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很高，情商卻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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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太多，方法太少。期待太多，保障太少。口號太多，故事太少。宏觀太多，細節太少。

前幾天記者節，在錄節目的過程中，一個記者問我：“現在很多同行都有一種擔心，為什麼很多問題都是先被記者發現，其他部門幹嗎去了？”

這是一種情緒性的判斷。我明白他的潛臺詞，大意是什麼問題都由記者先發現，政府部門幹嗎去了？

我說，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話：“記者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員。”我不認同記者是“無冕之王”這個說法，有點兒自我誇大，容易讓人產生幻覺。新聞的力量，並不體現在別人是否把你當“王”，而體現在你是不是真正懷有一種責任感。

記者是啄木鳥，不是喜鵲

記者既然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員，就要承擔很多使命。大家應該都看過《泰坦尼克》這部電影，其中有一個真實的細節：當這艘全世界最豪華的大船離岸之後，兩名瞭望員突然發現，忘了帶望遠鏡，於是一直在那兒搓手、聊天。聊著聊著一抬頭，冰山就在眼前，船已經來不及轉向了。

“泰坦尼克”的沉沒一直是個謎，有很多原因導致了這個結果。它遇見了冰山，並且以最不可思議、也是最糟糕的角度撞了上去。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瞭望員沒有帶望遠鏡。否則提早看到，悲劇就躲過去了。

這個歷史的細節提醒我們：作為社會這艘大船的瞭望員，你的職責是什麼？當你看到前方海面上的所有資訊，好或者不好，都要及時反饋，這樣船才可以安全行駛。讀書、思考以及責任感的支撐，就是瞭望員的“望遠鏡”。如果瞭望員自覺不自覺地，或是受命於某種指示地，報喜不報憂，那麼他提供的資訊就是失真的，這艘船的安全就是沒有保障的。

再回到記者節上那名記者提出的問題。當時，我也舉了“泰坦尼克號”的例子，然後反問他：“如果什麼問題都是記者後發現，還要這支隊伍幹嗎？”

在這個世界上，良性運轉的制度極其重要，它可以使人從“想做不好的事情”，變成“不敢做不好的事情”，再到“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時間長了，也就成了“不想做不好的事情”。是這樣一個邏輯線條。

但是不管制度多麼完善，總有人要去鑽空子。所以在推進位制度法律建設的過程當中，記者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職責，就是維護制度和法律的正常執行。

好記者應該像啄木鳥，透過叼出一隻又一隻樹上的蟲子，既給自己找到食吃，又維護了森林的健康。試想，在我們的生態圈中，如果沒有啄木鳥，少了那些煩人的啄木聲，暫時是安靜了，長此以往呢？

還有一些時候，記者偶爾可以當一下喜鵲。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會有各種新鮮的嘗試。這些嘗試代表著更開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體應該善於捕捉它。很多人說起媒體的職責就是輿論監督，說起輿論監督就是“揭批負面事件”。我的想法不一樣。遇到可喜的進步，媒體能夠迅速地意識到，立刻予以支援，讓它定型成為發展的大方向。因為一句話說得好：你把對方當朋友，他最終真是朋友；你把對方當敵人，他最終真是敵人。其實，換個角度，時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鳥又偶爾當一把喜鵲，兩項職責加在一起，才是輿論監督的全部含義。在中國，相對而言，前者很容易達成共識，後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戰。

大家知道，十八屆四中全會開四天，頭三天沒有新聞，第四天釋出大會公報。開幕第一天，我做的《新聞1+1》標題就是“讓法治成為一種信仰”。大家可以回過頭去查，當時，在中國的主流媒體中，這是第一個把“法治”和“信仰”聯絡在一起的大標題。

我身邊很多人都有些擔心：這樣行嗎？我說：放心。

四天後，我很慶幸，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中，的確出現了“信仰法治”這四個字。在黨的報告裡這是第一次。次日《人民日報》《新京報》的社論標題皆是“讓法治成為一種信仰”。

前不久我參加高法一個倡導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會議，周強院長多次談到“信仰法治”。我還透過一些專家瞭解到，總書記也曾在某一個場合講過“信仰法治”。

作為一個媒體人，要具備相當的敏感度，哪怕很細微的資訊都能夠捕捉到。很多人將敢言歸納為“勇氣”不，表面上是勇氣，背後卻是學習、思考和對方向的準確判斷。

我經常聽到一句其實很不願意聽到的話：“白巖松，你膽夠大！別人都不敢說，就你敢。”乍一聽是表揚，其實是一種誤導。說別人“不敢說”，不等於說別人“不能說”，或“不該說”。如果僅僅是敢說，那是練膽大。膽大的人不少，因此出事的也很多。所以開玩笑說：膽，是練出來的。這“練”，是讓不斷學習成為訓練。

