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另一張面孔 第五章 1939年，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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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馬赫看著沃洛佳·別斯科夫走出柏林的蘇聯大使館。

六年前，德國秘密警察轉型為更有效率的新型警察組織——蓋世太保，但馬赫支隊長依然掌管監視柏林的叛徒和破壞分子的部門。最危險的破壞分子無疑要接受菩提樹下大街63-65號——蘇聯大使館的指令，因此馬赫和手下時刻監視著從那裡進出的人。

蘇聯大使館是一幢白色大石建成的城堡。八月的陽光照射在建築的石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使館中間的屋子前豎著一根巨大的燈柱，兩側的廊道上開著幾扇像站崗哨兵一樣的落地窗。

馬赫坐在大使館對面人行道上的露天咖啡館。柏林最優雅的大馬路上車水馬龍；女人們穿著最漂亮的裙子在商店裡購物，男人們穿著西裝和制服在街道上來來往往。很難相信這樣的德國還會有共產主義者。怎麼還會有人反對納粹呢？德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希特勒消滅了失業——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領導人能做到這一點。起義和罷工已經成為過去坎坷歲月的久遠回憶。警察可以嚴肅高效地掃除罪惡。德國正在加速發展：許多家庭都有了收音機，不久之後老百姓的私家車就能賓士在新造的高速公路上了。

這還不算什麼。在經歷了上次大戰後的萎靡不振以後，德國又重新強大起來了。軍隊武器精良，軍力強大。過去兩年中，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被併入了在歐洲占主導地位的強大德國。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和德國簽訂了《鋼鐵條約》，藉此和德國聯起手來。這一年早些時候，馬德里最終落入了佛朗哥的叛軍之手，西班牙成立了一個親法西斯的政府。德國人怎麼會無視這些成果，把國家送入布林什維克之手呢？

在馬赫眼裡，這些人是垃圾，是害蟲，必須找出來全部肅清。一想到這些人，馬赫的臉就氣得扭曲變形。他用腳狠跺著人行道，像是想踏死一個共黨分子似的。

這時他看見了別斯科夫。

馬赫看見的這個年輕人穿著藍色的華達呢大衣，胳膊上掛著似乎為換季準備的薄外套。儘管穿著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但幾乎剃光的頭髮和飛快的步速卻說明這是個軍人。從他隨意卻完整地觀察街道的姿態來看，這個人不是紅軍情報機關的特工就是蘇聯內務部的秘密警察。

馬赫心跳加快，他和手下認得出大使館裡的每一個人。蓋世太保的檔案上有蘇聯使館所有人員的護照照片，他們每天都要看上幾遍。但馬赫對別斯科夫知之不多。別斯科夫非常年輕——馬赫記得檔案上記錄的是二十五歲——多半是個無足輕重的低階別外交官。不然，他就是故意讓自己顯得普普通通。

別斯科夫穿過菩提樹下大街，朝馬赫所在的菩提樹下大街和弗里德里希街的拐角處走了過來。馬赫發現走近的蘇聯人非常高，有著運動員的身材。他的目光銳利，眼神機警。

馬赫移開視線，突然間非常緊張。他拿起杯子，喝了口冷咖啡，用杯子擋住自己的半邊臉。他不想直面那雙藍色的眼睛。

別斯科夫拐進弗里德里希街。馬赫向站在對面街角的萊因霍爾德·瓦格納點頭示意，讓瓦格納跟上別斯科夫，然後他從桌旁站起來，跟上了瓦格納。

紅軍情報機關的僱員不一定都是間諜。他們取得的資訊大多數是從合法渠道得來的，比如說看報紙。他們不需要什麼都信，只需記下諸如哪個軍工廠又招聘了十個熟練的機床工這類細節。另外，蘇聯人可以在德國各地旅行——蘇聯則不然，沒有蘇聯特工的陪同，任何國家的外交官都別想離開莫斯科一步。馬赫和瓦格納追蹤的這個年輕人也許只是個從報紙上收集資訊的情報人員——只要能掌握熟練的德語，具有一定的總結能力，任何人都能從事這份工作。

