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下文摘自保羅·克拉多克的自傳《保衛傑西：我與一個倖存兒的劫後餘生》中的第二章（曼迪·所羅門合著）。

很多人對我似乎都會有這樣的疑問：“保羅，你為什麼要費勁心力地照顧傑西呀？畢竟，你可是一名成功的演員，一個前途無量的黃金單身漢。而且，你的工作時間那麼不規律，你真的確定自己能夠做一名合格的家長嗎？”對此，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十分肯定的。記得在雙胞胎剛剛出生後不久，謝莉和史蒂芬就找到了我，問我是否願意做兩個孩子的法定監護人，以防他們在未來遭遇到任何不測時，能有人來幫忙照顧他們的孩子。要知道，對於謝莉和史蒂芬來說，這一定是一個經過了兩人深思熟慮後才作出的艱難決定。那時候，他們身邊大部分的朋友也都剛剛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因此肯定是不能向雙胞胎付出全部心力的。而謝莉的家人也不能被列入可選範圍之內（具體的原因請待我稍後詳表）。雖然兩個孩子當時還只是蹣跚學步、咿呀學語的嬰兒，但謝莉保證她們長大後肯定會喜歡我的。“保羅，你的愛心就是波莉和傑西所需要的一切。”她是這樣告訴我的，“我知道你是個特別富有愛心的人。”

當然，史蒂芬和謝莉也知道我曾有過一段不光榮的過往。二十五歲時，我曾因職場失意而意志消沉過一陣子。那時，我正在參與《醫生物語》一片的試播片段錄製工作。要知道，那可是一部被人們預言為“英國未來最紅的醫療題材電視劇”。然而，不久我便接到該劇被停拍的通知。我本該在劇中出演一個名為馬拉卡爾·班尼特的主要角色，他是一名優秀的外科醫生，但同時也是一名自閉症患者，一個癮君子，以及一個有妄想症傾向的人。該劇的停拍對我打擊很大。因為，我為了這個角色已經做了好幾個月的調研工作，並且已經完全把自己的情緒沉浸在了塑造角色的過程中。我猜，問題可能在於我讓這個角色太過主觀化了。就像許多失意的前輩演員一樣，我開始借酒消愁，或是藉助其他物質來麻痺自己的痛苦。上述種種消極因素再加上我對自己渺茫未來的擔憂，導致我患上了急性抑鬱症以及輕度的偏執妄想症。

不過，在我和這些心魔鏖戰的時候，小雙胞胎尚未出生。因此，我很感激他們夫婦二人能夠不計前嫌，將我視為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選。謝莉堅持要我的監護人身份合法化，於是我們還專門找了一位律師來做公證。當然了，我們誰也沒有料想到，我的監護人身份最後還真的派上了用場。

每當想到這裡，我的心都會一陣絞痛。

讓我們接著上回的事情繼續講吓去吧。我在機場的酒吧裡一待就是半個小時，除了一個人喝悶酒，就是抬頭呆呆地望著天空電視臺的滾動新聞橫幅。那個該死的新聞主播把墜機的噩耗播了一遍又一遍，好像生怕有誰會錯過了這條重要訊息似的。突然間，電視裡插播了一段拍攝於墜機水域上空的影片片段。畫面中，那灰藍色的海水澎湃洶湧地奔流著，其中偶有幾片飛機殘骸在波濤中若隱若現。一艘顏色十分顯眼的搜救船正在這片水域裡四處搜尋著倖存者，看上去就像一個漂泊在無邊的海洋裡的大玩具一般。我記得自己當時突然想到，謝天謝地，好在史蒂芬和謝莉去年夏天就教會了女孩們游泳。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想法是多麼的可笑呀，就連鄧肯·古德休9都不一定能從那片汪洋大海里遊得出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在極端情緒的影響下往往會產生許多的奇思妙想，甚至還會將這些念頭當做自己的救命稻草呢。

最後，是梅爾在酒吧裡找到了我。在我看來，她也許一天會抽四十根樂富門10牌香菸，或是在庸俗不堪的普力馬可11商店裡挑選衣服，但她和她的老闆傑夫卻有著和加拿大領土一樣寬廣的心胸。說實話，我們真的不應該以貌取人。

“過來吧，親愛的。”梅爾對我說，“我們不能放棄希望。”

