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儀式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在年近四十歲的時候，我做的關於失望和疲憊的夢一度是腦袋要爆炸的夢：夢見頭腦中的噪聲之響之長久，使我感到這存活下來的腦袋沒救了；以為死亡來了。如今我年過半百，熬過了病痛，離開了莊園小屋，結束了我生活的那個篇章，我開始被死亡和終結的念頭驚醒。有時甚至不是具體的念頭，不是有來由的恐懼或幻想，而是深深的惆悵。這種惆悵在我入眠時穿透頭腦，我便在它的刺激中醒來。我深受其害，需要一天中最美好的時間來緩解。渾渾噩噩的白天加重了夜晚的暗淡。

幾年裡我都在構思一本類似《抵達之謎》的書。到山谷後一兩天內，我便開始了那個地中海遐想：旅行者的故事，陌生的城市，精疲力竭的生活。這些年裡構思一直在變，我放棄了幻想和古老世界的背景。故事因此變得更為私人：我的旅程，作家的旅程，被寫作中的發現與看待事物的方式所限定的作家，而非被個人的經歷所限定的作家，旅程初始彼此分離的作家和人，在第二段生活結束前合而為一。

我的主題，敘述方式，我筆下的人物——多年來我一直覺得它們在我頭腦中呼之欲出，時刻準備顯露出來，纏住我。但是直到這種關乎死亡的新的意識出現，我才終於動筆。死亡是主題，也許它一直以來都是主題。死亡和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傑克的故事的主題。

促使我著手創作的是一項新聞任務。一九八四年的八月，我受《紐約書評》的安排前去參加達拉斯的共和黨大會。但我發現沒什麼可寫。這是個事先安排好了說辭的集會，本身空洞無物。想到上千名記者趕到那兒不過是要對手中現成的稿子稍加修改，我就覺得壓抑不已。回到威爾特郡，遠離會議中心的壓抑和新聞稿，我才開始意識到我對什麼有反應：不是走個過場的集會，而是周圍發生的事情。突然，不值得寫的內容有了很多可取之處：一週以來的新鮮經歷，如果不記錄下來就會消失，會被我遺忘。發現這一體驗後，我也找到了陳述它的話語和腔調。

從原本以為的一無所有中找到經歷，這讓我興奮，加之語言復甦的喜悅，我立即動筆。我放手去寫。我寫出了好幾個開頭，我停停寫寫。接著，顯然是從我的記憶深處，浮現出傑克、我生活的周邊地區。我堅信傑克是最好的切入點，也能助我更好地積累《抵達之謎》的素材，佈下背景，定好主題，確定書的時間跨度。幾周裡我寫了很多個開頭，信手寫，從不同的切入點寫。

期間有中斷的時候。臼齒出了問題，後來拔掉了。我去看牙醫的時候沒有拔牙的準備，他們通常是作補救的。麻醉的時候，還有牙醫強有力的手指推一顆沒有痛感的牙齒的時候，我感受到一種抹不去的朽爛，這是死亡的感覺。兩天後，我強忍著嘴裡的生疼，去倫敦參加一個作家老朋友的頒獎午餐會。這一場景和我在倫敦找新公寓的情形交織在一起，和看過一些老公寓、別人的生活和別處的景觀後特殊的陰鬱交織在一起。接著，甘地夫人在德里被她的保鏢射殺而死。之後不久我因我的德國出版商去了該國。令世人震驚的東柏林事件，四十年後此地仍一片瘡痍，某些損毀的建築上的小苗長成了大樹，這是一幅自我放逐的世界的景象，對我來說有新鮮感：我早就應該來看看。德國之行的最後一天早晨，我參觀了西柏林埃及博物館。回到威爾特郡後，我接到了一則訊息：我妹妹薩蒂在特立尼達島突發腦溢血，正好發生在我離開博物館的時候。她昏迷不醒，回天乏術。自從父親一九五三年去世後，三十多年來我沒再經歷過喪親之痛。我冷靜地接受了這個訊息，然後我開始打嗝，接著憂慮起來。

