朝廷怪罪，陷於了神經質的苦惱。

與審訊官員驚慌失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刺客張文祥相當沉著鎮定。正因為他的態度太過泰然自若，一時間令人懷疑他的來歷。張文祥被當場逮捕後，先被押到江寧府衙門等候審問。江寧將軍魁玉看過馬新貽的傷勢後，隨即開始審問張文祥。張文祥雖然一副桀驁不馴的態度，但開頭也很爽快地回答了魁玉的問題，供稱自己是河南人，對刺殺馬新貽的行為也供認不諱，但對自己的行刺動機卻閃爍其詞，堅不吐實。魁玉便下令將張文祥帶往上元縣（江寧府分上元、江寧兩縣，同城分治）嚴刑訊究。

先後審訊張文祥的，有上元知縣張開祁、江寧知縣蕭某某、臬司梅啟照、理藩司孫衣言等人。據說張文祥供詞出來後，參審官員面面相覷，錄供者停筆不敢記錄。魁玉將初審結果急報朝廷，告知張文祥“直認行刺不諱，而訊其行刺之由，尚屬支離狡詐”。之後的一個多月，魁玉每次奏報都不離“一味閃爍”、“語言顛倒”、“反覆屢變”等詞。那麼，張文祥“閃爍”的是什麼？“顛倒”的是什麼？“屢變”的又是什麼呢？魁玉對此沒有奏報。而事實則是，有人用酷刑逼張文祥更改口供，而張文祥不肯答應，這才是口供“支離”的真實情況。

這樣的結果，當然不能令朝廷滿意，王公大臣也紛紛議奏。給事中王書瑞上奏說：“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牽掣窒疑之處，應派親信大臣徹底根究，勿使稍有隱飾。”慈禧太后深以為然，於是立即以五百里加急的上諭發出，命漕運總督張之萬赴江寧會審。此諭剛發，接著又發出密旨，再三叮囑說：“此事案情重大，斷不準存化大為小之心，希圖草率了事。”

漕運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為歷代封建王朝所採用。它的核心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來調運糧食，稱漕糧，一般是運往京師，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清朝在八大總督之外，專設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漕運總督管漕糧運輸，河道總督管河道和運河工程，一般由一品大員擔任。

張之萬是張之洞（後擔任過兩江總督）堂兄，剛好與馬新貽同科，均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而張之萬還是這一榜的狀元。有意思的是，他有個不雅的外號，叫做“磕頭狀元”，因為他每天臨睡前都要下跪、磕頭一百次。據張之萬自己的說法，這樣可以活動腰腿、執行氣血，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集求神保佑和鍛鍊身體於一身。此人才幹平庸，卻是官場老手，深通黃老之道，遇事從不出頭，議政從不發言，喜怒不形於色，是典型的“不倒翁”，在朝中還有個外號，叫做“伴食”。

馬新貽的案子落到張之萬頭上後，他只憂不喜，大為恐慌。很簡單，這案子如果只是普通的仇殺案，輪不到他張之萬頭上；如果是政治謀殺案，那牽連可就大了，主謀勢必非同小可，敢殺兩江總督，又為何不敢殺他這個漕運總督呢？

張之萬越想越是膽戰心驚，有心推託不去，無奈上諭剛接，密旨又到，聖命實在難違。跟曾國藩一樣，張之萬也是個老江湖，最初採取了一個“拖”字——拖著不去江寧，也許拖著拖著，刺客突然供出了主謀，案情真相大白，就無須他再跑這一趟了。不料江寧將軍魁玉恨不得越早把這個亂攤子交出去越好，不斷行文到清江浦（即淮陰，又稱清河，為大運河樞紐，當時最繁榮的通商大埠之一，與揚州、蘇州、杭州並稱四大名城，今江蘇淮安），催張之萬快去江寧主持審案大局。

