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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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洛杉磯陽光燦爛，但這卻無法驅散我心中的陰霾。

我正站在法院臺階上時，我的繼母諾瑪·克魯格和她的情夫魯斯·泰森從樓裡一前一後走了出來。

在擠滿旁聽者和記者的法庭，陪審團作出了驚人的判決——“無罪！”這讓我感到異常的震驚和憤怒，不顧人們詫異的眼神向法官怒吼，最後被兩名法警架了出來，法官說念在我失去父親過於悲痛而免除對於我擾亂法庭的處罰。但是我知道我父親是被他們謀殺的。洛杉磯的空氣雖然被汙染得很厲害，但是，不公正的判決更讓人難受。我覺得心裡好像有一團火在燃燒，卻無處釋放。

諾瑪穿著一件樸素的藍色上衣，衣領是白色的，這使她顯得很端莊，她故意在臺階上停下腳。一群吵吵嚷嚷的記者和跑來跑去的攝影師圍著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用勝利的眼光打量著眼前的城市。這讓我心中的怒火燃燒的更為厲害，我真恨不得衝上前去殺了她，但我知道我不能這麼做。

我父親魯道夫·克魯格被謀殺時，已經六十五歲了，可諾瑪才三十六歲。她身材苗條，全身散發著性感的氣息，她甚至有時候會有意無意的在我面前搔首弄姿，可是，在審判期間，她總是輕聲細語，像個端莊的淑女，贏得了由男性組成的陪審團的好感。

她有一頭閃亮的褐發，五官精緻細膩。尤其是她的嘴唇，富於表情，可以作出各種各樣的微笑，那是她臉上唯一笑的部位，因為她的藍眼睛總是冷冰冰的，只要你仔細觀察她就會發現這一點。她光潔白皙的下巴高傲的向前伸著，給人一種距離感。

諾瑪轉過臉，甜蜜的笑容高深莫測。然後她快步走下臺階。

泰森像個寵物一樣，馴順地跟在她身後，他也被同一個陪審團宣佈無罪釋放。

諾瑪走到我身邊時，猶豫了一下然後停了下來。雖然她和泰森被捕後，我們就沒有說過一句話，但她清楚地知道我痛恨她。我無數次地用沉默、用我的眼神告訴了她這一點，所以她的猶豫並不奇怪。

“祝賀你，諾瑪，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我嘲諷地說道。

她飛快地看了看記者們期待的臉，然後很謹慎的一字一句的回答到：“謝謝，卡爾，”然後露出一個標準式的微笑“還能見到你，這真是太好了。當然，我非常相信我們的司法系統。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審判結果。”她挑釁式地回答道。

“諾瑪，我不是為審判結果而祝賀你。你非常聰明——而且到目前為止，非常幸運。”

“到目前為止？”她稍稍轉過頭，這樣記者們就只能看到她的側面，她悄悄地衝我咧嘴一笑，是那種勝券在握的輕蔑的笑，這與她這幾天做出的淑女姿態一點都不相符。“比賽結束時，輸的人哭，贏的人笑，”她低聲對我說。

那一刻，我真想一拳打在她傲慢伸出的下巴上。

“克魯格先生，”一位攝影師喊道，“你願意和你繼母合個影嗎？”這些該死的記者總是想製造話題。

“當然願意，”我回答說，“不過我需要一個道具。你有一把鋒利的長刀嗎？”那個攝影師顯然沒有料到我會如此直白的表達我的憤怒，愣在一旁不知該如何作答。

在一陣緊張的沉默後，諾瑪表演似地說：“親愛的卡爾，你受刺激太大，有點偏執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認為這是很自然的，我一點也不責怪你。”她停了一下。“啊，親愛的，我們還會見面的，對嗎？”說這段話時她的頭是偏向記者那側的，很明顯她並不是說給我聽的，那之後我聽到了一連串拍照的聲音。

