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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說：“皮通是走了。我童年時代的重要人物。”
這是作家艾倫，一個有童年的人，敏感的人。我理解作家的這種想法，因為我初到英國時便是如此。放在那時我會羨慕艾倫所擁有的寫作素材：我的房東、莊園、生活環境以及對此的深刻了解，還有那些我偶爾會碰上他的倫敦聚會。但是艾倫對作家這一概念的理解和寫作素材方面的困擾卻一如我當年。
一開始他常暗示自己在寫一本書，暗示人們見到的他，他在莊園或者倫敦聚會上的表現，都只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者甚至是種偽裝。他真實的個性會在他寫的書中得以展現。他的電臺評論和討論，他發表的一些短文也都暗示，他在別處奔忙，他投身於更大的冒險。
但艾倫沒有寫出任何書。沒有小說或者自傳體小說（真實講述，展示華服和小丑般舉止背後的真相）；沒有當代文學評論（他有時會說起）；沒有伊舍伍德①那樣的關於戰後德國的書（他一度談到）。最終，他不再向我暗示他在寫作。但他的言行舉止仍是作家的派頭。
艾倫的作家性情也頗有幾分真實，不比我一九五○年設想自己是作家時的性情更具欺騙性。在那段日子裡，我在寫作中對自己隱藏經歷，對經歷隱藏自己，某種程度上歪曲事實，同時向任何讀出言外之意的人袒露心聲。所以艾倫表現出的所有文學方面的性情，他提及的他在寫的書，他難以面對而將之隱藏的事，這些我都深有體會。
據他說，那本伊舍伍德風格的書暗示他情感生活的失意與痛苦。他和一個年輕的德國男人有感情糾葛，為此他在德國住了一段時間。最初他對我含糊其詞，好像是要試探我對他（半像個小丑）坦白一段感情的反應，試探我對同性戀的態度。也許是我的反應不符合他的預期，也許他改變了主意，又或者當他和我這個異鄉人談起這段不幸的戀情時他對戀情的態度發生了改變，總之他不及細說便放棄了這個話題，之後再提起德國，無非是談政治或文化。
而他的自傳體小說講述的則是他的童年和感性的發展過程。這本書簡直是此類書的綱要。他的願望（我再清楚不過）是告訴世界：“我也見到了這些事情，體驗過這些情緒。”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情，經歷過大家在同類書上描述的背景，除此之外還有他的童年、成長或者家庭生活對他深深的傷害，致使他過著孤獨、動盪、有缺陷的生活。
他的文學態度近似他的生活經驗，一種伴隨“坦率”而來的自我關注（坦率地談論一些受認可的話題——同性戀、自慰和在社會上往上爬），這也許向他自己隱瞞了他本身不完整的原因。在倫敦的聚會上，他過分緊張，著裝驚人又自嘲，對人諂媚，他這副樣子讓我恍惚看到了幾年前的自己。我也隱隱體會到艾倫在那些歡樂的時光之後回到他孤寂的房間，會自我厭惡、憤怒和自卑。我也能理解莊園的孤獨、在破敗的花園裡的散步對他來說（除了文學需要上的投合）何以也是一種治療。擁有“富有的朋友”（因為據西里爾·康諾利②的說法，作家應該結交富有的朋友）是種治癒。他對我說“我給菲利普斯打電話，讓他來車站接我”（因為這是老派的、“大洪水之前”的風格）這樣的話時內心愉悅（而不說“菲利普斯先生”或者“斯坦利”或者“斯坦”）。
宅子本身也是一大原因。它有一幫服務人員，還多少像座大宅那樣運轉。它有一個房間和改過管道的浴室。從後窗看出去（這只是我的猜測）是賞心悅目的花園、河流、河兩岸的草地、遼闊的曠野：一派自然風光，視野中沒有其他房子或者人，令人平靜。對艾倫而言，這應該是一座不讓人緊張的宅子，不需要他去迎合什麼，偽裝什麼。
還有我的房東。對我來說，和他同處一室會有壓迫感，會不由得去注意他的怪癖和做作；於是魅力頓時削減。但他對艾倫而言有文學“素材”的價值，因為他來自一個先前的時代，此外他幾乎是個高高在上的人物。房東剛康復，而他告別的那個世界正是艾倫現在投身其中尋求刺激的世界。在這一點上，我的房東是“過來人”，然而他們的會面不多，時間也不久。我聽菲利普斯先生說過，房東沒有多少耐心聽人說話、和人打交道，他的情緒會突然變得煩躁，甚至當即趕走老朋友。我聽說（據說也是菲利普斯先生所言），艾倫在莊園常一個人吃飯。我腦海中出現的畫面不是一個托盤被送到艾倫的房間，而是天花板上昏暗的燈泡照著一塊類似桌布的舊布，房間散發著舊雪松的黴味和木頭防腐劑的味道。