清朝著名大臣吳棠即由清江浦開始發跡。道光末年，安徽徽寧池廣太道道員惠徵因敗於太平軍，被革職留任，不久即病故，遺留下妻子和四個子女，其中長女名葉赫那拉蘭兒，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惠徵死後，慈禧一行失去依靠，不得不盤靈回京。孤兒寡母，一路情景淒涼不堪。路過清江浦時，清河縣令吳棠派僕人送奠儀，僕人誤送到慈禧船上。慈禧十分感激，發誓將來必有回報。後來慈禧以秀女身份入宮得幸，並生下咸豐皇帝唯一的兒子（即後來的同治皇帝），更受寵愛。到咸豐十年，慈禧母因子貴，實際地位已經超越皇后，還時常代病中的丈夫咸豐皇帝批閱奏章。也就是在這一年，吳棠得補淮徐道。次年，慈禧垂簾聽政後，立即升吳棠為江寧藩司（布政使），並署理（代理）漕運總督，從普通道員到署理總督，簡直是一步登天。之後的吳棠更加顯赫無比，歷任江蘇巡撫、閩浙總督、四川總督。他從一個小小的清江縣令，因意外做到了封疆大吏，其經歷不可謂不傳奇。

眼見拖得實在不能再拖了，張之萬才勉強從淮安（今江蘇淮安）起程，自清江浦沿運河南下，趕赴江寧。他是漕運總督，當然知道橫行運河的漕幫的底細。湘軍在兩江的影響巨大，不少遣散後的湘軍都加入了哥老會和漕幫。明眼人都認為馬新貽一案與湘軍有關，難保漕幫不會牽涉在其中。張之萬識得漕幫厲害，調了大批漕標精銳來保護自己。數十號官船，在運河中連番南下。他自己則一直躲在艙裡不露面，十分謹慎小心。

這一天到了瓜洲，張之萬突然要下船走走，不料趕上內急，情急之下，下令漕標參將帶領兩百親兵團團將茅廁圍住，以確保上廁所時不會遇上刺客。當時正是深秋收穫季節，當地有不少百姓正在收割稻子，突然看到官兵刀劍出鞘，如臨大敵，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趕去一打聽，才知道是漕運總督在上茅廁。

此事一時傳為笑柄。連漕運總督都如驚弓之鳥，可見當時的局勢如何之險惡。張之萬人還未到，茅廁笑話先傳到了江寧。以致江寧將軍魁玉一見到張之萬，便打趣說：“天下總督，漕帥最闊，拉場野矢都得派兩百小隊守衛。”

張之萬到達江寧後，傳見參與會審的司道府縣各員，瞭解到之前的全部審訊情況後，這才開始提審張文祥。此時，張文祥的女兒張寶珍、兒子張長福、同居之舅嫂羅王氏均被捕獲到江寧。而之前負責馬新貽安全警衛的中軍副將喻吉三和武巡捕葉化龍等人也都被逮捕，追究防護失職之責。逮捕了不少人，但審問主犯張文祥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參與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袁世凱嗣父）均是馬新貽一手提拔的親信，對此案情遲遲不明很是著急。尤其是袁保慶，馬新貽曾任命他為營務處總管，專門負責對付為非作歹的湘軍散兵遊勇。袁保慶以剽悍著稱，手段嚴厲，抓到這些人往往就地正法，是以湘軍不少人恨其入骨。馬新貽一死，袁保慶懷疑跟湘軍有關，心中更加內疚，總覺得自己對馬新貽的死負有一定責任，所以在審張文祥一事上格外賣力，大有不揪出幕後黑手決不罷休之勢。孫衣言也是如此。二人見張之萬審案慢慢吞吞，很不上心，又不準對張文祥用刑，十分不滿。

孫、袁二人卻不知道，張之萬曆經宦海生涯，老奸巨猾，考慮得遠較他們更為周全。現在巴不得張文祥死的大有人在，因為張文祥一死，便是死無對證，一旦用刑，難保不會有人趁機從中做手腳，倘若張文祥“刑傷過重，瘐死獄中”，那可就是他主審官的責任。一向明哲保身的張之萬可不敢冒這個險。對他而言，不求真相，但求不送命、不丟官，就是老天爺保佑，不枉他每天虔誠地下跪磕頭一百次了。