“我想你無法避開我，因為除非你搬出去，否則我們將住在同一棟房子裡。”

諾瑪猛地閉上嘴，扭過臉。我凝視著她的後腦勺，幾乎可以看到她腦子裡的機器突然停了下來，顯然她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從此以後那棟大房子裡將只剩下我們兩個人，當然或許還有她的情婦。

“克魯格太太，”一個身材像男人一樣粗壯的女記者問道，“你準備在不久的將來與魯斯·泰森結婚嗎？”

諾瑪的頭轉向泰森。她打量著他，那眼神像看著一個玩具版，充滿輕視的意味。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魯斯·泰森幾乎和我一樣大，比諾瑪小三歲。他一頭褐發，臉胖胖的，眼睛是棕色的，嘴很大，像只馴順的小狗，正咧著嘴傻笑。

諾瑪轉向那個像男人一樣的女記者，謹慎地回答說：“在目前情況下，談婚論嫁可太不合適了，畢竟我的丈夫剛剛去世，所以對不起——無可奉告。”

說完，她得意洋洋地走開了，泰森跟在她後面，那些記者圍在她兩邊。

我一直注視著他們直到他倆分別乘計程車離開，為了排解我的憤怒，我跑到最近的一家酒吧。我喝了四杯馬提尼酒，腦袋卻越來越清晰，我想找出線索，進行報復，因為我知道現在除了我自己沒有誰能夠幫我了。

審判持續了六個多星期，等待於我像噩夢一般。泰森的有罪與否，是諾瑪自己自由的關鍵，所以她請麥克斯韋爾·戴維斯為他辯護。這位出色的律師把許多殺人犯送回了社會，在這方面無人能與他相比。他曾經誇口說，一個人就是在刑偵科辦公室槍殺了他自己的母親，他也能讓他無罪釋放。當然社會上對他褒貶不一，可是這並不影響泰森無罪釋放。

這件案子是很清楚的，清楚到任何一個法學院的學生都能把諾瑪和她的情夫釘到正義的十字架上。

我父親是電影界的名人，也許是老一代中最了不起的製片人兼導演，雖然他現在的事業並不順利，但這並不影響他的知名度。他在自己家的客廳被槍殺，從表面看，像是在偷竊過程中發生的。警方認為，偷竊是我繼母和泰森故意設計的，目的是為了掩蓋謀殺。

原告堅持認為，諾瑪去我們在箭湖的別墅，是為了給自己製造不在場證據。。當她在那裡熱情招待她的幾位不在場證人時，泰森殘忍地槍殺了我父親，搶走他的錢包、鑽石戒指和其他值錢的東西，故意推倒桌子，打破電燈，搞亂抽屜，然後逃之夭夭。

警方對這一點一直持懷疑態度，顯然，魯道夫·克魯格正坐在椅子上閱讀。第一顆子彈是近距離從他的腦後射進去的，當他向前倒下時，第二顆子彈射出，打斷了他的背脊。

既然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謀殺，為什麼又要推翻桌子，打破電燈，偽裝成一次打鬥呢？他明明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了，還有一個小偷，除非被逼得走投無路，否則是不會出手殺人的。這太不可能了。

另外小偷一般不攜帶槍支。再說，即使他帶槍的話，他會攜帶一支笨重的、長管德國手槍嗎？從射出的子彈看，小偷用的就是這種手槍。我父親剛好有一支這樣的手槍，這是巧合嗎？這手槍不見了，這又是巧合嗎？

顯然警方並不這麼認為。經過細緻的調查，他們挖出了泰森，透過泰森，又順藤摸瓜，找到諾瑪。他們在泰森的公寓的垃圾箱裡，發現了一張諾瑪寫給泰森的殘破的便條。便條沒有提到具體的事，但它提到“……在我們討論過的重要的時刻”，諾瑪希望自己在箭湖。這一切已經很明白了不是嗎？