我一九五○年乘坐小小的泛美航空飛機離開特立尼達島時，薩蒂離十六週歲生日還差七個星期。再次見到她、聽到她的聲音時，她都快二十二歲了，已經結婚。特立尼達於我幾乎成了一個想象中的地方，但她一輩子生活在那裡，偶爾出國度個假。她經歷了父親一九五二年的疾病和一九五三年的離世，經歷了一九五六年的政治變革和種族政策，經歷了一九七○年的街頭暴動與準革命和無政府狀態。她也經歷了石油帶來的經濟繁榮，過了不少年安穩的日子。她的生活算得上圓滿。

她去世後三天，她的遺體在特立尼達島火化的時候，我在威爾特郡新家客廳的咖啡桌上攤開她的照片。幾年來我一直想整理家人的照片，把它們歸置好收進影集。又總覺得有的是時間。她在世時我沒有注意看這些照片中她的年齡。現在一一翻看，我看到很多照片上，尤其是她度蜜月時的照片，她是個胳膊纖細的女孩。這個女孩如今已經往生。死亡觸動了這些洋溢著青春氣息的照片，令人心痛。我看著攤在桌上的照片，第一次這麼思念她。三四十分鐘後——我想特立尼達島的火化儀式正在進行——我覺得心靈受到了淨化。我不知道照理應該做些什麼，但覺得自己的做法沒錯。我專注地去緬懷這個人，回憶她的生活、她的個性，我向這位逝者致敬。

兩天後，我去了特立尼達島。家人想讓我待在他們身邊。我弟弟趕在火化儀式當天回到家，在火化開始後六小時趕到，讓人帶去火化的地方。我姐姐開車送他。夜裡火化堆仍閃著火光。弟弟獨自走到火光邊，姐姐在車裡看著他。

兩週前，我弟弟曾去德里參加甘地夫人的火葬儀式。回倫敦後他開始寫一篇重要的報道，沒等寫完便來到特立尼達島。飛機實現了這一趟趟的遠端旅行，讓他得以見證這些死亡。我一九五○年離開特立尼達島時飛行還沒那麼普遍，出國可能意味著折斷人的一生：我時隔六年才和家人重逢，這六年裡我都無法和他們相伴。一九五三年父親去世時，我自然沒能回家。當時我弟弟八歲，見證了最後的火化儀式。這次經歷在他心中留下了烙印，死亡和火化是他深埋於心底的傷痛。現在是姐姐的火化：他從倫敦飛過去仍能看到一堆火。很快飛機要帶他回到倫敦，也陸續載著其他家人去往不同地方。

我留在特立尼達參加幾天後舉行的宗教儀式，這是葬禮的一個環節。薩蒂不信教，和我父親一樣對儀式沒有感覺。但她去世後，家人希望為她辦一整套印度教的儀式，一點都不落下。

梵學大師是個身材高大的男人，他遲到了。聽說他在火葬時也遲到了。他說自己太忙，累得看錯了時間。然後他開始幹活，需要的材料已經準備好。一個淺淺的土祭壇立在薩蒂家走廊的水磨石上。對我而言，這儀式的背景——郊區的樓房花園，還有街道——看上去太新了，顯得奇怪。我的記憶仍停留在舊時，這樣的儀式和鄉村更協調。

梵學大師穿著絲綢長袍，盤腿坐在祭壇的一側。薩蒂的小兒子面對著他坐在另一側，他穿著牛仔褲和套頭衫，這樣一身便裝也讓我意外。在走廊上進行的儀式像是對火葬的模仿；但它使人聯想到繁殖和生長，而不是人死後歸於土地，化作各種元素。獻祭和供養才是主題。在雅利安人的經典中總是強調獻祭！

和很多印度教儀式一樣，這套儀式也頗為繁複：在祭壇的何處放花，如何唸經以及何時拋撒各種東西，這是祭司的一整套機械化程式。梵學大師指導薩蒂的兒子完成這一系列程式，告訴他向聖火祭上何物，手指向祭品時念“娑婆訶”，向火拋撒祭品後要手握拳說“舒達哈”。