張之萬深知此案極為棘手，審不出結果，朝廷不滿意，他前程難保；審出結果，他可能自己都沒命再回淮安。思來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這個燙手的山芋丟給新任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因此，他採取了一個“拖”字，曾國藩也在刻意拖延，他就更拖，非要拖到曾國藩來不可。

正因為張之萬拖延得太久，早已經等得不耐煩的朝廷終於震怒了，連下三道諭旨，嚴加訓斥張之萬、魁玉二人。朝中大臣也紛紛上書彈劾抨擊張之萬，結果他和魁玉成了眾矢之的。

為了平息眾怒，張之萬和魁玉精心謀劃後，終於擬出了一份新的報告，其中詳細說明了張文祥與馬新貽的“恩怨”：“張文祥，河南河陽人，以做小生意為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張文祥販賣氈帽到寧波，結識了河南同鄉羅法善，娶其女羅氏為妻，開小押店（重利盤剝的典當行）為生。咸豐十一年（1861），張文祥加入太平軍，任侍王李世賢（忠王李秀成弟）的裨將。太平軍敗亡後，張文祥曾向清軍投降，因無人作保，未被清軍收納。張文祥再回寧波，並暗中與海盜有勾結。馬新貽任浙江巡撫後，捕殺了不少海盜，其中很多是張文祥的朋友，張文祥因此懷恨上了馬新貽。後張文祥妻羅氏與吳炳燮通姦，兩人一齊逃走。張文祥聞訊追趕，追到了羅氏，但羅氏卷帶的財物卻被姦夫吳炳燮帶走。馬新貽率兵至寧波時，張文祥攔轎告狀，要求追捕吳炳燮。馬新貽認為這是小事，未準審理。不久後，羅氏再次逃走，被張文祥追回後，被逼迫吞煙土自盡。後張文祥的小押店也被馬新貽勒令關閉，理由是違禁私開。張文祥人財兩空，遷怒於馬新貽，決意報復。經再三審問，張文祥矢口不改其供，表示並無他人指使。尚屬可信。”對張文祥的處置，則建議“按謀反大逆律問擬，擬以凌遲處死”。

這報告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反覆強調張文祥行刺馬新貽完全是個人行為。報告中，張文祥妻羅氏背夫潛逃確實真有其事。但報告裡面有兩處明顯的矛盾。第一，按照報告所說，張文祥通海盜，本來跟海盜是一夥兒，可馬新貽到寧波的時候，他怎麼還敢去找馬新貽告狀呢？第二，既然張文祥的妻子羅氏被人奪走，他為什麼不去殺奪妻的吳炳燮，而一定要殺不受理狀子的馬新貽呢？而最大的破綻就是最後一句“尚屬可信”。這封報告是奏結的法律文書，人命關天，竟然用了模稜兩可的“尚屬可信”，不能不讓人疑竇叢生。

慈禧太后對刺馬一案十分重視，不僅僅因為馬新貽是她派去兩江的心腹，而且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確實有傷國體，倘若不嚴加追查，此風一開，中外大員必心存顧忌，擔心成為馬新貽第二，不敢放手辦事。對張之萬和魁玉精心炮製的報告，慈禧太后相當不滿意，對一度寄予厚望的張之萬深感失望。處理的辦法是，諭令曾國藩速回江寧外，另派刑部尚書鄭敦謹作為欽差大臣攜隨員赴江寧複審。這是慈禧太后表現出的一種強硬姿態，不僅撤換了主審大員，就連司員也全部更換，顯示出朝廷要查清此案的決心。