最後警方，在推倒的一張桌子上，提取出泰森的指紋，另外，在謀殺前一個小時，有人在靠近現場的地方看到過他。這一切證據都指向了泰森和馬諾兩個人，如果不是那能夠顛倒黑白的麥克斯韋爾·戴維斯的話，現在他們兩個應該已經在監獄裡了。

戴維斯輕蔑地指出警方證據的漏洞。泰森的指紋當然會在客廳桌子上，作為家庭的證券經紀人，他經常因事到那裡。即使他主要是來看諾瑪，那也並不意味著他就是兇手。陪審團應該記住，被告受審不是因為通姦。

至於那支德國手槍，也許小偷是在書房的抽屜裡發現它的，在殺人後把它帶走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它在哪兒呢？警方能把它拿出來嗎？警方能證明我父親是被他自己的槍射殺的嗎？

至於便條，戴維斯說，它的內容太含混了，不能當作策劃犯罪的證據。不管怎麼說，它都沒有暗示任何邪惡的內容。魯道夫·克魯格變得越來越猜疑，他去歐洲時，甚至僱了一名偵探監視諾瑪。諾瑪知道此事，所以她想在她丈夫回家時到箭湖，因為她知道偵探會報告她和泰森的婚外情，她感到害怕。這就是她在便條中所說的“重要的時刻”。不得不說戴維斯這一席話很有分量，直到陪審團宣佈他倆無罪的時候，我才緩過神來，並因為擾亂法庭秩序而被帶出場。

但是可想而知，這事牽涉到大筆金錢。如果陪審團判定諾瑪有罪，她將失去繼承我父親財產的權利，那筆錢就會歸我了。這才是讓我真正氣憤的地方。

我父親把他的一部分證券、比弗利山大廈一半的產權以及別的一些財產留給了我，但是，他大部分的錢只是由我代為保管，那些錢的利息歸諾瑪所有。只有她被定罪或死亡，那些錢才能歸我所有。

我父親賺了一筆錢，因為他是一個精明的投資者，從來不亂花錢。那筆錢總共有七百萬元，貪婪的諾瑪“僅僅”得到一百萬元的現金。

但是，不管從哪方面來看，六百萬元每年的利息也是驚人的。他足夠一個二十口的大家庭至少十年的開銷了。

我父親沒有把他的錢全部留給我，對此我不應該有怨言，因為在他資助的幾次商業活動中，我都大敗虧輸，我承認我沒有繼承他精明的頭腦，但是，我畢竟是他的血肉，那些錢應該屬於我！他居然更相信那個詭詐殘忍的諾瑪，而不相信他自己的兒子，這真讓我難以接受。

我父親跟諾瑪結婚時，我母親已經去世很多年了。諾瑪在我父親投資的一部低成本電影中，擔任一個小角色。她是一個糟糕的演員，她最出色的表演是在審判她的法庭的證人席上，當然還有在我父親的面前，否則就憑她怎麼可能跨進魯道夫家族的大門。

諾瑪很有魅力，而且非常善於討好別人。她很會捕捉機會，她看到，當新一代電影界拒絕接受我父親時，他受到了巨大的打擊。

我父親非常固執，不肯緊跟時代潮流，那些曾經對他讚不絕口的電影界巨頭，現在毫不留情地拋棄了他。

在公開場合，諾瑪對我父親表現出很大的興趣。私下裡，她假裝崇拜他，稱他為被遺忘的天才，她會連續幾小時和他一起坐在他那古老的大廈中，觀看過去他製作並導演的影片。

諾瑪為了錢才跟魯道夫·克魯格結婚的，而他則是因為她讓他恢復了自信心。這看起來是一個各取所需的完美的組合，但是卻最終讓我父親失去了生命。

我父親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他非常古板。生硬。雖然他身材高大，但長得並不好看。他是個禿頭，有一對大招風耳朵，臉上經常是毫無表情。

他的確有輕鬆快樂的一面，但這已經和他的聲譽一樣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