所以我見到的孤獨是真的孤獨。我住在這裡很久卻不認識房東，如果艾倫覺得這怪異，那我會覺得他願意拜訪房東很奇怪，直到我瞭解了這地方帶給他的慰藉。他給出的理由是：待在對他的童年意義重大的地方，為了他正創作或者構思的小說，也為了親見房東（好寫另一本書）而學習他的語言和舉止，一個優雅時代的舉止，大洪水之前的時代（不是終結於一九一四年的那個時代，根據艾倫的說法，是終結於一九四○年的那個時代），房東這樣的宅子，不僅在社會地位，而且在文學和藝術上都聲名顯赫。
艾倫旁敲側擊地說，他雖然看似閒散，在果園和花園裡閒逛，會隨時拜訪我，但他造訪莊園實則是工作，是他獲取大量“筆記”的方式。有時他會透露“筆記”內容。有一次房東說：“你吃不吃麵包？我讓菲利普斯用加熱碟給你拿一點來？”艾倫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就和笑皮通喝粉色香檳一樣。“加熱碟！”他說，“你還聽誰說過加熱碟嗎？”
於是我覺得，艾倫作為作家（像二十五年前寄宿在伯爵府的我）清楚自己要什麼；甚至房東，其個人世界已與往日不可相提並論的人，在昏暗的病痛中依舊明瞭旁人對他的期待。
但還有艾倫的孤獨，他的孤獨在莊園顯而易見，他疙疙瘩瘩的臉上不經意間明明白白浮現愁容。孤獨足夠真實，一如他童年的痛苦，一如房東的病及其造成的莊園的日漸敗落。當艾倫在花園和庭院散步，那孤獨像是在證明他曾遭受的心理創傷；他的內心有一種永遠無法觸及的傷痛，無法與人分擔。他所受教育的性質，他對待自我經驗的過於文學的態度，他對本世紀某些作家和藝術家的仰慕，以及他想重複他們的所作所為的願望，這一切使他盲目。莊園的孤獨是一種安慰，踏出莊園，他會面對威脅和他自己的缺陷。
他透過奉承仰慕的人、欽佩充滿力量的人來彌補自己的缺陷。像一個孩子分糖果給同伴示好。艾倫告訴很多人，他記錄他們的生活片段是為當代文學鉅著蒐集素材。他關注很多人，記錄他們的對話，保留他們的信件，他要寫很多人。而且一旦艾倫告訴你他在記錄你的言行，你就很難忽略他。你自會開始偽裝（連房東都是如此），萬一這個聰明友善的人真的在記錄你的言行呢。
他又會靠鄙夷那些與自己同類的作家獲得平衡。那是些模仿者，重複別人的做法以期告訴大家他們也能做。他看透了這些作家的缺點，說起他們來毫不留情。有一個這樣的作家，他比艾倫個頭高一些，但也喜歡穿得很浮誇，我在倫敦碰見他，他說：“這隻惡毒的小蟲子在克拉麗莎家洋洋得意地穿過房間，對我說，‘親愛的，這個週六你一定要留下來聽《批判者》。我徹底打敗了你。’哈哈。”
但是會讓艾倫如此公開表示敵意的人並不多。他不喜歡的公共物件主要是某些型別的建築、繪畫、花園和花卉。這一點上連我的房東都沒能倖免。房東喜歡劍蘭，皮通就在花園裡種了一些。艾倫厭惡它們的華而不實。他閉著眼睛，渾身抖了起來，“它們該這麼高”，弓身把手掌比到小腿處。他說到類似東西的時候會厭惡地顫抖起來，彷彿他美學反應中的暴力可以補償別人強加給他的各種忸怩，所有要記錄下來和準備使用這些“筆記”的說法（他會說“這些都會寫進日記”或者“這是給日記的”“日記會及時記下來的”），是他送給世界以求和平相處的糖果。這種美學暴力其實很真實，反映了一種真切的感受，一種對精神世界的真正擔憂。這給他的電臺談話和討論提供了工具，暗示它們只是完整生活的片段，也暗示了說話者了不起的性情。
有時候我們幾個月都不會碰面，他也許是沒來，或者來的時候我不在。有一天，他破天荒從倫敦給我打來電話，我才意識到當時大概一年多沒有見到他了。背景有音樂的聲音。音樂很響，於是我問他人在哪裡。他在自己的公寓裡。他說：“你說起話來像我的鄰居。當然我是把音樂開得震耳欲聾。”接著他又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這似乎還是那個艾倫，但其實不然。他醉了，他一說話我就明顯感覺到了。酒精和音樂，是孤獨的支撐物。不過我看到了新鮮的東西：不是孤獨，而是濫飲。我從沒想到艾倫是酗酒的人。但即使醉酒也沒有改變艾倫的性格，或者讓他展示出另一面。醉酒沒有解放他，而是誇大了他迎合公眾的性格，讓他顯得滑稽。他幾乎控制不住嘴，滿口奉承，和我談我的工作。