派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自然隱有安撫湘軍的用意。而派刑部尚書鄭敦謹同審，就隱有從旁監視的味道了。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他表面上一路遊山玩水，並不著急趕到江寧，其實他內心非常關注江寧的事態發展，非常關心那個背後主使審出來沒有。曾國藩抵達江寧後的第二天，張之萬便急忙趕來交接案件，當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了江寧這個是非之地，趕回清江浦去了。而曾國藩卻並不著急審案，整天要麼接客聊天，要麼翻閱紀曉嵐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唯一做的一件跟馬新貽有關的事情，就是親自書寫了一副輓聯：“範希文先天下之憂，曾無半分逸豫；來君叔為何人所賊，足令百世悲哀。”帶去弔唁了馬新貽一番。

儘管曾國藩表面若無其事，但不少人卻清楚地知道，他的處之泰然只是一種偽裝，他是刻意在拖延迴避刺馬案。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曾國藩如此呢？鄧之誠在《骨董三記》中說：“國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不能深求者，除了湘軍一系的，別無他人。

直到欽差大臣鄭敦謹到達江寧的前一天，曾國藩才不得已調閱案卷，記下有關案犯的名字。

鄭敦謹，字小山，湖南長沙人，與曾國藩鄉榜同年，道光十五年中進士。曾國藩也在這一年參加了會試，不過名落孫山。鄭敦謹為人正直，很有清譽。他初任刑部尚書時，山西巡撫趙長齡和藩司陳湜圍剿捻軍不力，尤其陳湜仗著是曾國荃的姻親，放任部下危害地方。慈禧太后派鄭敦謹前去查處。鄭敦謹於大年三十出京，趕往山西，結果按查屬實，趙長齡和陳湜被革職充軍。鄭敦謹自此得了“鐵面無私”的稱號。由他來江寧審理刺馬案，當時是眾望所歸。他自己也雄心勃勃，一心要把這樁震動天下的疑案審個水落石出，以不辜負“鐵面無私”的美名。

接到上諭後，鄭敦謹先是入宮請示慈禧太后，隨即裝束就道，帶著刑部滿郎中伊勒通阿和漢郎中顏士璋星夜趕赴江寧。伊勒通阿和顏士璋二人曾跟隨鄭敦謹到山西辦案，很是得力。當時正是冬月，大雪封路，為了不耽誤時間，鄭敦謹一行乾脆下轎徒步涉雪而行。由於雨雪阻滯，到達江寧時，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次日便是除夕。

清朝六部實行滿漢分開制，即有一名漢人尚書，就必須有一名滿人尚書；有兩名漢人侍郎，也就必須有兩名滿人侍郎。

鄭敦謹到達江寧後，立即會同曾國藩，召集江寧的司、道、府、縣各級官員，詳細查問案情。孫衣言一心想為馬新貽報仇，一上來就侃侃而談，說：“背後主謀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係極大。”機鋒一開始就露了出來，這就是“背後主謀”四個字。包括曾國藩在內，官員們都沒有說話。

隔了兩天，正月初二，鄭敦謹便正式開始審案。參加會審的人最初定了六人：欽差大臣鄭敦謹和他的隨員伊勒通阿、顏士璋；兩江總督曾國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糧道王大經、江蘇題補道洪汝奎。後因為孫衣言、袁保慶二人為馬新貽心腹，擔心二人不服，將二人也加了進來。

張文祥依舊是那套老辦法，信口回答，但遇到緊要關頭，便閃避不答。審訊一連進行了十四天，沒有任何進展。看到鄭敦謹著急了，一直默不作聲的曾國藩突然說：“將來只好仍照魁玉、張之萬二公原奏之法奏結。”他的語氣很平淡，但卻透露著不容否認的堅定。

鄭敦謹一時呆住，他也是個聰明人，剎那間全明白了，難怪審案十四天毫無進展，一切都是早已經設計好了。

自鄭敦謹到江寧後，各方人馬紛紛上門拜訪：有馬新貽四弟馬新祐領著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馬毓楨來要求欽差大人申冤報仇的；有袁保慶想為馬新貽出頭來刺探底細的；但更多的卻是來遊說勸解的，這些人眾口一詞，說張文祥不怕死，無所畏懼，如果用酷刑逼供，說不定他會胡亂指認，不但無法及時結案，還將導致更多的謠言。又說一旦張文祥被酷刑折磨死，則死無對證，刺馬案將成為千古疑案，對不起馬新貽的在天之靈。還有些人的話就更直接了，說萬一張文祥指認湘軍將領，比如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呢。還有更危言聳聽的，說萬一深入追查引發激變，誰該來負起這個責任。