他們跟著別斯科夫走過了馬赫弟弟開的飯店，那裡仍叫羅伯特酒館，但顧客群完全變了。羅伯特酒館原來招待的是有錢的同性戀者、猶太商人和他們的情人，以及那些能掙錢也能喝酒的女演員。現在這些人不是被送進了集中營，就是躲起來不敢露面。一些人乾脆離開了德國——趕他們出去非常好，馬赫想，即便酒館不能像以前那麼賺錢，他也不願意和這類人呼吸一樣的空氣。

他想到酒館原先的主人羅伯特·馮·烏爾裡希，他依稀記得羅伯特去了英國，也許在英國又開了家為同性戀服務的餐館吧。

別斯科夫走進一個酒吧。

一兩分鐘後，瓦格納也進了酒吧，馬赫在酒吧外負責監視。這是個普普通通的小酒吧。等待別斯科夫重新現身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士兵和他的戀人、兩個穿著考究的婦女和一個衣衫不整的老頭走出這間酒吧。接著瓦格納出來了，他直視著馬赫，雙手一攤做了個迷惑不解的手勢。

馬赫穿過街道。瓦格納非常喪氣：“他不在酒吧裡。”

“你全部都看過了嗎？”

“是的，連廚房和廁所都看了。”

“你問過酒吧裡有誰看見他從後門出去了嗎？”

“他們說沒看見。”

馬赫害怕極了。這是全新的德國，出點小錯不是能輕易糊弄過去的，他也許將遭到嚴厲的處罰。

但這次應該沒事。“很好，就這樣吧。”他說。

瓦格納顯然鬆了口氣：“真的嗎？”

“至少我們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報，”馬赫說，“從擺脫我們的熟練程度看，這傢伙是個間諜——而且是非常優秀的間諜。”

沃洛佳進入弗里德里希車站，坐上地鐵。他脫下讓他看起來像個老頭的帽子、眼鏡和髒雨衣。他坐下來，拿出手絹，擦掉使鞋子顯得髒汙的粉末。

他有點擔心那件雨衣。這是個大晴天，他害怕蓋世太保注意到它，意識到他的換裝。不過蓋世太保沒有他想象的那麼聰明，自從在酒吧廁所快速換裝離開以後就沒人跟著他了。

他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如果被人看見他和德國持不同政見者聯絡，最好的結果是事業失敗被遣送回蘇聯。運氣差一點的話，他和聯絡人可能會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大街【16】的地堡裡銷聲匿跡。蘇聯人會對外交官的失蹤進行抗議，德國人會裝模作樣地進行失蹤人員的搜尋，最後遺憾地報告說沒有結果。

沃洛佳自然沒去過蓋世太保的總部，但他知道里面是什麼樣。內務人民委員會在列森伯格街11號的蘇聯貿易大廈建有相同的設施：鋼門，用便於清洗血跡的方磚建成的審訊室，一個便於分割屍體的大盆，以及焚燒人體的電爐。

沃洛佳被派到柏林的任務是擴充套件這裡的間諜網。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取得了勝利，德國對蘇聯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斯大林撤了外交部長利特維諾夫的職，讓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坐上了外交部長之位。但莫洛托夫又能做些什麼呢？法西斯勢力以不可阻擋之勢在歐洲蔓延。在一戰中，德國軍隊戰勝了蘇聯的六百萬大軍，這樣的回憶讓蘇聯高層寢食難安。斯大林想和英法簽訂一項抑制德國的條約，但三國無法達成一致，這份條約在最後一刻流產了。