其實，我知道，儘管吧檯邊的那些小混混一直都在和我保持著安全距離，但是他們的眼神卻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的身上。當時，我的狀態看上去一定差極了，不僅汗流浹背、渾身戰慄，而且我還雙頰溼潤，可能曾在不知不覺間流下了眼淚。“有什麼好看的？”梅爾衝著那些小混混喊了一聲，然後就牽住我的手，把我帶回了休息室。

不久，一大批心理學家和創傷治療顧問也趕到了休息室。他們一邊忙碌地為家屬們分發著淡而無味的茶水，一邊撫慰著大家的情緒。出於保護我的目的，梅爾讓我坐在了她和傑夫中間，兩人一左一右如同夾心餅乾一樣把我包了起來。傑夫拍了拍我的膝蓋，對我說了句“兄弟，我們都是拴在一根繩上的螞蚱”之類的話，並隨手遞了支菸給我。雖然我已經戒菸很多年了，但還是滿懷感激地接了過來。

現場竟然沒有工作人員出面阻止我們在室內吸菸。

沒過多久，那個呆頭呆腦的小夥子凱爾文，以及那個進門時舉著氣球的紅頭髮美女凱莉也加入了我們（氣球現在已經變成了攤在地板上的一團爛橡膠了）。作為最早聽到墜機訊息的五個人，我們之間似乎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額外的親密感。五個人坐在一起不停地吞雲吐霧，竭力不讓自己的悲傷情緒顯露出來。過了一會兒，一位看上去神經兮兮的女士跑來向我們詢問各自在那架航班上的親屬的姓名。雖然她看上去像是某種顧問，但她那緊鎖的眉頭讓她似乎並不能勝任這個角色。和其他的工作人員一樣，她用來安慰我們的口徑也是“我們會在第一時間把最新資訊告訴你們的”。說實話，我完全能夠理解他們的苦心，他們也不想讓我們對此事抱有任何虛幻的希望。不過，作為家屬，我們的心中還是不可遏制地祈禱著自己的至愛親朋錯過了飛機，抑或是記錯了航班號碼或者是起飛的日期。要不然，就算是幻想一下這一切都只是個夢境也好呀。我記得，自己當時努力將記憶定格在了初聞墜機事件之前的那一刻——那時我還端著咖啡，站在接機區裡，看著那些實習生拆卸聖誕樹（我並不迷信，但沒準那是一個不祥的預兆）。我發現自己的內心居然無比地渴望能夠回到那一刻，這樣就不用再經歷那種刻骨銘心的空虛感了。

無恥的恐慌感突然又將它冰冷的手指戳向了我的胸膛。在等待工作人員為我們分配創傷治療顧問的過程中，梅爾和傑夫一直在和我說話，試圖鼓舞我計程車氣，但我就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這可一點都不像我。傑夫還給我展示了他那部小手機上的屏保圖片——那是一個二十歲上下、露齒微笑的美麗女孩的照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照片上的女孩雖然有點肉肉的，但眼神中卻散發著一種獨特的吸引力。他告訴我，這就是他們的女兒羅琳，也就是今天他們特意來機場要接的人。“羅琳是個聰明的姑娘，雖然她也曾經迷失過生活的方向，不過現在已經重新步入正軌了。”傑夫悶悶不樂地告訴我。聽說，羅琳此行去特納利夫島是為了參加一個盛大的狂歡派對。而且，她是因為別人臨時有事不能前往，才在最後一刻臨時決定過去玩玩的。這難道不是造化弄人嗎？

漸漸地，我感覺自己連呼吸也開始有困難了，身上四處冷汗直流。我知道，如果我再不馬上離開這個房間，我的頭就快要爆炸了。

梅爾對此表示理解。“把你的手機號碼給我，親愛的。”她一邊說一邊用那隻戴滿了金首飾的手捏了捏我的膝蓋，“一會兒我們要是聽到什麼訊息，會隨時告訴你的。”在交換了手機號碼之後（我竟然一時間想不起自己的號碼了），我就頭也不回地向屋外走去。一名顧問上前來試圖阻止我，但是梅爾在我身後聲援了我一句：“要是他想走，就讓他去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迷迷瞪瞪地交了停車費，然後沿著M23公路開回家的。而且，我居然沒有把自己的車開到一輛貨車的車輪底下去，這真是個奇蹟呀。我只知道，我的腦海裡一路上都是一片茫然。不一會兒，我發現自己已經把史蒂芬的奧迪車開到了自家門口的便道上，就好像那車是被我偷來的順風車一樣。