梵學大師繼續著。他意識到走廊上的人是他的觀眾，在指導薩蒂兒子的同時，開始以常規的宗教方式說話。他告訴薩蒂的兒子要控制情慾；他開始一本正經地宣揚類似教義的東西。這對我來說也是新鮮的：梵學大師在某種程度上以一種在我小時候不被允許的“普地基督教”的方式，把以思辨、多元、萬物有靈論為根基的印度教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信仰等同起來。事實上，有那麼一會兒——彷彿這是一個公眾集會，而我們有不同的信仰——他拐彎抹角地說《薄伽梵歌》相當於《古蘭經》或《聖經》。他其實是想說我們也有經典；特立尼達島在變，他以此保護我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薩蒂的兒子雖然穿著牛仔褲，卻很嚴肅。他在並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大師面前很謙卑，換一個場合，他可未必會如此。他像是在尋求安慰，一種比儀式還要強大的支援。他聆聽著大師的講話。大師繼續用泥土、鮮花、麵粉、純淨的黃油和牛奶進行著複雜的儀式，並且新增了道德和宗教訓誡，說我們的前生決定了今世。薩蒂的兒子問，母親怎樣的過去決定了她如今殘酷的死亡。沒有得到回答。薩蒂的兒子但凡對印度教思想有所瞭解，但凡繼承了點傳統，就會知曉輪迴的概念，不會問出這樣的問題。他會屈從於神秘的儀式，把大師的話當成儀式的一部分。

儀式仍在進行。這是人們請大師來的目的，他們需要這種準確——捏起米飯糰和泥土，擺花，往這個那個上倒牛奶，不斷地給聖火添燃料。

之後大師開始吃午飯。按舊例，他們都是盤腿坐在毯子或者裝麵粉或糖的麻袋上吃飯，毯子上鋪棉花；會被好生伺候。現在仍不失奢侈，但沒人在一旁伺候。他就坐在走廊上的桌子前吃飯，自顧自地大口吃著，用手抓著吃，就像之前抓泥土、米飯等祭品那樣。

薩蒂的丈夫和兒子站在他身邊，問他薩蒂轉世的機緣如何。嚴格說來，這不是一個印度教的問題，在目睹那場儀式之後，我覺得這聽起來很奇怪。

薩蒂的丈夫說：“我還想見她。”他說話流暢，但眼裡噙著淚水。

大師沒有直接回答。印度教的轉世，指人在幾世修行後達到涅境界，無生無死，也無所謂再投胎。若他如此理解，面對如此悲痛的人一定不忍說出口。

薩蒂的兒子問：“她會回來嗎？”

薩蒂的丈夫問：“我們會再次團聚嗎？”

大師說：“但你認不出她了。”

這是他對轉世的解釋，沒有一點寬慰作用，反而讓薩蒂的丈夫陷入絕望。

我請求大師給我看一下他在儀式上用的《薄伽梵歌》。它由印度南部一家出版社出版，每段經文後有英文翻譯。大師在主持儀式的過程中除了唸誦廣為人知的梵文經文，也引用了英文翻譯。

大師說他平日會送《薄伽梵歌》給別人。他說他“分享”《薄伽梵歌》，“分享”這個詞也十分基督教。人們送他《薄伽梵歌》，他送人們《薄伽梵歌》。有個信徒一次帶了十幾本送給他；他又再發放出去。

大師的任務完成，午餐也吃完了。他變得合群且健談，我童年時的那些大師辦完事後並不這樣。

他開始講故事。我沒聽懂。某天社群裡一個大人物問他：“你覺得印度教最好的經典是哪個？”他回答：“《薄伽梵歌》。”那個人對在場的其他人說：“他說《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好的經典。”這個故事本來也許很有內容，但他就說了這些。大師覺得這就是故事的精髓——有大人物肯定他。或者他害怕什麼而不敢深入講，或者他忘了這個故事的要旨，又或者事實上他說的正是要旨：《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經典。（儘管臨走前他說，為了主持儀式他都沒什麼時間讀《薄伽梵歌》。）

