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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停出了爆炸性新聞!

正如西莉亞很久之後所說:“自從反應停事件盡人皆知以後,藥品行業的任何事都不能跟原來一模一樣了。儘管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改變。”

事情的發展很緩慢,開始的時候只有當地人注意到,而且最先被牽涉其中的人,從來沒有把這件事與一種藥聯絡在一起。

在1961年4月的聯邦德國,醫生們驚訝地發現海豹肢症(phocomelia)暴發。這是一種罕見的病症,有此病症的新生兒在出生時就伴隨著不幸的畸形,他們沒有胳膊或腿,或者只有很小的、沒有什麼用的、像海豹肢體一樣的四肢。上一年有兩例這樣的報道,即使是兩例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述,“兩個頭的孩子還更常見一點”。現在,突然之間,卻有大量海豹畸形嬰兒出現。

一些母親看到自己生出來的孩子時,驚恐絕望地尖叫。一些母親想到自己孩子以後悲慘的人生則號啕大哭,就像其中一位母親所言:“我的兒子,如果沒有別人的幫助,便不能夠自己吃飯,自己洗澡,解決自己基本的衛生需求,也不能開門,不能挽著愛人的手,甚至不能夠寫他自己的名字。”

這些母親中的一些人選擇了自殺,更多的人則需要精神醫生的幫助。一位之前非常虔誠的父親甚至詛咒上帝。“我要把痰吐在他身上,我要在他身上拉屎,”然後,他又糾正自己,“根本沒有上帝,怎麼可能有?”

海豹肢症暴發的原因,仍然沒有人知道。(海豹肢症的英文單詞phocomelia來自希臘語,在希臘語中,phoke指海豹,melos指四肢。)有個研究認為,病因可能是原子彈的放射性塵埃。另有一種觀點認為是一種病毒在作怪。

很多患此症的孩子除了缺少四肢,還有其他缺陷。要麼沒有耳朵、要麼耳朵畸形;心臟、腸道以及其他器官要麼形態不完整、要麼功能不健全。有一些嬰兒夭折了,一位目擊者寫道,“死去的嬰兒是幸運的”。

隨後,在1961年11月,兩個互不相識、獨立工作的醫生——一位德國的兒科醫生和一位澳大利亞的產科醫生,把海豹肢症同反應停聯絡在了一起。緊接著,人們確認,這種藥物確實是導致這些嬰兒產生畸形的罪魁禍首。

澳大利亞相關部門迅速採取行動,在人們知曉這種聯絡的同一個月,相關部門就勒令反應停從市場上下架。聯邦德國和英國在一個月之後,即12月,才下達禁令。但是又過了兩個月之後的1962年2月,美國才撤銷該藥物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申請。令人費解的是,加拿大直到3月,才停止對該藥物的銷售,比澳大利亞晚了4個月。與此同時,更多的人,包括懷孕的婦女繼續服用了該藥4個月。

西莉亞和安德魯經常討論此事。他們透過報紙和科學期刊,一直關注著這件駭人聽聞的事件的進展。

一次晚餐時,西莉亞說:“哎,安德魯,我真慶幸,懷孕期間你什麼藥都不許我吃!”幾分鐘之前,她還充滿愛意和感激之情地看過他們那兩個健康、正常的孩子。“我本來想吃點兒反應停的,我聽說一些醫生的妻子也吃了。”

安德魯輕聲說:“我自己就有一些反應停。”

“你有?”

“一個新藥推銷員給了我一些樣品。”

西莉亞震驚了:“你沒有用它們吧?”

安德魯搖搖頭:“我真想說我對這種藥有點兒懷疑,但是我並未懷疑,我只是忘記它們放在哪兒了。”

“現在這些樣品在哪兒?”