德國和蘇聯這場仗遲早要打，沃洛佳的任務就是為蘇聯打贏這場仗而收集儘可能多的軍事情報。

他在柏林市中心以北貧苦的工人區維丁下了地鐵。他在站外停住腳步，假裝讀牆上的海報，窺視著其他行色匆匆的乘客。確定沒人跟蹤後，才重新往前走。

他朝選擇碰面的廉價咖啡館走了過去。和以往每次接頭一樣，他沒有立刻走進去，而是站在街對面的公交車站盯著咖啡館的入口。他確信自己已經甩掉了尾巴，但還得看看沃納有沒有被人跟蹤。

他不知道他是否認得出已經二十歲的弗蘭克·沃納，他倆上次見面還是六年前。沃納也同樣無法確定能不能把他認出來。於是兩人約定把當天的《柏林摩根郵報》開啟到體育版。沃洛佳看著一篇足球新賽季的前瞻報道，不時抬起頭看沃納來了沒來。在柏林讀書時，沃洛佳是柏林成績最好的柏林赫塔隊的球迷。他經常放聲高唱：“前進！前進！柏林赫塔！”他很想知道這支球隊的前景，但等人的焦急打斷了他的專注力，他一遍遍地看著這篇報道，裡面的內容卻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在西班牙的兩年沒有像想象的那樣促進他的事業——情形恰恰相反。沃洛佳發現了不少類似海因茨·鮑爾這類納粹安插的“志願兵”，但蘇聯秘密警察隨後以納粹奸細為名，逮捕了大量僅僅對共產主義抱有微詞的真正“志願兵”。在秘密警察的監獄裡，幾百名抱著理想而來的有志青年被折磨致死。相比法西斯分子，共產黨人似乎對與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更加感興趣。

志願軍的努力徒勞無功。斯大林的政策是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內戰以叛軍的全面勝利而告終，蘇聯最不想見到的右翼法西斯支持者建立了西班牙獨裁政權。那些被派到西班牙參戰的人，儘管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卻承擔了所有失敗的後果。其中一些人回到莫斯科就失蹤了。

馬德里陷落以後，沃洛佳帶著恐懼不安的心情回到莫斯科。他發現這裡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斯大林分別於1937年和1938年對紅軍進行了清洗，幾千個指揮官不知所蹤，其中包括不少和父母同住在政府公寓的紅軍高層。格雷戈裡·別斯科夫這類原本靠邊站的人卻得到了重用，他的事業有了新的發展。沃洛佳的父親現在主管莫斯科的防空工作，一天到晚都非常忙。他的得勢也許是沃洛佳沒有成為斯大林在西班牙失敗政策替罪羊的最主要原因。

伊利亞·德沃爾金不知怎地也逃過了處罰。回到莫斯科以後，他娶了沃洛佳的妹妹安雅。這讓沃洛佳耿耿於懷。誰也無法解釋安雅為何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安雅已經懷孕了。沃洛佳經常會情不自禁地想到安雅給一個賊眉鼠眼的嬰兒餵奶的可怕情形。

休息了短暫的一段時間後，沃洛佳就被調往柏林驗證他的價值去了。

他把目光從報道上移開，看見沃納沿著街道朝咖啡館走來。

沃納的變化不大。他長高長壯了，但額前垂下的那撮栗色捲髮，藍色眼睛裡流露出來的幽默還是讓少女們為之痴狂。他穿著淡藍色的薄外套，袖釦上的金鍊閃閃發光。

沒有人跟蹤沃納。

沃洛佳穿過馬路，在沃納抵達咖啡館之前攔住了他。沃納張口大笑，露出一口大白牙。“你頭髮剃那麼短，我都認不出你了，”他說，“很高興在這麼多年之後再一次見到你。”

沃洛佳發現，沃納還是以前那個沃納，熱情和魅力依舊。“我們進去吧。”

“你不是真的想進那個垃圾場吧，”沃納說，“裡面都是些吃蘑菇豬肉腸的鄉巴佬。”

“我不想在街上久留，會被任何一個路過的人發現。”

“再過三個門洞有一條小巷。”

“我們就去那吧。”

他們走了一小段距離，走進堆煤場和雜貨店中間的一條小巷。“最近你在忙什麼？”沃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