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　進退不是非取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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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教育不是讓人性變“好”，而是約束人性中的“不好”。

當時代的發展讓人們產生超越物質的需求，才是愛的開始。

今天來到這裡，也是對王振耀（編者注：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兄長表示敬意的一種方式。

在過去的很多年，因為中國的慈善事業要向前發展，我們進行過多次合作、對談。有時候，一項事業的前進需要大時代的機緣巧合；有時候，需要的只是一個人。同樣是美國總統，有的就不好，有的就不錯—中國的很多位置也是如此，遇到一個合適的人可能會往前推進十幾年，沒遇到合適的人就可能原地踏步。這些話表達的是我對王振耀兄長的尊敬。

接下來轉入正題，說說我對公益、慈善以及愛的思考。

今天溝通三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彷彿很遙遠，當人們談論中國的慈善、愛和公益的時候，很少提及，但它卻是最重要的基礎—人性。

第二個層面是道德。舉國關注的“小悅悅事件”，僅僅是道德問題嗎？把這個問號留給大家。

第三個層面，是慈善和公益在中國的發展，實質究竟是什麼？

中國人DNA裡的“二元對立邏輯”

首先，我們說一個彷彿無關其實最有關的問題：好人才會做慈善嗎？

中國人從小就習慣給人貼上“好人”和“壞人”的標籤，我們這一代可能感觸更深。小時候看電影不多，一看電影便要問爸爸媽媽，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後來發現我們這代人最幸福，因為好人壞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電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則是胡漢三、南霸天、黃世仁那樣，從長相上就能看得出來。

這樣一種“非黑即白”的傳統延續下來，並不僅僅因為這方面的文化基礎是如此淺薄，更主要是在於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革命”的背景下。“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你死我活的問題，是矛盾對立的關係，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幾乎沒有中間地帶。這種“革命基因”慢慢滲透到我們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裡，形成了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法則。

非常遺憾的是，我也不能把在座的年輕人全部看成新人類，因為在這一點上講，你們依然是老人類，都不可避免地帶有“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邏輯觀。

當我們關注公益、成為志願者的時候，首先要明白人性是極其複雜的，沒有純粹的“好”也沒有純粹的“壞”。每個人心中都並存著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取決於周圍的環境、制度和人，啟用了你的哪一面。

比如今天，我站在這裡講公益、講慈善，會被大家認為是“好人”。但或許在其他情況下，人性中的“壞”也會釋放出來。當每個人都可以清晰且自律地看待自己，會明白誰也不比誰好到哪兒去或壞到哪兒去。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讓人性“變好”，而是約束人性中的負面慾望、揚善棄惡。

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線。法律不能讓你變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絕壞的行為—搶劫、偷東西、殺人是不行的。

此外還有環境。如果一個社會環境充滿善意和安寧，人們和諧相處，人性中的善就會更多地被啟用。

因此，我們倡導道德、公益和愛，期待更多的響應，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滿世界去尋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環境等，把人們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意激發出來。

遺留在中國人DNA中的二元對立邏輯，讓我們對很多事物的判斷都是危險的。打破這種簡單對立的思維，是一個真正的基礎。全社會都應該在這個基礎上前行。也只有明白了這個道理，才會懂得：人人皆可做慈善，公益的基礎是巨大的。

是道德的問題嗎？

“小悅悅”事件、寶馬車碾童事件，還有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訛詐攙扶者的案例，讓大家都很難過，覺得中國人的道德底線一塌糊塗，對嗎？

可是問題僅僅在於“道德”嗎？請大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道德是從哪兒來的？

如果“小悅悅事件”發生在國外，第一會受譴責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才是司機與圍觀者。我們可以說，小悅悅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們在城市裡打工不容易。但是，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嚴肅的法制角度看問題，是不關注這些點的。作為兩歲多孩子的監護人，小悅悅父母的監管缺失，是這起悲劇的真正關鍵點。

