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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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日子真是不尋常啊。今天，是我七十七歲的生日。早上，我突發奇想，決定最後一次參訪位於蘭貝斯的皇家軍事博物館文庫。這頗合我奇特的心境。文庫的閱覽室處於這座大廈的穹頂中，以前是皇家伯利恆醫院——舊時的貝德蘭姆瘋人院——的附屬教堂。曾幾何時，精神失常者來此殷殷祈禱，而今學者們齊聚一堂，探討因戰爭而引發的集體精神錯亂。家裡派來接我的車要在午飯後才到，所以，我想我得散散心，最後一次校對細枝末節，先與文獻保管員說聲再見，然後和在這嚴冬似的幾個星期裡一直陪同我跑上跑下的搬運工道別；我還打算把十多封老納特先生寫給我的長信捐獻給檔案館。我想，讓自己裝成繁忙的樣子度過一兩個小時，而後手忙腳亂地料理家務來打發這段時間，就算是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了。昨天下午，在同樣的心境下，我在書房裡忙碌著。現在，草稿整理好了，標註了日期，影印好的資料貼好了標籤，借的書也準備好歸還了，一切已經就緒。我向來喜歡乾脆利索。

天又冷又溼，我覺得坐公交車實在太麻煩，於是我就在攝政王園林乘上了計程車。在駛往倫敦市中心漫長而緩慢的旅途中，我想起了瘋人院裡那些可悲的病人，他們曾被公眾取樂。一想到不久我也要加入他們的行列，我不禁自憐起來。掃描的結果已經出來，所以，昨天早上，我就去看醫生了，狀況不太好。我一坐下，醫生就這麼告訴我。我頭痛，太陽穴感覺緊繃繃的，病因特殊，非常詭秘。他指出在掃描的區域內有粒狀汙點。我發現他手中的鉛筆在顫動，我猜想是否他也同樣在經受神經紊亂的折磨。心想能有助於治病，我倒希望他真是如此。他說我正在患微弱而幾乎覺察不出的中風，病程比較慢，但我的頭腦，我的心智，將逐漸崩塌。折磨我們一切人的記憶衰退會更加明顯，更讓人感到衰老，直到最後我毫無意識，因為那時我將失去對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一週中的日子、早上的事情或者甚至十分鐘之前的事情都將超出我的理解範圍。我的電話號碼、我的地址、我的姓名以及我一生的所為都將化為烏有。再過兩年、三年或四年，我將認不出我現有的老朋友。清晨起來的時候，我將意識不到我在自己的房間。不久，我將不能自理，因為我需要終身護理。

醫生告訴我，我患的是血管原發型痴呆，這倒有一點令人欣慰。他必定多次提到過，崩潰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況且，它也沒有早老性痴呆病那麼糟糕。早老性痴呆病會引起性情劇變並有攻擊傾向。如果幸運的話，我的病有可能會是良性的呢。我不太可能不高興——我，一個頭腦混沌、古怪嘮叨的老太婆，坐在椅子上，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期望。是我自己要他給我說實話的，所以我也沒什麼可埋怨的。這會兒，他急於催我出去，因為還有十二個人在候診室焦急地等待。總之，當他幫我套上外套時，他概括出了一張路線圖：失憶、短期和長期的詞語的消失——普通名詞可能最先不辭而別——然後是語言本身，還有平衡能力，緊接著，整個運動控制系統，最後是自動神經系統，全都和我一一永別了。一路平安！

起初，我並沒有悲傷。相反，我倒有點得意洋洋，想急忙把這訊息告訴給我最親密的朋友。我花了一個小時打電話，來發布這條爆炸性新聞。也許我正在失去自控。這顯然太重要了。整個下午我在書房裡慢條斯理地勞碌，等我完工時，書架已新增了六箱檔案。史蒂拉和約翰晚上過來看我。我們點了幾道中國菜，他們倆對盅碰杯，喝了兩瓶摩根酒，而我喝綠茶。聽了我對未來的描述，我這兩位可愛的好朋友都不知所措。他們都已是六旬老人，開始自欺欺人地認為七十七歲還仍舊年輕。今天，在寒冷的冬雨中，我乘著計程車緩緩穿越倫敦時，我別無思緒。我告訴自己，我要發瘋了。別讓我發瘋。可是我又覺得，騙不了自己。也許我只不過是現代診斷學的犧牲品。在另一個世紀，也許人們會說我老了，所以大腦退化了。我還能指望什麼呢？我不過是在彌留之際，漸漸地，我是凡事不知，凡事不曉了。