“今天我才想起它們來,我把它們翻找出來,有幾百片。我記得在哪裡讀過一篇報道,說有250多萬片藥片被分發給了美國的醫生。我把我的那些藥扔到廁所裡沖走了。”

“感謝上帝。”

“我也感謝。”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陸續湧現出很多關於反應停的報道。據估計,在20多個國家,有兩萬多名畸形嬰兒出生,但是確切的資料,永遠沒有人知道。

在美國,患海豹肢症的嬰兒數量很少——估計有18或19例,因為這種藥物從來沒被批准廣泛使用。如果它透過了審批,那麼沒有胳膊或腿的美國嬰兒的數量,很可能會達到1萬。

1962年6月的一個星期天,安德魯舒服地待在家中的書房裡,他面前攤著一份報紙,他這樣對西莉亞說道:“我想我們都欠凱爾西女士一份人情。”

“凱爾西”即弗朗西絲·凱爾西博士,她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藥物部門的一個官員,儘管製藥公司因為急於在市場上推廣反應停,給她施加了極大的壓力,但她還是用官僚方式拖延著。現在,隨著凱爾西博士聲稱她一直在用科學的理由懷疑這種藥物的安全性,她成了全國英雄。肯尼迪總統授予她傑出服務總統金質獎章——這是國家公民的最高榮譽。

“事實表明,”西莉亞說,“她做的是正確的。我也覺得我們得表示感謝,但是,還有一些人說,她得到這個獎章是因為她什麼事也不做,她只是遲遲不做決定。對於官僚階層來說,這永遠是安全的。但現在,她卻聲稱她是因為有先見之明,而不是實際上的官僚做派。同時,也有人擔心肯尼迪總統的行為意味著在將來,那些想獲得獎章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官員會拖延審批進度,這樣人們真正需要的好藥也會遲遲用不上。”

“你要明白的是,”安德魯說,“政治家都是投機取巧者,肯尼迪亦不例外,基福弗也同樣。他們兩人都是在利用反應停的公眾關注度來謀取自己的利益。不過,公眾也一樣,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法律,不管反應停在其他方面怎麼樣,西莉亞,它確實恐怖地表明瞭你們的行業不能夠管束自身,而且有一部分已經腐壞了。”

大量的新聞報道促使安德魯發出這樣的評論。在對與沙利度胺事件相關的幾家醫藥公司進行調查之後,報紙幾乎每天都會披露出一些真相,裡面包含了欺騙、狠毒、貪婪、掩飾、無能等。

西莉亞憂傷地說:“我真想和你辯論,但是任何一個精神正常的人都不會反駁你。”

令人詫異的是,雖然事先有政治陰謀,但一些好的法案最後還是出臺了。在肯尼迪總統於1962年10月簽字後它們成了法律。儘管新法律並不完美,有些條款後來還使一些非常有用的新藥不能到達急需使用者的手中,但新法律總算給消費者提供了“前沙利度胺時代”(B.T.)所沒有的防護措施。

同年10月,西莉亞聽說,菲爾丁–羅斯的總經理兼執行長伊萊·坎珀當已經病了好幾個月了,就要不行了。他患上了癌症。

西莉亞聽到這個訊息後沒幾天,霍桑把她叫到辦公室。“伊萊傳信來,說想見你一面。他已經回家休養。我安排好了,明天派車送你過去。”

坎珀當住在莫里斯敦西南8千米以外的肯布林山湖畔。房子坐落在一條漫長車道的盡頭,被樹木和濃密的灌木叢遮蔽,遠遠望去,不太能看清楚。房子大而古老,正面砌牆的粗糙石塊由於日曬雨淋而染上了一層綠色。從外面看,裡面似乎很暗。走進去,也的確昏暗。

一位彎腰駝背的老管家把西莉亞領進一間裝飾豪華、擺滿古老傢俱的客廳裡,請她等一會兒。房子裡悄無聲息,死氣沉沉。西莉亞想,這或許是因為伊萊·坎珀當一個人生活的緣故,她知道這位總經理已經鰥居多年。

過了幾分鐘,一位穿著制服的護士出現了。她年輕漂亮而又活潑,與周圍的一切形成鮮明對照。“請跟我來,喬丹太太。坎珀當先生正等著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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