二十多年來，新聞已經成為我的信仰的一部分。我依然相信，新聞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兒。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信仰它了，肯定就不做了。

如何區分“騙子”和“理想主義者”

具體到當下，新聞的力量如何體現？在不斷演變的形式之下，哪些本質規律是不變的？媒體從業者如何與這個時代溝通、與受眾溝通？不妨用一系列對比來完成。

第一，在面向整體社會的溝通上，方向談得很多，方法顯得很少。

第二，智商提高很多，情商欠缺不少。

第三，口號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觀太多，細節太少。

第五，媒體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調動媒體積極性、用尊重規律的方法去傳播太少。

第六，在對外溝透過程中強調“不同”太多，對人類“相同”的基礎關注太少。

第七，社會期待傳媒公開透明的意識增長很多，相應的保障還太少。

當然，還可以加上，黨性談得夠多，可人性談得有點少，等等。其實，這些“太多”與“太少”，不僅是媒體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在溝通時都面對的問題。

先說第一點。這年頭騙子跟理想主義者很難區分，我通常會這樣判斷：只談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騙子；既談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義者和建設者。

“方向”是很多人熱衷的話題，但不需要總談，或者空談。

經過多年改革，中國整個大方向基本明確，一次又一次寫進黨的報告裡。從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都在確立方向。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寫進了極具歷史意義的兩行字，確立了一個新的目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句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靈魂，對未來中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過去我們只有一個目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沒有新目標的提出，也不會有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這四個字的明確。現在已經明確強調，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是姊妹篇、上下集。沒錯，“依法治國”相對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標，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還有一個反例，中國足球，隔幾年就談一次方向，從來不提供方法，後果呢？

想想看，每屆足協主席一上臺，就要制定一個“未來十年發展綱要”。這屆“世界盃”德國奪冠了，中國足球號召學德國。可是你仔細看那場比賽，德國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贏的可能性更大。德國後衛嚴重失誤，阿根廷前鋒一看好機會來得太突然，反而暈了。如果那兩三個球進了，阿根廷奪冠，中國是不是就要學阿根廷？

一場比賽中的偶然性，將決定中國足球未來的必然方向，這太搞笑了。或者能徹底學德國、一直學德國，也沒問題，可是這屆“世界盃”之前咱們學的是西班牙。

所以，傳媒也好，執政者也好，執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熱衷於天天在那兒談方向，從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麼實現呢？

如果沒有特區的建立，中國怎麼開放？如果沒有土地承包的開始，改革怎麼破局？在“聰明”的中國改革中—很多時候“聰明”體現在字詞的更迭上，失業改成了下崗—如果沒有“下崗”，怎麼完成那次歷史性的緩衝？

“摸著石頭過河”既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方法，包括“不爭論”“要允許去試”，不都是方法嗎？

鄧小平是一個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他明確了方向，同時用一種寬容的態度，鼓勵大家提供方法。尤其在浙江，這種感受應該非常明顯。浙江的經濟模式就是在“不爭論”“允許試”“放手”的環境當中成長起來的。有很多領導對“浙江模式”表示過讚賞，對吧？

有人開玩笑說，改革最初十幾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樓在寫檢討，二樓在搞接待，三樓在寫成績彙報。這是很多年前，試驗走得太超前了，偶爾寫寫檢討；同時，全國各地來參觀學習的源源不斷；本地領導又在寫取得了什麼樣的成績，經濟又增長了多少。

其實，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結合也早有定數。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一個字是“道”，在“儒釋道”中最該居首。“道”這個字怎麼寫？先要寫一個“首”，接下來寫一個“走之”。“首”是什麼？腦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走之”呢？行動。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順序也不能錯。

那麼，對於傳媒人來說，什麼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選題，乍一聽好像不能做，問題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嗎？記者是幹什麼的？是陳述過程和記錄事件的。可是現在很多媒體人把它簡化了，上來就想直奔結論而去—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好事還是壞事—豈有此理。

要知道，結論是危險的，過程是安全的；結論是方向，讓審查你的領導都提心吊膽，但過程是方法，是行走，反而是安全的。媒體人真正應該追求的是細節和過程的闡釋，而不是簡單地只下結論。

很多年前，丁關根當宣傳部長的時候，召集過一次中央臺六七個人的小型座談，我也在場。他問主管新聞的副臺長：“《焦點訪談》一週七天是怎麼安排的？”副臺長說，一般情況下三篇正面的，三篇批評的，還有一篇“游擊隊”，就是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