我用鑰匙開了門，卻跌跌撞撞地碰倒了門廳裡那個專門放信件的桌子，自己也順勢摔了一跤。頭痛欲裂，這才清醒了過來。聽到響聲，住在地下室公寓裡的一名波蘭學生開啟房門，探了個頭，問我是否一切還好。大概是看到我面如土色，他一溜煙跑回了房間，取了一瓶廉價的伏特加默默地遞給了我。

我接過酒瓶一頭扎進了自己的房間。我知道，我的酒癮又復發了。但是我現在還有什麼好在乎的呢？

我甚至都不屑於給自己找個玻璃杯來，便直接抱著瓶子對嘴吹。我想我大概是連那瓶伏特加的酒味都沒有嚐出來吧。喝完酒，我渾身顫抖抽搐著，雙手像是被針扎過一樣感到陣陣的刺痛。我翻出兜裡的黑莓手機，把聯絡人從頭到尾翻了一遍，卻不知道應該撥給誰好。

因為，每當我遇到麻煩時，總會第一個打給史蒂芬。

我開始在房間裡來回地踱步。然後覺得不過癮，便又翻出了幾瓶酒，生生灌了下去。這幾瓶酒下肚後，我一次又一次跑去廁所嘔吐。覺得自己的情緒穩定了一些之後，我窩進了沙發裡，開啟了電視機。

大部分的日常節目此時都被暫停了，各個電視臺都在紛紛播報有關墜機事故的報道。我當時大概是已經喝醉了，所以全身上下都覺得很麻木。數不清的時事評論員被源源不斷地輪流請進了天空電視臺的演播廳，和那個臉色鐵青的主持人肯尼斯·波特坐在一起說著些什麼。直到現在，每當我聽到肯尼斯·波特的聲音，仍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天空電視臺的報道始終都是以英國的這起空難事故為主，這大概也是因為該事故最受英國觀眾的關注吧。採訪中，一對在出事海域附近乘坐郵輪的夫婦碰巧拍攝到了一段搖搖晃晃的畫面，記錄下了飛機在墜機之前低空劃過海面的驚險畫面。天空電視臺無止境地重播著這個片段。好在，飛機撞擊海面的一瞬間並沒有出現在畫面裡。但是，在畫面背景裡仍能清楚地聽到一個女人在尖叫著：“哦上帝呀，拉瑞！拉瑞！快看！”

其實，我完全可以撥給身邊的許多朋友，問問他們是否也有親人在同一架飛機上。但是我幾度撥通了號碼，又默默結束通話了。打了又有什麼用呢？肯尼斯·波特終於不再和那些百無一用的專家進行問答了，也不再面無表情地重播那段夫婦拍攝的影片了，而是將報道的內容轉向了其他的幾起墜機事故。當我聽說救援人員在佛羅里達大沼澤中找到了倖存的男孩鮑比，而且日本的墜機事故中也發現了三名生還的倖存者時，我突然感到心中又燃起了一絲希望！是的，我的確想過，原來這真的是有可能發生的，史蒂芬他們有可能還活著！

在一條報道中，我看到救援人員將一個渾身赤裸的日本男孩抱上了直升機。而在另一條報道中，一名顯然受到了驚嚇的非洲男子在廢墟上歇斯底里地呼喊著自己家人的名字，身後的背景裡飄蕩著滾滾的黑色毒煙。我還看到，那個鼎鼎大名的墜機事故調查員（我曾經一度覺得他長得有點像電影裡的“美國隊長”）一直在鏡頭前呼籲民眾不要恐慌。除此之外，還有一名渾身顫抖的航空公司負責人告知民眾，目前所有的航班都已經取消，並請大家等候進一步的通知。

我想，我應該是昏睡過去了。當我再次醒過來時，肯尼斯·波特已經下班了，換成了一名巧舌如簧、留著深色頭髮的女主播。她穿著一件令人生厭的黃色襯衣（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件襯衣的樣式），看得我的頭一陣陣生疼，胸中還不時會湧上一股想吐的感覺。所以，當我聽到電視裡提到，英國的這起墜機事故中有一名倖存者時，我還以為是自己的耳朵出現了幻聽。

