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比·天/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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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宛如思春少女恍恍惚惚的，開車回家的路上想的全是班恩。打從我七歲開始，一想起他，腦海裡總是恐怖片的片段：班恩，頭髮墨黑、面板光滑，手裡握著斧頭，在走廊上緊追著黛比不放，緊閉的嘴唇悶悶地哼著；班恩的臉滿是血跡，大聲咆哮，肩上揹著獵槍，槍口朝上。

我都忘了曾經的班恩：嚴肅、害羞，還有那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幽默。班恩，我的親哥哥，他怎麼可能做出他們說的那種事——我說的那種事。

紅燈。我把手伸到座位後面，從舊皮夾裡抽出信封，在視窗上方寫下嫌犯。接著寫下路尼。接著停住，然後又寫下：路尼的仇家？路尼的債主？路尼路尼路尼路尼路尼路尼。一切又回到路尼身上。那天晚上在我家大吼大叫的人，光聽聲音，可能是路尼，可能是路尼的仇家，但也很有可能是班恩。我要知道真相，有證據的真相。我驚慌失措：現在真相未明，班恩正在坐牢，我無法這樣繼續過活。我必須了結這一切。我非弄個清楚不可。又是我我我的，我果然還是和以往一樣自私。

經過通往農場的公路時，我在堪薩斯城郊區的一家7-11便利店停下來，加滿油，買了一包維菲塔芝士、幾罐可樂、幾片白吐司，還買了貓糧給我家那隻瘦巴巴的貓。接著我開回我那位於“那邊再過去”的家，停在斜坡上，下了車，瞪著對街那兩位從來沒有看過我一眼的老太太。她們一如往常，不畏風寒地坐在門廊的搖椅上，頭僵直著，除非我擋住她們的視線。

我手叉腰站在斜坡上，看誰先投降；最後我高貴地揮了揮手，像趕牛的牛仔那樣，那兩隻老母雞也朝著我點點頭，我這才回家喂可憐的美元，心中感到一絲絲勝利。

趁著還有體力，我用奶油刀把芥末醬塗到白吐司上，然後鋪上厚厚一層軟塌塌的維菲塔芝士，接著一邊將芥末芝士吞下肚，一邊依次跟三個無聊程度有得一拼的接線員交涉，請他們幫我轉接“伯特·諾蘭”收容所。這又是另一項因吉姆·傑弗裡的建議而被我加入清單裡的職業：接線員。小時候女孩子長大都想當接線員，但我不記得原因是什麼。

一小塊吐司黏到我的上顎，此時剛好接通伯特·諾蘭收容所的電話，而且接電話的竟然是伯特·諾蘭本人。我理所當然地以為既然收容所以他命名，他應該已經死了。我告訴他我想找路尼·天，他愣了一下。

“這個嘛，他進進出出的，上個月幾乎都不在，但我很樂意幫你轉達資訊給他。”伯特·諾蘭的聲音像陳舊的汽車喇叭。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他似乎完全沒認出我是誰。

“哦，告訴你吧，他沒辦法打長途電話。住在這裡的老傢伙大多喜歡寫信，是真的手寫信哦。一張郵票花不了五十美分，而且還不用為了打電話排隊。你想留個地址嗎？”

絕對不想。一想到路尼穿著短靴、腳步沉重地走上我家臺階，骯髒的手叉著腰，笑得像是他在遊戲中打敗了我一樣，就讓我打個冷戰。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你轉達資訊，地址你私下給我即可。”伯特·諾蘭明理地說，“路尼一回信，我馬上幫他寄，保證他連你的郵政編碼都不知道。很多家屬都這麼做，雖然殘忍，但實在是逼不得已。”電話那頭傳來汽水從自動販賣機掉到取出口的聲音，有人問諾蘭要不要來一罐，他客氣地回答：謝謝，不用了，我正試著少喝點。他說話的口氣宛如鎮上的醫生。“你要不要也這樣辦呢，小姐？否則可能很難聯絡得到他。就像我說的，他可不會守在電話旁邊，痴痴地等你回電。”