讓這場合更隨意的是，大師冷不丁興致高昂地談起了政治，他支援的保守派和“偽君子”改革派間的爭議。我以為在特立尼達島這一議題五十年前就消亡了，它屬於我們過去的田園生活，那個我們社群更自給自足的年代。我不能想象在種族政策和獨立運動的壓力下它還倖存著。但是大師顯然很看重它。

這個人是我們家親戚，我的一個堂兄弟。這在如此場合是極大的諷刺，或者說最合適不過。在求知慾和知識的相輔相成中，我進行著寫作探險，不僅熱衷於旅行，也熱衷於對過去的不同解釋，其間我發現，我父親曾受他的外祖母和母親鼓勵當主持儀式的大師。但他終究成了一名記者，他的文學抱負在兩個兒子身上紮根。正因為他的家庭想讓他成為梵學大師，在一戰前的極度貧困中，他仍被送去接受教育。而我父親的兄弟打小就被送到田裡幹活，一天掙八分錢。這個家族的兩支就此分道揚鑣。我的叔父成了一個小型甘蔗農場的農場主，他一生比我父親富裕多了。一九五三年我貧困的父親久病不治去世了，叔父付了部分喪葬費用。但是兩家很少有來往，甚至我們在身形上都相差甚遠。我們（除了我弟弟）個子小，而叔父的兒子都有六英尺高。命運無常，如今家族裡真出了個梵學大師。這個粗壯的六英尺大漢在我妹妹家的走廊上主持了儀式，他來自我叔父那一支。他服務了我父親一家，參加了我父親最先去世的孩子的葬禮。梳理完家族關係，他的有些行為也得以解釋，他希望在我們中間樹立威信。

還有一點也很諷刺，我父親雖然致力於研習印度教的思辨，卻厭惡儀式，甚至自一九二○年起便支援加入被這個梵學大師鄙夷為“偽君子”的改革派。妹妹薩蒂生前也不喜歡儀式，但是家人為她安排了傳統的葬禮，希望有一點神聖感，希望能呈現我們和我們的過去。這才請了梵學大師來。在我妹妹家走廊的水磨石地上有個土祭壇，進行著象徵性的儀式，上面放著一小堆由芬芳松枝、鮮花和糖組成的東西，在黃油中浸泡之後點燃，會散發出甜甜的焦糖味。

我們的祖上住在鄉間，遠離皇室的宮殿，依賴我們不理解的秩序生活過，絕不願去褻瀆，怕和過去、和神聖的土地及神明斷絕聯絡。祭地儀式歷史悠久，總有神秘之處。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屈服於它們，因為我們有了自我意識。四十年前，我們沒有這樣的自覺。我們那時能接納，是因為覺得那樣自己才更完整，和土地及大地精神更協調。

四十年前接納儀式要容易些，因為那時很貧窮，和印度的過去相差不大，包括房屋、道路、車輛和衣物。如今大家兜裡普遍有點錢了，比如設計師會一時興起，將樹枝和樹葉浸在金液中，保持樹枝和樹葉的形狀。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幾代人把我們和過去、和旅行及歷史分離。我們島依靠石油和天然氣致富了。

這筆意外之財，破壞並重塑了我們在新大陸初建時的氣象。我小時候搭坐時速十英里的火車去西班牙港的路上，看見北部山脈光禿禿的，散佈著一片片森林。如今半山腰有了從其他島非法移民過來的人的棚屋。那一座座被海水環繞的小島，是兩個多世紀來與世隔絕的非洲奴隸收容所，他們曾在種植園受盡煎熬：島上的移民改變了我們的土地、人口和情緒。

