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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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講一個好故事

柏拉圖說：“誰會講故事誰就擁有世界。”

傳播，歸根到底，就是給別人講一個好故事。

被顛覆的金科玉律

我到各種媒體講課，做過無數次調查，“學新聞專業的請舉手”，舉手的往往不超過三成。我到《新京報》講課，新聞專業的記者都不到四成。

當然，條條大路通羅馬，學什麼專業都可以做新聞。但是當你到了羅馬的時候，要補一補新聞的專業課，你要熟悉學新聞這條路兩邊的風景和規矩。

補什麼課呢？

我上大學的時候，學校用了一個學期進行“新聞導語寫作訓練”。導語是什麼？導語就是對新聞核心最精煉的濃縮。八十年代的新聞專業教育，寫導語講究的是五個W：什麼人（Who）、什麼事（What）、什麼時間（When）、什麼地方（Where）、為什麼（Why）。

舉一個例子，1987年，我讀大三時，用“五個W”的寫作模式描述此時此刻發生的事，一個非常精煉和無懈可擊的導語就是：“白巖松今天下午1點半，在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曹璐老師的辦公室，給大家上了5個小時題為×××的課。”

我一直以為“五個W”是金科玉律。但是最近二三十年，當你看到國外的很多新聞導語，發現壞了，半數以上不再是完整的“五個W”，可能只是這樣一句話：“白巖松在那一瞬間顯得很尷尬。”在國內，這樣的導語也越來越多。

2000年9月1日，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因為那天我兒子第一次上幼兒園。我把他送到幼兒園，看他哭完，撒腿跑機場，飛到悉尼去做奧運會報道。

一下飛機就聽說：“中國奧委會施行了最嚴格的興奮劑檢測程式，一大堆著名運動員都被‘幹掉’了。”作為報道奧運會的記者，這麼重大的變化，當然讓我們忐忑不安—這下子獎牌得跑不少吧？

我們到記者村去看電視，首先看到的是中央4套的節目，這條訊息是傳統的報道：“今天下午×點，中國奧委會主席、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在召開的××會議上強調，寧可犧牲成績，也要一次乾乾淨淨的奧運會。”大致是這樣的內容。

很標準，五個W都有。我們也沒覺得有什麼異樣。

隔了一個多小時，又看到澳大利亞電視臺的一條新聞，也是反映這件事，但突然看出不一樣了。畫面裡，一個運動員在宿舍裡收拾東西，報道一上來大概就是：“中國的運動員×××正在收拾行李，但他不是去參加悉尼奧運會，而是要回到他的老家。”

“五個W”是不全的，但我們一下子就被這條新聞抓住了。畫外音接著說：“×××昨天得到通知，他的血檢結果不合格，不能參加悉尼奧運會了。我相信他的對手都會鬆口氣，因為他是金牌的有力競爭者。”

再往下：“和他相同命運的，還有很多中國運動員……”接著是“中國奧委會主席的表態”等等。

這條新聞結尾，是×××走出體育總局大院的畫面，解說詞：“×××只需要幾個小時的行程，就可以回到他的老家，但是沒有人知道，他要用多長的時間再回到這裡。”

當時我就覺得，這個新聞表達跟以前很不一樣。我們都不太敢於去寫這樣“五個W殘缺不全”的導語。但是後來持續研究下去，我才發現，國外的新聞報道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導語寫作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早已不再強調完整的“五個W”，而是越來越強調這四件事：主人公、故事、戲劇化、懸念。

這對傳統新聞人的衝擊是很大的。我們一直信奉的“金科玉律”為什麼被顛覆了？於是又進一步去研究案例背後的理念。

幾年以後，我在美國訪問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哥大的新聞專業教師是博士畢業的多，還是本科畢業的多？”對方明白我的意圖，告訴我“本科開始更多”。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過去的新聞教育是“學院派”傳承，本科畢業考研究生，研究生畢業考博士，博士留校當老師。所以高校教師很多都是博士。但是，國外的新聞院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一種“本科教師”現象—本科畢業之後去當記者、編輯，工作二三十年，年齡到了四五十歲，重新被請回新聞學院當老師。他們具有極其豐富的經驗，反過來改造新聞理論和新聞實踐。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們大學畢業時，還沒有“新聞學士”這個學位，要麼文學學士，要麼法學學士。“新聞無學士”，因為它是一個動態的學科，始終在淘汰和更新。比如“五個W”，在報紙主導新聞的時代，曾經是根深蒂固的準則。隨著廣播、電視、網際網路、電影、話劇等各種表現形式的興起，新的“講故事”模式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新聞寫作。

“人”和“人性”的故事

那麼歸根溯源，這些漸次興起的傳媒形式，有什麼共同點呢？

新聞的核心是“人”。先有對“人”的關注，才有對新聞的關注。講一千、道一萬，人類所有文化產品的實質，都是在描寫人和人性，從來沒有偏離過。

過幾天我要參加《狼圖騰》出版十週年的研討會。這本書十年前的首發式我也在，因為我是內蒙人，書裡寫的也是在內蒙發生的故事。

我就問自己，十年之後，怎麼去看這本書？表面上寫的是狼，其實是寫狼嗎？如果僅僅寫狼，它能暢銷十年嗎？其實寫狼，是在從另一個角度寫人，歸根到底還是講述人性的故事。只不過，作者用狼性當鏡子來照人，照中國人，照此時此刻的中國人。

對於新聞，也是如此。我們要用個體的“人”，去化解宏大命題。

比如交給你一個選題—727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過去的表現形式可能就是“大里來、大里去”，現在，一定會有更多的新聞人選擇由一個個體、一個具象的概念切入報道。

或許這個片子或者這篇報道，上來就是講述一個人物，用電視畫面或文字語言去描繪：“星期五這天，清晨4點多，胡寧（假定人名）就起床了。他拿出一套平常很少穿的衣服，準備去參加在工體舉辦的招聘會。這已經是他進入大四之後參加的第十二場招聘會了……”

接下去可能會有一個轉折：“其實，這天要早起的不只是胡寧，與他命運相同的還有727萬名大學畢業生，比去年‘史上最難就業季’的人數還多出30萬。”一下子就將報道面橫向拉開了。然後繼續加入宏觀的觀察，但最後還是要回到胡寧身上，回到個體的故事裡。

國外的新聞報道幾乎已成共識：透過具體人物，表達宏大事件。沒有主人公就沒有事件，就會讓新聞可信度，尤其是吸引力降低。所以，你首先要明白，新聞寫作傳播，就是一個寫故事和講故事的過程。不要在“故事”和“虛構”之間畫等號—真實的事情，也需要透過“講故事”的方式進行傳播。我們在對外、對內的宣傳當中，有相當多的失敗就是因為不會講故事。花了很多錢出了很多力，卻沒有好的效果。

很多人問我，你去耶魯演講，怎麼想到《我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夢》這個主題？因為我很明白，跟老美打交道，以及跟所有人打交道，最容易達成共識、引起共鳴的是什麼？是人。

空講事兒是很難的。講四十年中美關係，太累，人家也不愛聽，聽一會兒就困了。而且講某件事，人們都是可進可退，有距離感。但是把“人”的元素放進故事裡，就不一樣了。只要選對了“人”，聽者就會感同身受，就會以相同的情態沉浸在你的故事中。

千百年來，全世界的文學實踐、音樂實踐，包括近代的新聞實踐，都在證明同一個道理：所有的故事，最後都要回歸到“人”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