接下來的資訊讓我震驚了。那個從事故中生還的人是一個孩子。 救援人員發現時，那個孩子正緊緊地抓著一片飛機殘骸，在距離墜機地點幾英里處的海面上漂浮著。直升機發回的航拍畫面中似乎看不到什麼細節，只看到一條搜救船上有幾個人在不停地搖晃著手臂，身旁還坐著一個穿亮黃色救生衣的小小身影。

我試著不讓自己對此抱有太大的希望，但當那個孩子被抱上直升機時，記者拍攝了一個特寫鏡頭。我一眼就看出那個孩子就是雙胞胎中的一個。自己家的孩子當然只有自己最瞭解。

我毫不猶豫地先給梅爾打了個電話。“交給我吧，親愛的。”她安慰說。老實講，我當時根本就沒想到要考慮她的感受。

事故後勤小組的人很快便趕到了我家，那速度之快就好像他們一直都躲在我家附近一樣。一名叫做彼得的創傷治療顧問（我從沒記住他的姓）和一名戴著眼鏡、留著山羊鬍的矮個子男子和我一起坐了下來，向我通報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不過，他們也告誡我暫時還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保羅，我們必須先對生還女孩的身份進行確認。”他還問我，是否可以聯絡我其他的家人或朋友，以便獲得更多的支援。我本想打個電話給傑瑞，但最終還是放棄了。因為，史蒂芬、謝莉和小雙胞胎就是我的家人。雖然我也有朋友，但他們都不是那種可以在危難中讓你依靠的人。在我看來，他們在事後對我頻頻獻殷勤的原因，也只是想要藉此大出風頭而已。我知道，這聽上去很偏激。但是有一句老話說得好，患難見真情嘛。

由於當時所有的歐盟航班都被停飛了，因此孩子被暫時送往了附近的一家葡萄牙醫院進行搶救。那一刻，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立刻飛到她身邊去。但是彼得打消了我的這個念頭。他向我保證，等孩子的情況一穩定下來，就立刻用直升機把她送回英格蘭來。

雙胞胎中有人生還的訊息如同一劑強心針，讓我慢慢冷靜了下來。彼得告訴我，飛機在準備緊急迫降之前很有可能發生了火災，所以傑西（或者是波莉——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她是雙胞胎中的哪一個）大概也因此受了傷。但他們最擔心的是她會因體溫過低而有生命危險。接著，在徵得了我的同意之後，他們用棉籤從我嘴裡提取了一些唾液，以便帶到葡萄牙去進行DNA檢測，確認她是否真的是雙胞胎之一。我想，這世界上應該沒有什麼比自己被一根大棉籤劃過口腔內壁，同時期盼著自己親人的訊息更讓人感覺不真實的了。

幾周後，在一次“277互助會”的活動上，梅爾告訴我，當她和傑夫聽說傑西倖存下來的訊息時，一直都沒有放棄希望，還總是幻想著羅琳也許被海浪衝到了某個小島上，此刻正等著別人來營救她呢。在空中交通恢復正常後，航空公司特批了一架專機帶家屬們飛往葡萄牙海岸，讓他們可以到距離墜機地點最近的地方去看一看。當時，我因為忙著照顧傑西根本就脫不開身，所以並沒有隨機前往。不過，大部分“277互助會”的成員都去了。直到現在，每當我想到梅爾和傑夫望著海面黯然神傷的場景，都會心痛不已。

也許是航空公司內部有人洩露了雙胞胎之一倖存的訊息，打電話來我家詢問的人真的是絡繹不絕。無論是《太陽報》的記者還是《獨立報》的編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無非就是“你感覺如何”、“你覺得這是個奇蹟嗎”。老實說，為了應付他們無休無止的提問，我的注意力確實暫時從悲痛中轉移了出來。但是，失去史蒂芬他們的痛楚還是不時地會像潮水般湧來，被一些最不起眼的瑣事激起來。不管是一幅展示著一對親密母子畫面的汽車廣告，還是一段嬰兒和小狗在地上亂爬的衛生紙廣告，都能讓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沒有電話打擾的時候，我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追蹤世界各地針對此事的報道上。雖然調查人員早已經排除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但是各路專家對於事情的起因顯然還是各持己見。就像梅爾和傑夫一樣，我想我也始終無法泯滅自己內心對於史蒂芬還活著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