以前北部山脈腳下有一片沼澤，散落其間的棚屋的泥牆溼漉漉的。現在這兒卻是一派荷蘭風光：一畦畦菜地，筆直的壟和水渠。甘蔗不再是重要作物。這些印度村落與我所熟悉的村落截然相反。沒有狹窄的道路，沒有幽暗茂盛的樹，沒有棚屋，沒有灌木圍起的院子，沒有儀式上點亮的燈，沒有人在牆邊玩影子游戲，沒有人在帶護牆的走廊上做菜，沒有跳躍的火光，沒有溝渠邊的花和渠中青蛙徹夜的鳴叫。這裡只有高速公路和三岔路的出口及方向牌：森林已被夷為平地，所有秘密都一覽無遺。

我們改頭換面。我們所找尋到的世界——郊區帶花園的樓房，舉行我妹妹告別儀式的地方——部分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我們盼著苦盡甘來，我們無法回頭。沒有古輪船帶我們回到從前。我們走出了夢魘，卻無處可去。

大師作了最後指導。將一銅盤祭品放在某處；另一盤食物倒進河中，和妹妹的骨灰一道被河水帶走，這是最後的供奉。隨後這個穿著白色絲綢、腰部尤顯壯實的人上車走了。我腦海中浮現出一些記憶的片段：節假日隨父親拜訪他兄弟，周圍都是平坦的甘蔗田，田間有綠草萋萋的小徑，架在柱子上的棚屋點綴其中，夜間昏暗的燈光，院子裡有牲畜，點燃的驅蚊草堆，瓦楞鐵皮屋頂的雜貨店，以及闃寂。

一個客人，我妹夫的遠房親戚，年事已高，開始談起了我們的過去——也許是受儀式觸動。他談起我們這些自一八四五年起從恆河平原移民到新大陸的人與島上其他地區的印度人，尤其是西班牙港西北部村落的印度人有什麼差異。

他說：“要知道那些人在一八四五年之後就沒來過這裡。他們很久很久以前來過。你聽說過哥倫布嗎？伊莎貝拉女王向所有天主教信徒開放這片土地。那是法國人來這裡的時候。你知道他們信天主教。你們聽說過印度有個地方叫本地治裡嗎？那是法國人的地盤，也就是現居西班牙港附近的那些印度人的原鄉。所以布瓦西埃那些地方的印度人就和我們不一樣——他們來這裡已有四五百年了。”

歷史！他梳理了自一四九八年以來的事件。一四九八年哥倫布在第三次航行中為伊莎貝拉女王發現了這座島；但此地被西班牙政府忽視了三百年，直到一七八四年，帝國為了自保，向天主教移民開放了這座島，給帶來奴隸的人優待和免費的土地。一八四五年，大英帝國廢除奴隸制十年之後，英國開始從印度帶來印度人，開墾這片土地。老人把這段歷史模糊地串起來了。這對他而言已經足夠。人需要歷史，歷史幫助人瞭解自己是誰。但是歷史如同神聖，能駐於人心，只要有某些東西就足夠。

我們神聖的世界——那些在我們小時候就由家族傳承給我們的神聖情感，那些我們童年的神聖之地，神聖是因為我們以孩童的眼光看它們，為它們填滿神奇，遠在英國時，這些地方在我心中越發神聖起來，因為我只能透過文字去想象，一廂情願地想象這些地方一如從前，想象出一個並不存在的家。儘管後來我知道，那兒充滿了血腥，原住民遭到殺戮或壓迫，逐漸滅絕——我們神聖的世界消失了。現在，每一代人都使我們離神聖更遠。但我們為自己改造了這個世界；每一代人都這麼做；我們因妹妹去世聚在一起，感到需要表達敬意、悼念她時，我們發現了這一點。它迫使我們正視死亡。它迫使我正視自己夜裡在睡夢中思考的死亡；彷彿是為了讓我為這一刻做好準備，一種真實的悲痛正好填補了感傷引發的空虛。它向我證明，生命和人是謎團，是人真正的宗教，是灰暗和燦爛。當我面對真實的死亡，帶著這種對人的新的驚奇發現，我不再猶豫。我將草稿放到一邊，開始揮筆疾書，寫下傑克和他的花園。

一九八四年十月至一九八六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