計程車穿過布盧姆斯伯裡后街，經過我父親再婚後住過的房子，經過五十年代這十年中生活和工作過的地下公寓。過了一定年齡的人在穿行整個城市時會思緒萬千。故人曾落腳過的地方堆積如山。我們橫穿過廣場，在那兒，利昂英雄豪邁地照顧著他的妻子，然後以驚人的至誠撫養他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某一天，我也會令某一位在疾駛的計程車中的乘客浮想聯翩。我們沿攝政王園林的內環線抄近路離去。

車行駛在橫跨大河的滑鐵盧大橋上。為了領略城市風光，我身體前傾，斜坐在椅子邊緣。轉過頭一看，順流而下看到聖保羅大教堂；逆流而上，跳入眼簾的是大本鐘。它們兩者之間，倫敦風光歷歷在目，一覽無遺。我頓感自己身體舒適，精神爽朗，只是稍微有些頭痛，略感疲憊。儘管形枯容槁，我仍覺得自己風采依舊。年輕人很難體會到這一點，我很難向他們解釋。我們可能看起來像爬行動物，但我們並不是異類。然而，再過一兩年，我就沒有資格作這一番熟悉的斷言了。人一旦病入膏肓，精神錯亂，就成了異類，成了一群劣種。誰也休想說服我。

橋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機破口大罵，我們被迫繞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廳。當我們轉過圓盤，向蘭貝斯區駛去時，我一眼瞥見了聖湯姆斯醫院。它經歷過1940年德國閃電式空襲——感謝上帝，我當時不在——後來重造的建築和鐘樓簡直是民族的恥辱。在此期間，我在三家醫院工作過：艾爾德海醫院、皇家東薩塞克斯醫院和聖湯姆斯醫院。我將它們融合在描述中，將自己所有的經歷集中在一地。這樣做確乎扭曲了事實，但這純然是為了方便起見，其實它是我對真實性的最小的冒犯。

雨下得小了，司機利索地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把車從路中央駛向博物館正大門。我只顧著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鎊鈔票，撐開雨傘，卻渾然不覺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車，直到計程車駛離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輛羅爾斯羅伊斯轎車。片刻間，我以為它無人照管。其實，司機就坐在方向盤後面，只因為他個子矮小，幾乎看不到他。我還不能確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個驚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著一輛沒有駕駛員的羅爾斯轎車，我就會想起馬歇爾夫婦。這已是多年的習慣了。他們經常在我的腦海中閃現，但並沒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漣漪。我已習以為常。他們依然時不時地出現在報紙上，報紙上刊登他們設立的基金會及其在醫學研究中的傑出成就，或者他們向倫敦泰特陳列館捐獻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農業研究專案提供慷慨的資金，還有她舉行的盛大聚會，他們向全國性報紙發起的聲勢浩大的反誹謗活動。因此，當我向博物館前那對巨型姐妹炮走去時，我的腦海中掠過馬歇爾勳爵和勳爵夫人，這並不異乎尋常，可是看到他們走下臺階向我走來，這著實令我吃了一驚。

歡送會由一批博物館官員——我認出了其中的館長——和一名專職攝影師構成。兩名年輕人為馬歇爾夫婦撐傘，他們在柱子旁拾級而下。我猶豫不決，不由得放慢腳步，但沒有駐足停步，招人眼目。人們在握手道別，馬歇爾勳爵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引得眾人哈哈大笑。他拄著一根柺棍，在我眼裡，這根漆棍好像已經變成某種典型標誌。他們夫婦和館長擺好照相的姿勢，然後在撐著傘的年輕隨從的陪伴下離去。博物館的官員們仍然停留在臺階上。我想看看馬歇爾夫婦到底會走哪條路，這樣我就不會與他們迎面相逢。他們向左邊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隨他們而去。

在升起的炮管和水泥炮臺的掩護下，再加上雨傘傾斜著，我隱而未見，但我卻依然能清楚地看見他們。他們默默地走過。人們從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儘管他臉上有了褐黃斑和略帶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軒昂的富豪氣質依然猶存，雖然已不如從前。歲月皺縮了他的臉，一點點奪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縮小了，骨質也疏鬆了。他步伐有些蹣跚，走路有些遲緩，但對於一個八十八歲的老人來講已經是很不錯了。這是一目瞭然的。可是他的手卻緊緊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這根柺杖也不僅僅是用來裝潢門面的。他對世界的善行經常被人傳頌，也許他已花了一生的時間痛改前非。或者說，他毫不猶豫地闊步向前，過著永遠屬於他自己的生活。

