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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剩下的服役期，你沒有跟他在一起，不是嗎？你飛回家了，他還待在那裡。也許出了一些事。一些事情擰動了他頭腦中的一顆螺絲——讓他成為會殺死那個女孩的那種人。你自己也說過卡爾在越南殺過人。”
“沒錯，他在越南殺過人，但那跟謀殺那個女孩不同。”
維吉爾的話讓我想起我跟卡爾的第一次交談，對於殺人和謀殺之間的區別他的回答十分隱晦。我想維吉爾或許能幫我理解一下，於是我問道：“卡爾說殺人和謀殺不一樣。他那麼說是什麼意思？”我知道答案，但是在我跟卡爾談這件事之前我想要聽聽維吉爾的解釋。
“就像這樣，”他說，“你在叢林裡殺了一個士兵，你只是在殺人。那不是謀殺，就像在軍隊之間有一個可以互相殺戮的協議。那是被允許的。那是你要去做的事情。卡爾在越南殺過人，但是他沒有謀殺那個女孩。明白我的意思沒？”
“你欠卡爾·艾弗森一條命，無論如何你都會支援他。但是卡爾告訴我兩件事他都做過。他殺過人，也謀殺過人。他說他為這兩者感到愧疚。”
維吉爾看著地面，因為想到藏在腦中的一些事情臉色變得溫和。他用食指的指背擦了擦下巴上的鬍子茬兒，點點頭，似乎他默默得到了某個結論。“還有一個故事。”他說。
“洗耳恭聽。”我說。
“這個故事我不能告訴你，”他說，“我對卡爾發過誓，絕不告訴任何人。我沒有告訴過別人，也永遠不會告訴別人。”
“不過要是有助於澄清——”
“那不是我的故事，是卡爾的。那是他的決定。他從沒告訴別人，沒告訴他的律師，沒有告訴陪審團。我請求他在法庭上講講這件事，他拒絕了。”
“這件事發生在越南？”
“是的。”他說。
“它表明了什麼？”我問道。
我的問題激怒了維吉爾，“出於某些原因，卡爾似乎喜歡跟你交談。我不明白，不過他似乎願意讓你知情。也許他會告訴你他在越南發生的事情。如果他說起那件事，你就明白了。卡爾·艾弗森根本不會殺害那個女孩。”
<h2>
三</h2>
跟維吉爾會面後，我順道去了那位公共律師的辦公室取剩下的檔案，把它扛回家的路上，我的腦子裡閃現著兩個不同面向的卡爾·艾弗森。一方面，卡爾是一個在叢林中跪下，為朋友擋子彈的人。另一方面，他是一個變態的混蛋，為了滿足他不正常的性需求，就剝奪了一個年輕女孩的生命。同一個人，兩個面向。我肩上的箱子裡，應該有第一個人如何變為第二個人的解釋。我爬上公寓的樓梯，那個箱子沉重得讓人難以置信。
到達最上面的臺階時，萊拉開啟她的門，看見我，指著我肩膀上的箱子，問道：“那是什麼？”
“卡爾剩下的檔案。”我說，“我剛拿到。”
她興奮得兩眼放光。“我能看看嗎？”她說。
自從萊拉讀了庭審記錄裡檢察官的開庭陳述後，卡爾的案子成為我的誘餌，讓萊拉進入我的公寓，讓我可以與她共處。如果說我想深入挖掘卡爾·艾弗森的故事與我對萊拉的愛慕沒多大關係，這是在撒謊。
我們進入我的公寓，在箱子裡翻找起來，箱子裡有幾十個厚度不一的資料夾，每個上面標著不同的證人的名字，或者取證、照片、調查之類的標籤。萊拉拉出一個標為日記的資料夾；我拉出另一個寫著是屍檢照片的資料夾。我記得那位檢察官在開庭陳述裡曾提醒說這些照片十分兇殘。我還記得卡爾的公共辯護律師伯塞爾·科林斯說過的話，以及他第一次看見這些照片時的反應。我需要看看這些照片——不是我的作業需要；我需要理解克麗斯特爾·哈根到底怎麼了。我需要將人名和臉對應上，看看她長什麼樣子。我需要測試一下我的勇氣，看我是否承受得了。
驗屍照片文件是箱子裡最薄的，也許包含幾十張長八英寸寬十英寸的照片。我吸了口氣，閉上雙眼，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我迅速開啟資料夾封面，就像撕掉一個繃帶，睜開眼睛看見一個漂亮的女孩衝我笑。那是克麗斯特爾·哈根的新生入學照片。她金黃的長髮從中間分開，鬈曲在臉際，模仿法拉赫·福西特[2]，那時大多數女孩都如此。她的笑容甜美迷人，白色的牙齒在柔軟的嘴唇後面閃閃發光，眼神裡閃爍著一絲調皮。她是個漂亮的女孩，那種年輕男人想要去愛，老男人想要去保護的女孩。這應該是那位檢察官展現給陪審團看的照片，以此讓他們為被害者感到痛心。他應該還用到了另外一些照片來讓他們鄙視被告。
我盯著克麗斯特爾的照片看了幾分鐘。我試著去想象活著的她，去上學，為分數、男孩子們或各種各樣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憂愁，對於一個青少年來說似乎難以抵擋，而對於一個成年人來說卻相當平淡。我試著去想象成年後的她——從留著一頭飄逸長髮的新生啦啦隊隊員到有著幹練頭髮開著小型麵包車的中年母親。我為她已經離世感到遺憾。
我翻到下一張照片，一時間心跳停拍，倒抽了一口氣，啪的一聲合上資料夾，等待呼吸平穩。萊拉在讀她的日記——她讀得十分入迷，沒有注意到我的震驚。我只看了那影象一眼，就足以讓它深深地烙在腦海中。我再次開啟資料夾。