“你們沒有電子郵箱嗎？”

伯特·諾蘭嘟噥了幾聲：“沒有，恐怕我們沒有電子郵箱。”

雖然我不認為我爸是個常常寫信的人，但是他寫信的頻率的確比打電話還高，所以我想除非我直接殺去伯特·諾蘭收容所的床上堵人，不然這是最好的辦法了。“能不能麻煩你轉告他：我要跟他談一談班恩和那天晚上的事？如果他肯給我一天的時間，我可以親自過去找他。”

“你是說班恩和那天晚上，對嗎？”

“對。”

如果萊爾知道我對班恩改變看法，一定會沾沾自喜；我可以想象他穿著搞怪的緊身夾克，對著殺手俱樂部的成員大發議論，說他是怎樣說服我去探望班恩的。“一開始她打死也不肯去，我想她是害怕發現班恩不為人知的一面，或是發現自己不為人知的一面。”臺下的人仰望著他，為他的所作所為感到高興。想到這裡我就一肚子火。

我真正想找的其實是黛安阿姨。我自七歲起的十一年孤兒生涯中，有七年多由她照顧。案發後，她是第一個收留我的人，我提著一箱行李住進她的房車。我的東西就只有這麼多：幾件衣服和幾本愛看的書，沒有一件玩具。蜜雪每晚睡覺時總愛把娃娃圍在身邊，說是睡衣派對；她被勒死的時候還尿失禁在娃娃身上。我還記得兇殺案當天黛安阿姨送了我們一本貼紙本，有花朵、貓咪和獨角獸，後來是不是埋在廢墟里了？

黛安阿姨買不起新房子。我媽的壽險理賠全都拿去替班恩請像樣的律師了。黛安阿姨說我媽一定也會這麼做，但是說的時候卻垮下臉，好像在教訓我媽似的。總之我們一分錢也沒拿到。因為我長得矮，所以可以睡在儲藏室，這裡本來應該是放烘乾機的地方，黛安阿姨甚至還幫我油漆了一下。她時常加班，還要抽空帶我去託皮卡市看心理醫生，還要努力疼我愛我，我知道她擁抱我的時候有多痛苦；我這個討厭鬼在提醒她親妹妹遇害的慘案。她的手像呼啦圈那樣圈著我，好像在玩圈住我、但又不能碰到我的遊戲。儘管如此，她每天早上都還是會對我說，她愛我。

接下來十年，我毀了她的車兩次，打斷她的鼻樑兩次，偷她的信用卡去賣，還害死了她的狗。狗死了之後，她終於徹底死心。格拉西亞是黛安阿姨在案發之後買的雜種狗，毛髮蓬鬆，沒事就喜歡亂叫，身長不過黛安阿姨的手臂；比起我，黛安阿姨更寵格拉西亞，至少我是這麼覺得的。我嫉妒那隻狗嫉妒了好幾年，看著黛安阿姨幫它梳毛，看她那強而有力的大手握著粉紅色的塑膠梳子，看她的髮夾夾在它須狀的毛上，看她從皮夾中掏出格拉西亞的照片，而不是我的。格拉西亞很喜歡我的腳，尤其是殘廢的那一隻，只剩兩根腳趾的那一隻。它老是愛聞我那瘦骨嶙峋的食指和小指，彷彿嗅到什麼不對勁似的，這讓我更加討厭它。