並且他不求回報。因為你不知道以什麼回報奉承你的人。希望與世界和平相處的人卻超出了世界可以理解的範疇，乃至超越了艾倫本人能理解的範疇。無所謂要還以多少奉承，無所謂要投以多少愛，而是你根本看不到他真實的一面。
幾個月後，他再次出現在莊園，已判若兩人。曾經那雙狡黠的眼睛變得死氣沉沉，眼神中潛伏著深深的悲哀。疙疙瘩瘩的小臉變得蒼白松弛，像個老婦。又似乎這轉變展示了他性格不堅定的一面，而這也許是折磨艾倫的不確定之一。
我特別注意到他面頰上的面板。慘白，薄，每當艾倫說話或者緊緊閉上嘴，這塊的面板彷彿在肌肉上擺動（彷彿面板和肌肉間有空隙）。這麼薄的面板讓我想起玫瑰外層花瓣的質感，以及車道上小屋形狀的草堆外覆蓋著的褪色的黑塑膠薄膜。塑膠膜經受風吹雨打，失去了光澤，也變得薄脆，還出現了小小的氣泡和鼓起的包。
這個人變了。他在我小屋中，坐在高背椅上身子向後靠，軟墊靠背在他上方，他雙膝併攏，顯得很拘謹。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大家都認識的這個人彷彿受到了他身上不為人知的人格的襲擊。他被內在人格拖倒，如今這人格像警惕的守護神一樣坐在他肩上，是現在艾倫唯一可以真正進行對話的物件。甚於舊的人格，只剩讓軟墊椅背相形見絀的衣服。這身衣服同以往一樣精心挑選，但是裡面的人如此安靜、剋制，行為舉止如此緩慢、謹慎，以至於這扮相絲毫未顯露舊日的人格。
我後來聽菲利普斯夫婦說醉酒的艾倫也打電話到莊園來了。大概就是給我打電話那陣子，也許更早些。起初三四次接了。但是後來，也許是艾倫太不知好歹，開始不分時間地打電話，也許沒說什麼中聽的話，房東嚇到了。艾倫的攪擾讓房東又要犯病，踏進自己倦怠的地獄。害怕那種病態其實是復發的開始。過了一段時間，房東果然舊疾復發。
沒人接艾倫的電話，菲利普斯先生命令艾倫不要再打來，也禁止他來莊園。菲利普斯先生對僱主、對病人加以保護的使命感覺醒。除非他確信艾倫不再酗酒，否則艾倫將永生不得進入莊園。
但這個久違的人受到了摧殘。老婦般的臉是一個無藥可救的人的臉。雖然他拒絕了我奉上的一杯酒（我的無意之舉，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近況），但堅持我該喝一杯，他謙謙有禮，反客為主。他過於明顯的痊癒和其他兇險的疾病一樣，只是暫時的緩解，讓他再看一看他將離開的世界，讓他道別。這也許是殘酷的，也許有一種和解的精神。
他道了別，再也沒有回來。有一兩次我在廣播裡聽到他，他的語調一如既往地輕快。要是他能活在那裡，活在那種聲調中，活在氣氛類似電臺直播室的這種人為的社會環境中，而不是不得不回到家裡形影相弔，那該多好。幾天後我聽說，他晚上喝得爛醉後吞藥死了。這是戲劇性的死亡。那晚的劇本不會離艾倫的想法太遠。其實這個結果並非必然。那晚，只要有人給他打電話，或者他給別人打電話，他身著華服去了聚會，言語機智、奉承有道，也許便幫他度過了戲劇化的自殺時刻。但是他的孤獨又會把他拖回去。
沒人通知房東。菲利普斯先生覺得還是不讓他知道為好。但房東還是知道了。對他而言，這是他縮小的世界裡少去的一個人，又一個他不再提起的人。
當然，艾倫的書和“筆記”裡什麼都沒有。出於對生命的熱愛，加之藝術家的眼和手，他奉承了很多人。是這奉承帶來了對他一個多星期的奇特的紀念儀式。艾倫死後，很多人寫文章緬懷他，都是以艾倫生前對他們的奉承所反映的人格來寫他。他們的悼文都匪夷所思地在自誇，至於艾倫則成了不合潮流、“大洪水之前”時代（有篇悼文竟然用了這樣的措辭）的怪人。這些人讚頌自己瞭解艾倫併成為他的朋友，自詡發現了他的才能和品位，因為他信任他們，對他們坦言自己的憂愁。沒有人提起他的奉承。看來，絕望的艾倫在死前幾天給不止一個人打過電話。
菲利普斯先生提到艾倫的死，容許自己流露出悲傷和惋惜的神色。但他轉而又一臉煩躁，我覺得這是他在人前常用的表情。這種煩躁就像佈雷的鴨舌帽，幫助菲利普斯先生表達。有時直截了當地表明怒意，有時是嘲弄與自嘲。也能用它表達權威，或者讓自己變成一個委屈的工作者。一個人的煩躁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掩飾自己的好運，不希望喜形於色。