至於我那養尊處優、抽菸成癮的表姐羅拉，如今依舊活像一條賽狗，身材瘦溜，松身鶴骨，依然忠心耿耿。以前誰會想到這樣呢？正如他們常說的，她的日子過得好著呢。聽起來也許酸溜溜的，可當我望著她時，我的腦海中確乎閃過這一念頭。她身著貂皮外衣，戴著鮮紅的寬邊淺頂軟呢帽。粗獷而不俗麗。近八十高齡還穿一雙高跟鞋，步伐矯健，走在路上像少婦一樣咚咚作響，一點也看不出她抽菸的跡象。其實，她身上有股鄉村健身所所特有的氣息。她在室內鍛鍊。如今，她比她丈夫還要高。她精力充沛，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她還有點滑稽——我是不是在撈救命稻草？她濃妝豔抹，朱唇厚粉。在這一方面，我一直是清教徒似的樸素，所以我自以為我的話並不可信。我認為她骨瘦如柴，黑黑的外衣，火紅的嘴唇，分明是一個反派角色；她手持菸斗，腋下夾了只巴兒狗，活脫脫一副Cruella De Vil的風姿。

頃刻間，我們擦肩而過。我繼續攀上臺階，然後在三角牆下停住腳步，在這裡避雨。我看著人群向車走去。人們扶著他先上車。我看得出他是多麼的虛弱。他不能彎腰，也無法單腳點地。他們只好把他抬到座位上。車子另一邊的門已為羅拉開啟，她身子一曲，極為敏捷地鑽了進去，我看著羅爾斯轎車漸漸駛去，融入了車流。我走進館內。看到他們，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儘量不去想它，不去感受它。今天已夠我忙的了。我去寄存處存了包，興致勃勃地與工作人員互道早安，這時候我還在想羅拉健康的身體。這博物館有條規定，每個人必須乘電梯去閱覽室。就我而言，電梯空間狹窄，閒聊是少不了的。當我說天氣太惡劣了，不過週末定會好轉時，我情不自禁地想著剛才在外面與馬歇爾夫婦的邂逅。這次邂逅事關健康這一根本問題：也許我會比保羅·馬歇爾長命，但羅拉肯定比我長命。這一情形的後果是很清楚的。多年來我們一直都有這個問題。正如我的編輯所言，出版與訴訟是同義詞。但現在我幾乎不能面對這一事實。我不想操心的事情已經夠多了。我到這兒是來忙碌的嘛。

我與資料保管員聊了一會兒。我把一捆耐特爾先生寫給我的關於敦刻爾克大潰退的信函交給了他——他萬分感謝地收下了。這些信將與我所贈送的其他資料儲存在一起。保管員給我找到了一位遠端救援直升機的空軍老上校，他是一位熱心助人的業餘歷史學家。他已讀過我列印稿中相關的記載，並把他的建議傳真了過來。感謝上帝，他的建議尖銳卻很有裨益。我聚精會神地讀了起來。

“英軍士兵在發‘快步走’的命令時絕對不（‘不’下面劃了兩道橫線）會說‘On the double’，只有美國士兵才會這樣說。正確的用法是‘At the double’。”

我喜歡這些雕蟲小技，他用點彩派畫家的手筆接近逼真，他那防微杜漸給人帶來極大的滿足。

“沒有一個人會說‘二十五磅重的炮’，要麼說‘二十五磅重的炮彈’，要麼說‘二十五磅重的炮彈的炮’。你的用法聽上去稀奇古怪的，不是皇家炮兵的人都會這樣覺得。我們就像搜尋隊的警察，赴湯蹈火，匍匐向著真理挺進。”

“你給皇家空軍小夥子戴貝雷帽。我卻不以為然。除坦克兵外，1940年連陸軍還沒有貝雷帽呢。我認為你最好給他戴軍便帽。”

最後，上校流露出了對我的性別不耐煩的態度。他在信的開端稱呼我為“塔利斯小姐”。不管怎麼樣，我們這類人染指這些事幹什麼呢？

“女士（在其下面劃了三道線）——一架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不可能攜帶‘單個千噸的炸彈’。你知不知道一艘海軍護衛艦也沒那麼重嗎？建議你再作查證。”