高一升高二那年暑假，我不知道為什麼被禁足了。當黛安阿姨出門上班後，我坐在熱死人的房車裡，越看那條狗就越生氣，我越生氣它就越暴躁。因為我不肯帶它出去散步，它就瘋狂地繞圈子，在房車裡到處跑，一邊跑一邊叫，還跑來咬我的腳。我蜷曲在椅子上，撫平怒氣，假裝在看連續劇，然而腦袋裡正瘋狂運轉著。格拉西亞轉了幾圈又停下來，咬我殘廢的那隻腳的小指，犬齒扣緊，頭左右擺動。我記得我當時心想：要是這隻畜生把我的腳趾咬得一根也不剩的話……想一想自己的窘境，我越想就越氣：我沒有左手無名指，這輩子休想套上結婚戒指，而我少了三根腳趾的右腳害我明明住在四面環陸的市鎮，走起路來卻像搖搖晃晃的水手。班上的女同學都笑我的無名指“畸形”，這更慘，“畸形”還包括了古怪和詭異的意思，讓人一看到就會哈哈大笑。不久前醫生才說，其實當初根本不需要截肢，是鄉下醫生小題大做。我一把抓住格拉西亞的腰，摸到它的肋骨，感覺到這個小東西打了個哆嗦，這讓我更生氣；我把它從地上提起來（它的犬齒害得我的腳趾皮開肉綻），把它丟到廚房——它撞上尖利的料理臺，全身抽搐，血流滿了整張油布。

我不是故意殺死它的，但它還是死了。我在房車裡來回踱步，試著想清楚該怎麼辦才好。黛安阿姨回家了，還買了炸雞回來給我和格拉西亞吃，但是格拉西亞躺在地上一動不動，而我只是一再重複“它咬我”。

雖然我想解釋這不是我的錯，但是黛安阿姨左右搖動食指要我別說了。她打電話給她最好的朋友瓦萊麗。瓦萊麗阿姨柔弱、溫柔的程度與黛安阿姨的魁梧、豪邁成正比。當瓦萊麗阿姨用特殊的毯子把格拉西亞包起來時，黛安阿姨弓身站在料理臺前，盯著窗外。然後她們在關上門的房間裡互相依偎。出來後，瓦萊麗阿姨安靜地站在黛安阿姨旁邊，淚流滿面，雙手緊握，黛安阿姨則命令我去收拾東西。

高中最後兩年，我住在得州阿比林市一對客氣的夫婦家，兩個人好像本來是遠房親戚之類的，他們沒怎麼被我嚇到。從那之後，每隔幾個月黛安阿姨就會來一次電話，我就坐著聽電話渾濁的雜音，聽著黛安阿姨在電話另一頭吞雲吐霧。我想象她嘟著下唇，下巴的汗毛清晰可見，而她下唇附近的疣在她下巴上形成桃子色的陰影；她曾經咯咯笑著說，如果我摸了那顆疣，所有願望都會實現。我聽到電話那頭“呀”的一聲，就知道黛安阿姨開啟房車裡那臺冰箱的中層。我對黛安阿姨家比對我老家還熟。黛安阿姨和我會發出無謂的聲響，假裝咳嗽或是打噴嚏，然後黛安阿姨會說“等我一下，麗比”，但其實我們根本沒在聊天。而且通常瓦萊麗阿姨也在那兒，她們會耳語，瓦萊麗阿姨柔聲地哄，黛安阿姨不悅地咕噥，接著再跟我敷衍個二十秒左右，最後編個理由，掛上電話。

《嶄新的一天》上市後，黛安阿姨就再也不接我電話了。她只說了一句：“你著了什麼魔做這種事？”她說這句話算是委婉了，但殺傷力卻比滔滔不絕地罵髒話更強。

我知道黛安阿姨的電話號碼沒變，她這輩子都不可能搬家，對她來說，那臺房車就像蝸牛殼一樣。我花了二十分鐘挖出那一疊一疊的資料，找出那本我從小用到大的通訊簿，封面是綁著辮子的紅髮小女孩，一定會有人覺得跟我很像——除了那笑容。黛安阿姨的電話記在“A”那一頁，是我用紫色馬克筆寫的，字型像氣球被拗成動物那樣的扭曲。

要用什麼語調、編什麼理由呢？其實有一部分的我只是想聽她如橄欖球教練的聲音，喘著粗氣在我耳邊炮轟：怎麼拖了那麼久才打來？另一部分的我則想聽她對班恩真正的看法。她從來不會在我面前責備班恩，每次說到他都非常小心，現在回想起來真該好好謝謝她。

