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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假設峰岡是乘坐132次航班從伊丹返回東京的，這班飛機上也有三個身份不明的人；凌晨一點三十分從東京出發的333次紅眼航班中，也有兩名；而零點三十分出發的331次航班裡有三名。

這就讓人難以下手了。除非其他客人都使用真名，否則就無法拆穿峰岡週一的假名。換句話說，這八個“查無此人”的姓名，峰岡一定用了其中一個。

峰岡說他乘坐了311次航班前往福岡。於是三原便派刑警問他，當時他究竟坐在哪個座位上。

峰岡回答說，自己坐在右側中間的座位上，還能透過窗戶斜瞥到半個機翼。右邊的座位是三個橫向連在一起的，他坐在靠走廊的最左側。

三原前往日航總公司，確認第幾排的座位能斜著看到機翼。他發現那是從前往後數第十二排的36號座位。當然，這一推測建立在峰岡沒有記錯的前提下。

說是第十二列，謹慎而言應該是第十一列到第十三列。畢竟“能斜著看到機翼”可能只是他的主觀感覺，並非準確的描述。

在此先簡單介紹一下客機的登機手續。

日航與全日空的手續完全相同。乘客如果要坐飛機，首先要去航空公司的事務所填寫預約單，要提供的資訊包括姓名、年齡、家庭住址和萬一發生空難時需要的緊急聯絡地址。支付費用之後，就能拿到一個對摺的信封，裡頭裝著機票，上面指定了搭乘飛機的班次。

接著再前往飛機場，將機票交給櫃檯員工。員工會核對乘客名單，交給乘客一張登機牌。登機牌有點像塑膠質地的大型月票，上面用大字寫著登機序號。這個序號是根據預約的先後順序排列的，而不是到達機場的先後順序。

登機時間一到，工作人員會在候機廳的登機口喊號。

喊號一般是十個一組，先上飛機的乘客可以自由選擇座位，不用對號入座。大多數人會選擇能夠眺望風景的機頭或機尾的座位，而不是中間的位置，因為視野會被機翼遮擋。上飛機之前，工作人員會回收登機牌，乘客們不用像坐火車和汽車那樣帶著票上車。

峰岡週一說機翼把半扇窗戶都擋住了，可見他的座位就在十一排到十三排之間。由此可以推出他是很晚才預訂的機票。

“日航的工作人員稱，峰岡是出發前兩天才預訂機票的。”刑警如此報告說。

最近坐飛機的人越來越多，不提早一些預訂，甚至會買不到票。即便提前兩天，也搶不到什麼好位子了。

警方費了好一番工夫才查到峰岡鄰座乘客的身份。因為不是對號入座，就無法透過名單確定所有乘客的位置。況且一切都是根據峰岡的座位推算的。假設他坐在36號座位上，那旁邊的乘客就是37號，但要是他自己都記錯了，一切都亂了。

峰岡向警方描述了自己當天的衣著打扮。於是警方就以此為根據，結合他的相貌特徵和年齡向其他旅客取證。

他們還詢問了那班飛機上的兩位空乘人員。可是空乘人員每天都要接觸相當數量的乘客，況且時間隔得太久了，他們早就記不清了。

不過在乘客中，有一位在大阪下機的主婦還依稀記得些什麼。她叫巖下杉，37歲，住在大阪市天王寺區××號。能找到她，也是刑警們費盡心思調查的結果。

“話說回來，好像我旁邊的確坐著這麼個人……我嗎？我坐在三個連續座位的正中間。半扇窗戶都被機翼擋住了。嗯……我旁邊那人沒什麼奇怪的啊。空姐發報刊雜誌的時候，他還要了一份《生活》看呢。我沒跟他說過話，他好像也沒和其他客人說過話。我在大阪就下飛機了，也不清楚之後怎麼樣了……”

於是警方立刻詢問了那位分發《生活》雜誌的空姐，可她完全不記得了。警方又詢問了峰岡，他回答說：“我的確看了《生活》。我旁邊好像坐著一位有些發福的中年婦女。她一直朝著視窗的方向伸長脖子，似乎想眺望地面的風景。”

峰岡週一並沒有含糊其詞。

問題是，從大阪出發到福岡的這段路上，峰岡週一究竟坐在哪兒。

三原早就得出結論，要是峰岡週一當晚真的去相模湖行了兇，那他就不可能一路坐飛機直到福岡。

從東京直接前往福岡的乘客，在伊丹也需要先下飛機一趟，在機場等候十五分鐘左右。空乘人員會分發預約券給這些乘客，讓他們能夠優先選擇座位。需要繼續乘機的旅客，會把預約券放在座位上，前往機場大廳稍事休息。

所以，如果峰岡週一真的一路坐飛機去了福岡，他肯定會在自己的座位上放一張預約券。這樣一來，再上飛機的時候就能直接坐回到原來的座位上了。可峰岡身旁的女乘客在大阪下了飛機，從伊丹出發時峰岡身邊會坐一位新的客人。

警方必須找到這個人，以確認峰岡週一有沒有繼續乘坐這班飛機。

搜查當局也根據日航提供的名單調查了大阪上飛機的旅客，他們中的大部分都不記得自己的座位在哪兒了，自然不會想起附近有沒有長得像峰岡週一的人。此外，之前提到的那三名身份不明的乘客也是問題之一。

從伊丹出發前往羽田機場的132次班機就更麻煩了。因為所有查明身份的旅客以及該航班上的空乘人員，都不記得有峰岡週一這個人。

不過，紅眼航班的情況略有不同。

因為那是隆冬時節深夜起飛的航班，飛機上寒冷異常。大部分乘客一上飛機就會靠在椅背上睡覺，所以空姐會向乘客發放禦寒的毛毯。

於是三原警部補詢問了那班飛機上的空姐，當時有沒有出現什麼特別的情況。空姐的回答是否定的。

空姐在飛機上的工作，就是為乘客送餐、倒茶、發放點心之類的。發毛毯也算是日常業務之一，因此也不太可能有什麼特殊的狀況使她們回想起峰岡週一這個人。

總而言之，警方沒能從前往福岡的班機上找到任何有關峰岡週一的線索。

三原紀一收到了鳥飼重太郎從福岡寄來的信。這也是案發後從鳥飼那裡寄來的第三封信。

之前三原曾將峰岡週一拍攝照片的翻印版寄給鳥飼。鳥飼在回信中還寫到對“梅屋”的調查結果。據峰岡稱，二月六日晚上八點到九點，他在博多的梅屋吃了晚飯。那家店在車站後方，八點到九點是客人最多的時候，誰都不記得峰岡去過。當然，也沒有證據證明他沒有去過。

這就是第二封信的內容。

三原趕忙撕開信封。

近況如何？想必你還在為相模湖殺人案日夜操勞吧。我也盼望著事件能早日水落石出。今天寫信，是為了告訴你有關峰岡週一的新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