這裡要特別提一下黃翼升。黃翼升不但是湘軍將領中的骨幹，還與曾國藩有一層極為親密的私人關係，他妻子奉曾夫人為義母，算起來他就是曾國藩的義子。曾國藩一度置妾，都是交給黃翼升經辦。可以說，黃翼升是曾國藩在湘軍中最親信的親信，最心腹的心腹。不過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為敗壞，連曾國藩本人都不得不承認說：“餘設立水師，不能為長江除害，乃反為長江生害。”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後，黃翼升照舊任他的長江水師提督，橫行無忌，不加收斂，二人多有衝突。

最值得一提的是，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教案發生後，外國列強不斷以武力威脅清朝廷屈服。清廷一方面敦促曾國藩儘快處理，一方面開始調兵在京畿和海口布防，以防萬一。六月初十，曾國藩到達天津處理教案。六月十四日，內閣大學士宋晉奏道：“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消失，欲懲擅殺之罪，必究起釁之根，請飭曾國藩速行查明曲直，秉公辦理，以釋民疑；以長江水師緊要，請飭整頓。”慈禧太后深以為然，也想趁機將長江水師從湘軍將領手中奪過來，急命馬新貽以佈防的名義整理長江水師，力除廢弛。長江水師歷來是黃翼升的立身之本，他當然不肯輕易交給對頭馬新貽來整飭，二人矛盾開始表面化。

六月二十六日，法國兵船進入天津海河。曾國藩聞訊嘔吐大作，一病不起。六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再發上諭，諭令李鴻章即帶軍趕赴京畿駐防，命馬新貽迅速調動長江水師，安排江蘇、上海海口防範事宜。就在馬新貽費盡心思地思考如何從黃翼升手中奪過長江水師的指揮權時，他遇刺了。因此不少人都懷疑黃翼升就是刺馬主謀，不過聯想到黃翼升與曾國藩的關係，沒有人敢把這話說出口——黃翼升如果是刺馬主謀，難道曾國藩會不知道嗎？沒有人敢往深層想。

鄭敦謹恍然大悟後，又是惶恐又是無奈，不敢再深究下去，於是也如同曾國藩一樣，開始做起了表面文章。參加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看到會審不過是走走過場，將十八名人證點名一次就算審完了，很是不滿，多次要求以酷刑逼問張文祥，都被鄭敦謹婉言拒絕。而在無聊的審訊和官員們的爭辯中，一心要找出真相的孫衣言和袁保慶也精疲力竭了。

正月二十九日，鄭敦謹到達江寧還不到一個月，便與曾國藩聯名上奏，奏結基本上用的是之前張之萬、魁玉的定擬敘述，不過更加詳細，取供、採證、行文更加縝密。所不同的是對張文祥的量刑更加殘酷，除了擬凌遲處死外，又增加了一條“摘心致祭”，並戮其子。

對於這樣照舊糊里糊塗的奏結，參加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拒絕在上面簽字畫押，以此表示不滿。但鄭敦謹、曾國藩均是飽經世故的人物，手段、謀略遠比孫、袁二人高明，他們索性在奏結中不提孫衣言、袁保慶參加會審一事，這樣根本就無需二人的簽名。

在上奏的同時，鄭敦謹、曾國藩又搶先將供招抄錄分送軍機處、刑部存案，造成定案的既定事實。意思很明白，這是最後定案。在奏章外，曾國藩和鄭敦謹還特意附了一張“片子”，上面寫著：“該犯供詞，尚屬可信。”與之前張之萬、魁玉的用語一模一樣。

至此，距離張文祥刺殺馬新貽已經有八個月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