我撥了號碼，肩膀聳高到快碰到耳垂，喉嚨也越卡越緊，屏息以待電話響到第三聲，直接進到電話錄音機，這才吁了一口氣。

是瓦萊麗阿姨的聲音，要我在“嗶”一聲之後留言給她或是黛安阿姨。

“嗨，你們好。我是麗比。我來打聲招呼，表示我還活著……”我掛上電話，再撥一次，“上一個留言請當作沒聽到。我是麗比。我是打電話來道歉的，我……唉，太多事了。還有，我想聊一聊有關……”我越說越小聲，以防隔牆有耳；然後留下我的電話號碼，掛上電話，在床邊坐下；想要站起來，但又不知道站起來要幹什麼。

我站了起來。今天一整天做的事比我去年一整年加起來還多。既然電話還在手中，我逼自己打給萊爾，希望能轉接到語音信箱，但他還是一如往常地接了電話。趁他還沒惹毛我，我告訴他我跟班恩的會面很順利，已經準備好聽他說兇手是誰。我說話時，每個字的語調都把握得非常精準，就像先用計量器量過才施捨給他。

“我就知道你喜歡他。我就知道你會回心轉意。”他得意地說，不過我竟然沒有掛電話，相當奇怪。

“我可沒這麼說，萊爾。我只是想說，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已經準備好接受下一個任務了。”

我們又約在克拉克燒烤碰面，店裡面油煙瀰漫。這次是另一個大媽，但也許還是上次那個戴著紅色假髮的大媽服務生，反正她穿著網球鞋在店裡奔走穿梭，一邊走迷你裙一邊飛，好像國寶級網球選手。這次隔壁桌坐的不是上次那個欣賞花瓶的胖子，而是一群打扮入時的嬉皮士在傳閱20世紀70年代的裸女撲克牌，嘲笑那些裸女身上的恥毛。與他們為鄰的萊爾正襟危坐，椅子尷尬地朝向另一邊，我在他旁邊坐下來，拿起他那壺啤酒，幫自己斟了一杯。

“他跟你想象中一樣嗎？他有沒有說什麼？”萊爾率先發問，一雙腳抖個不停。

我一五一十地告訴他，除了陶瓷兔寶寶的事。

“這下你懂瑪格達的意思了吧？你哥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

的確。“我想他已經心平氣和地接受終身監禁這件事了。”我之所以把我的看法告訴他，純粹是因為他付我三百美元，而我還想要更多。“他自責當時沒在場保護我們之類的，所以把坐牢當作贖罪。我不是很確定。我以為跟他提到我當年的證詞……他一定會氣得跳起來，可是……並沒有。”

“從法律上來看，過了那麼久才想撤銷證詞似乎於事無補。”萊爾說，“瑪格達說，如果你想幫班恩，我們需要蒐集更多證據，等證據夠充分了，就申請人身保護令，然後你再去撤銷證詞——這樣才能把事情鬧大。到了這個節骨眼，政治手腕反而比法律重要。很多人都把幫班恩翻案當作使命。”

“瑪格達似乎掌握很多情報。”

“她是‘解放班恩協會’的會長，主要任務就是解救班恩出獄。雖然我偶爾也會去那兒，但那個團體還是比較像粉絲團。這幫女人。”

“你知道班恩有穩定交往的女友嗎？可能是‘解放班恩協會’的？叫茉麗、莎麗、波麗之類的？他手臂上有個名字的刺青。”

“沒有人叫莎麗。波麗聽起來像是寵物的名字，我堂兄養的狗就叫波麗。茉麗倒是有一個，不過已經七十好幾了。”

一盤薯條出現在他面前，我確定今天的服務生跟上次不一樣，雖然年紀差不多，但是和藹可親多了。我喜歡服務生叫我“小姐”或“小姑娘”，今天這位服務生就這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