《人民日報》有一位知名記者，講過一個經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國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國，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臨時有事出門，時間不長，就把妹妹的孩子單獨留在家裡。正好這時候妹妹從美國打電話過來，跟孩子聊天，問他“你大姨呢”，孩子說“不在家”。妹妹一聽急了，“就你一個人在家嗎？”孩子說：“對，就我一個人。”姐姐回來以後，妹妹對她勃然大怒，說：“姐姐你這是違法行為！”因為在美國，把未成年兒童單獨留在家裡就是嚴重的違法。

說到這兒，如果大家不解，還可以換一個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為什麼一瞬間反而要抓住對方說：“你撞了我！”因為這個老人是“壞人”嗎？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兩輛汽車追尾，司機肯定下車就打。為什麼呢？不打不行！誰打輸了誰賠錢。可是現在，誰還會為了追尾大打出手？經常是把車靠邊一停，互相遞根菸，把保險號一抄就完了。

對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中國人很講禮節，道德水準提升了。可是為什麼中國人撞車後的道德水準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因為“交通強制險”的介入。所有汽車必須買保險，一旦發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爭取權益，於是在這個問題上，人性裡“善”的一面流露出來。

摔倒的老人為什麼訛詐救他的人？因為大部分老人沒有醫療保險，他摔倒在地不能動彈的時候，最大的痛苦還不是來自肉體—中國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腦子裡蹦出來的第一個想法是，孩子要給自己掏錢治傷，少則幾千多則上萬，他扛不住—在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輩子的善，但是這一瞬間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樣抓住了扶他起來的人。如果中國的老人都有醫療、養老保險，還會發生這麼多起訛詐事件嗎？

因此，涉及道德的問題，不應追問人們“有沒有道德”，更應該思考的是，我們的社會環境、相關的法律制度，是否進步到了讓人們“可以展現道德”的時候。中國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讓“德”展現出來的制度保障與大環境。我認為，此時此刻的中國，還沒有到達這個階段。所有糟糕事件的發生，都是在強迫我們去設法提高基礎保障和社會綜合配套設施。

我從來不願聽到人們站在道德的立場上談論道德。那沒有意義。

中國有句古話“貧賤夫妻百事哀”。在座各位都是年輕人，正處在一個相信“愛情的力量不可戰勝”的階段。那麼古人為什麼總結出這句話呢？因為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愛得多麼驚心動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沒地方住、沒食物吃，矛盾就會逐漸地從小到中，從中到大，最終毀掉愛情。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道德也是同理。

基於剛才談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動社會進步，誰又有權去抱怨別人呢？當下最常見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領導在抱怨，群眾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窮人也在抱怨……唯獨沒有人抱怨並改變自己，這是中國此時此刻最大的問題。

今年我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批評政府、批評黨、批評社會不夠進步，是不是也該批評一下自己？每一個公民都沒問題，都是黨和政府的問題，誰說的？黨和政府什麼時候讓你闖紅燈？什麼時候讓你用散步的速度在街上開車並亂加塞？”

而且我發現，很多知識分子也在利益的驅動下，不能理性看待問題，甚至誇大事實來印證自己的某種觀點。這很糟糕。

慈善，來自內心對愛的需求

接下來進入第三個層面，談談慈善、愛與公益的實質。

慈善、愛與公益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對別人的幫助，是嗎？我想告訴各位，人性是自私的。過去幾十年，我們黨教育幹部、老百姓都要大公無私，結果一度使這個國家瀕臨崩潰。到今天，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究竟改革了什麼？核心價值或者出發點是什麼？回頭一看是鄧小平終於明白了“人性是自私的”這個道理，然後開始順勢而為。

改革開放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安徽小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土地承包的核心動因，就是尊重“人性是自私的”這個前提。

接下來這個理念延伸到了城市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的基礎也是人性，持股人的主人翁意識增強，為自己工作更有動力，而為自己做就是為企業做。所以，不再討論“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背後曾有過痛苦的思考，慢慢才找到一條順應人性、順應時代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