只是一個列印錯誤。我原來是想打“磅”的。我把這些訂正一一記錄了下來，並給上校寫了一封感謝信。我按順序整理好資料，並付清影印的費用，把一直都在用的書還到了前臺，然後扔掉了零星的紙碎片。工作地方清理了我的一切痕跡。和保管員道別時，我得知馬歇爾基金會將資助博物館。我與其他工作人員握手道別，我允諾在以後鳴謝整個部門的幫助。隨後，他們叫來了一名勤雜工送我下樓，管寄存的小女孩友好地幫我叫來了計程車，一個年少的門衛幫我拎包，並一直送到了人行道。

往北開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上校的信，或更確切地說，我在思量這些細小的修改給我帶來的樂趣。如果我真的非常關注事實，那我原本應寫一本迥然不同的書。可事已至此，書已經定稿了。當我們駛入奧爾德威治地下的老電車隧道時，我不由得這樣想道。然後我恍恍惚惚睡著了。我被司機叫醒時，車已停在攝政王公園我家公寓的外面。

我把從文庫中帶回的書歸好類，做了一塊三明治，然後把衣服裝進一個短途旅行箱。我在一間間熟悉的房間裡來回穿梭，我明白自立的歲月即將終止。我的桌子上有一張框好的相片，那是我丈夫塞利在去世的兩年前在馬賽拍攝的。也許，有那麼一天，我會不停地問他是何人。我磨磨蹭蹭地挑選一件生日宴會穿的衣服，以此來安慰自己。這一過程的確讓人有回春之感。我比一年以前瘦了許多。當我的手指在架子上摸索時，我竟把診斷忘到了九霄雲外，達數分鐘之久。我決定穿一件鴿灰色開司米羊毛襯衣式連衣裙。接下來一切就容易了：白色緞巾襯上艾米莉的浮雕胸針，配上漆革船形淺幫鞋——當然是低跟的——再披上黑色的披肩。我合上箱子，把它拎到門廳。箱子顯得那麼輕，我著實感到很詫異。

我的秘書明天會在我回來之前到這兒來。我留了張便條，上面開列了我要她做的事情，爾後我拿了一本書，沏了一杯茶，坐在一張靠窗的扶手椅上。窗外是公園。一直以來，我都會把那些讓人真正心煩的事情封存起來，不去想它們。但我過於興奮，連書也看不進。嚮往已久的是去一趟鄉村，與家人共進晚餐，在那裡重續家庭的紐帶。可是，我和一位醫生進行一次典型的訪談。我應該感到沮喪。套用一句時尚的話來說，我是否已眾叛親離了呢？想也無濟於事。再過半個小時，車子才能到。我有點忐忑不安起來。我站起身，在房間裡來來回回了好幾趟。如果坐得太久，我的膝蓋就會痠痛。我念念不忘羅拉，她那張濃妝豔抹但看上去有些憔悴的老面龐，不掛一絲笑容，她穿著讓人看著感到危險的高跟鞋大步向前；她風風火火，敏捷地鑽進羅爾斯轎車中，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裡縈繞。當我在壁爐和低靠背長沙發間的地毯上舉步行走時，我難道是在與她一試高低？我向來認為上層社會豪奢的生活加上香菸會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們五十多歲時，我就那麼認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卻煥發出一種如飢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總比我搶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終卻要比她先行一步，儘管她會活到100歲的。我無法在有生之年公之與眾。

這輛羅爾斯轎車肯定影響了我的情緒，因為晚來了十五分鐘，令我大失所望。諸如此類的事情通常不會擾亂我的心情。這是一部滿面塵土的小型計程車，後座蓋著斑馬條紋的尼龍人造毛。不過司機邁克爾倒是一位性格爽朗的西印度群島小夥子。他幫我提箱子，還客氣地替我把前排座位推移到了前面。我忍受不了我腦後支架上的揚聲器中傳來的吵鬧的音樂聲，他有些懊惱，但很快鎮定了下來。此後，我們一路上相處不錯，並且談起了各自的家庭。他從不知道父親是誰，母親是米德爾塞克斯郡醫院的醫生，他自己從萊斯特大學法律專業畢業，現在打算去倫敦經濟學院撰寫關於第三世界法律和貧困問題的博士論文。在我們從陰沉沉的西線行駛出倫敦的時候，他給我講述了論文的概要：沒有財產法，就沒有資本，也就沒有財富。

“律師在大發宏論呢，”我說，“你是在為自己兜攬生意。”