如今他的煩躁在對艾倫之死的人性反應和他作為莊園保護者的職業自豪感之間架起了一座橋。他說他一眼看穿了艾倫，發現了他性格抑鬱。他不讓艾倫來莊園是正確之舉。僅是醉酒造成不了多大損害。這對我房東的影響會是災難性的，而且艾倫在莊園也會做在家裡做的事情。想想看，這麻煩、困惑會對房東造成多大影響，他本身思想和健康就都堪憂。
這就是艾倫在這裡，在被他視為特別的避難所的地方留下的印象。“我給菲利普斯打電話，讓他來車站接我。”這是艾倫對自己在莊園的地位的認知。一半是社交上的，一半是文學的：“來車站接我”，讓人聯想到在老式鄉村宅子度週末；稱呼菲利普斯時略去“先生”，雖然艾倫叫菲利普斯先生斯坦利或者斯坦，而菲利普斯先生稱他艾倫。
<u>①</u>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1904－1986），英國小說家，作品多以同性戀為主題。代表作有《柏林故事》及《單身男人》。
<u>②</u>西里爾·康諾利（1903－1974），英國文學評論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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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先生的老父親對我說：“你的朋友艾倫就這麼死了。他是個好人。我不太認識他，見過幾次。他招人喜歡。”
老菲利普斯先生瘦小、整潔，拄著長長的手柄分叉的手杖走著（這表明他在散步而不是在工作）。他衣著精心，一身素淡。領帶、外套和襯衫上都沒有圖案。寬大的翻領、領子和領帶讓衣服顯得蒼白，讓人聯想到色彩下的白堊地質，白堊使嫩草或玉米變色，乾燥的天氣讓耕地變白。
老人說：“不管什麼時候聽到這樣的事情，我都會想起我的表兄弟。他八歲那年死的。在一九一一年，登基日那天。”
我們站在我屋外的山毛櫸樹下。老人微微揚起臉，微笑著，眼裡滿含淚水。我明白這表情。這笑容不是笑容，淚水也不是淚水。這只是他一提起童年或者早年生活就有的表情。
但是，他沒來得及告訴我他表兄弟的故事。我們都被一陣巨大的噪聲分了神。一群烏鴉在頭頂盤旋。巨大的黑色的嘴，巨大的黑色翅膀撲騰著。我之前從未在這裡見過它們。我習慣了一群八哥突然尖叫著飛來，落在樹上像黑色樹葉。但這樣數目的烏鴉我從未見過。它們在四周緩緩飛翔，粗厲地叫著，像是在審閱我們。我來這兒的頭一年，一天早晨探索性地散步途中，我看見遠處，在傑克的農舍對面的山丘上，兩三隻烏鴉翅膀展開被釘在籬笆上。這是傑克那駝背老邁的岳父乾的。
老菲利普斯說：“它們山谷裡的窩沒了。榆樹死了，它們就沒窩了。它們勘察，找高的樹。它們會挑山毛櫸。你知道大家怎麼說烏鴉的嗎？它們添財運。錢會進到莊園某個人的口袋裡。你覺得會是誰呢？當然這是明智的老話。”“明智的老話”是他的原話。他說的時候帶著諷刺和容忍，聽起來像是他原創的。“要是你覺得它們是死亡之鳥，就受不了這噪音。要是你覺得這是錢，就不介意了。”
於是在烏鴉嘎嘎的噪音中，老人告訴我他忘懷不了的死亡。他用來衡量其他死亡的他所遭遇的第一場死亡，最悲哀痛苦，時隔六十五年仍揮之不去。
當時他和那個表兄弟在嬉鬧。他們跟著一輛馬拉的貨車跑，然後跳上掛在後車軸的馬糧袋。車伕沒有發現。他們騎在馬糧袋上，啃著蘋果走了一兩英里，終於覺得無聊，便跳下車。一輛當時不常見的汽車開過來，塵土飛揚，一兩英尺厚的塵土落在沒有鋪築的鄉間土路上。兩個男孩都淹沒在塵土中。不料這時另一輛車開過，他看著表兄弟被撞倒。他懵了，跑到湖邊，藏在柳條中直到下午。他在那兒看到塵埃落定，他看見姨媽，表兄弟的母親來了。他看著那個男孩被救護車帶走。“去了軍隊醫院——那時候軍隊還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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