我預料到她的頭髮沒有了；燒掉頭髮並不需要太高溫度。我沒有料到的是她的嘴唇也燒沒了。她的牙齒，在她的新生入學照中亮白的牙齒，從她的頜骨突出出來，被火燻成了黃色。她向右側臥，露出原本是她左耳、臉頰和鼻子的軟化組織。她的臉不過是張繃緊的燒焦面板的黑色面具。由於她脖子上燃燒的肌肉萎縮，她的臉扭曲，用怪異的表情回頭張望，像是在模仿尖叫。她的腿蜷曲成胎兒的姿勢，她大腿和腿肚的肌肉熔化到骨頭裡，像牛肉乾般乾枯焦黑。她的兩隻腳燒得只剩下殘根。她右手的手指蜷縮排手腕，塞進她的二頭肌和胸部。大火的熱量收縮了軟骨和筋腱後，她所有的關節纏結在一起。
我能看出那張鐵皮掉到她身體的位置，保護她的部分軀幹免受大火侵蝕。我強忍住想嘔吐的衝動，翻到下一張照片，顯示的是克麗斯特爾被翻過身，身體縮成一團。法醫把克麗斯特爾的左腕放在他戴了乳膠手套的一隻手裡。她的左手壓在身體下面，肌膚被保護得好一些。法醫的另一隻手裡，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間，捏著那個破裂指甲的邊緣，與她左手的其他指甲相匹配。這就是他們從卡爾家到他的工作棚的臺階上發現的假指甲。
我合上資料夾。
克麗斯特爾的家人看過這些照片嗎？他們肯定看過。他們出席了庭審。這些照片是庭審證物，很有可能被放大到整間大法庭都能看到的尺寸。坐在法庭裡看見這些照片，看到他們的漂亮女兒被燒得面目全非，是什麼感覺？他們怎麼不衝向隔開旁聽席和被告的護欄，撕開那個男人的喉嚨？如果這是我妹妹，一個拿著短棍的老法警絕對攔不住我。
我深吸了一口氣，再次開啟資料夾，看克麗斯特爾的那張入學照片。我感覺我的心率變得溫和，呼吸回復正常。哇，我想到，我還從來沒有對一張照片有過如此發自肺腑的反應。那個美麗活潑的啦啦隊隊員與燒焦屍體並置讓我為卡爾在監獄裡被幽禁幾十年感到欣慰，讓我為明尼蘇達禁止死刑感到遺憾。如果這些照片對我產生了這樣的影響，它們對卡爾的陪審團肯定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卡爾不可能自由地走出那間法庭。為死亡的克麗斯特爾報仇，這是陪審團最起碼可以做到的。
就在那時，手機響了，打斷了我的思緒。我認出了奧斯丁的區號507，但不認識那個號碼。
“你好？”我說。
“喬？”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
“我是喬。”
“我是特里·布雷默。”
“你好，布雷默先生。”聽見這個熟悉的名字，我笑了。特里·布雷默是媽媽和傑里米所居住的複式公寓的房主，我過去也住在那裡。想到這裡，我的笑容褪去了。“出什麼事了？”
“出了點小事故，”他說，“你弟弟試圖在烤箱裡加熱一塊比薩。”
“他還好吧？”
“他沒事，我想。他引爆了煙霧報警器。報警器響個不停，隔壁的艾伯斯太太過來察看。她發現你弟弟在房間蜷作一團。他真的嚇壞了。他來回搖晃並摩擦他的雙手。”
“我母親在哪裡？”
“不在家裡，”布雷默說，“你弟弟提到她昨天去開什麼會了。她還沒有回來。”
我想要擊打什麼東西。我把手握成拳又縮回，眼睛注視著一片光滑的牆面，想打上一拳。但我知道那毫無用處，除了會讓我的指節瘀傷，我的住房押金作廢。那肯定不會讓我的母親成長。那也不會讓傑里米免於驚慌。我深吸了一口氣，低下頭，鬆開拳頭。
我轉向萊拉，她一臉膽心地看著我。她聽到了足夠多的對話，足以猜出發生了什麼。“去吧。”她說。
我點點頭，抓起我的大衣和鑰匙，走出門。
<h2>
四</h2>
特里·布雷默弓著腿站立，後口袋裡裝著一罐供咀嚼的菸草，他是個老頑童，在奧斯丁擁有一家保齡球館、兩間酒吧和幾十間公寓。他本來可以執掌一個跨國公司，如果他擁有的畢業證是哈佛商學院的而不是奧斯丁高中的話。就房東來說，他很不錯，親切友善，反應積極。我的第一份保安工作就是他給我安排的，就在他名下簡陋狹小的皮德蒙特酒吧裡。那是在我十八歲之後的幾個星期。他過來拿房租——我媽媽把房租揮霍在了前一個週末去印度賭場的旅行上。他沒有衝我們大叫，威脅要趕我們走，而是僱傭我看門，收拾桌子，從地窖拿桶裝啤酒。對於我來說這是樁好買賣，因為我口袋裡有錢進賬，還教會我如何應付憤怒的醉鬼和白痴。對於他來說也是樁好買賣，因為如果我媽媽揮霍掉了我們的租金，他可以直接從我的支票里扣除。
“我媽回來了嗎？”我走進公寓，問道。
布雷默先生站在門裡面，像一個等待換班的哨兵。“沒有，”他說，“從物品來看，她昨天就不在附近。”他摘下帽子，用手掌拂了拂禿頭的光滑表皮，“我得告訴你，艾伯斯太太要打電話給社會服務機構。傑里米差點把這個地方燒掉。”
“我知道，布雷默先生，他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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