他禮貌地笑了笑，儘管他肯定覺得我傻里傻氣的。這年頭，想透過交談、衣著或對於音樂的品位來推斷人們的受教育水平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把任何一個你所遇見的人當成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

二十分鐘後，我們沒話可說了。當車到達高速公路時，引擎一直嗡嗡作響。這時我又睡著了，醒來時已到了鄉間公路，感到額頭繃緊地疼痛。我從手提包裡取出了三片阿司匹林，嚼碎後硬著頭皮吞了下去。我頭腦，我記憶中的哪一部分在我睡覺時稍稍打擊了我？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就在那時，就在那輛微型小車的後座上，我第一次嚐到了絕望的滋味。用惶恐這個詞可能太重，也許有那麼一點幽閉恐怖症，也就是在衰敗的過程中頓感一籌莫展，不見天日，畏畏縮縮。我拍了拍邁克爾的肩膀，要他放音樂。他以為我心地寬厚在遷就他，因為我們已快到目的地了，因此，他一口拒絕了，但我執意要他放，就這樣，重重的貝斯撥絃的聲音又響了起來，與此同時傳來了一陣輕柔的男中音，它伴著童謠節奏，用加勒比海方言吟唱。時而又唱起操場上跳繩的叮噹聲，歌聲幫了我大忙，給了我樂趣。儘管這曲調聽起來充滿了稚氣，但我覺得它在宣洩某種可怖的情感。我沒有要他翻譯。

當我們拐入帝爾尼賓館時，音樂還在演奏。自從上次來這兒參加艾米莉的葬禮後，已經有二十五年過去了。我首先發現公園的樹不見了，我想大榆樹恐怕遭受了病蟲害，剩下的櫟樹也為高爾夫球場讓道了。我們減慢了速度，讓高爾夫球員和球童穿行。我禁不住把他們視為逾矩者。格蕾絲·特納的舊平房周圍的樹林仍然還在。車子駛過最後一片山毛櫸，大宅就映入眼簾。沒什麼可以懷戀的——這兒一直以來就是個醜陋的地方。但從遠處看，它的外表突兀而沒有遮攔。也許是為了保護牆面的緣故吧，常春藤被清得一乾二淨，它本可使正面深紅顏色變得柔和。我們很快到達了第一座橋。我發現湖泊已不復存在。我們站在橋上，懸吊在一片茵茵草地的上方，正如你有時候在舊城壕中所見的情景。假如你不知道它往昔的風姿，你就會覺得它本身並不那麼令人感到不舒服。過去，這裡有莎草、鴨子和大鯉魚，兩個徒步旅行人在島上的廟宇旁烤魚，然後盡情地美餐了一頓。這一切也已成過眼煙雲。如今，在那裡放著一條長木凳和一隻垃圾簍子。當然，小島也已不是以前的小島，今天的它已成了一長溜土墩，覆蓋著平整的綠草，就像一座巨大的古冢、杜鵑和其他灌木叢生蔓滋。還有一石徑，蜿蜒曲折，路邊零零散散立著許多長凳和圓球形花園專用的路燈。我無暇猜測我在哪裡坐下來安慰過年輕的羅拉·馬歇爾女士，因為我們已經越過了第二座橋，並且慢慢駛進用柏油鋪就的停車場。停車場足有房子那麼大。

邁克爾幫我把箱子提到舊大廳的接待處。他們多此一舉，把針形凸紋地毯鋪在黑白相間的瓷磚地板上，真是異想天開。維瓦爾第的一曲《四季》正從隱蔽著的揚聲器中發出汩汩之聲。我覺得背景音樂總是那麼令人厭煩，不過我從來都不在乎。高雅的花梨木書桌上放著一臺電腦和一瓶花，兩件盔甲威武地守候在兩旁。一對交叉的戟和一件盾形紋罩嵌貼在鑲板上，上方懸掛著一幅畫像，它原來掛在餐廳裡的，我祖父用它來表示我們光輝的家族史。我給了邁克爾小費，並衷心祝願他一帆風順，寫好有關財產權和貧乏的博士論文。同時我還試圖想撤回自己對律師所作的愚蠢評論。他祝我生日快樂，握了握我的手——他握得多麼輕軟，多麼謙遜啊！然後他走了。桌後一位滿臉莊重、身著職業裝的小姐給了我鑰匙，並告訴我以前的藏書室已被預定，供晚會專用。已經到的幾位客人已出去散步了。酒會定在六點開始。搬運工會幫我把旅行箱拎上樓的。有電梯可供我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