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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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寒冷的街角等紅綠燈，一位盲眼男子喀喀喀喀走過來，這是哪兩條街的交叉口，他問。我沒有回答。他轉過頭來對著我說，有人在嗎？

我在這裡。說完我嚇了一跳，這四個字真是令人安心。後來只要惶恐的時候，我就會大聲告訴自己：我在這裡。這種存在感很不尋常。我總覺得只要一陣暖風，就會把我捲走，永遠消失，連一片指甲都不會留下。有那麼幾天，這種想法使我安心；也有那麼幾天，使我寒心。

這種自卑的感受，我想，是源自於我撲朔迷離的身世，至少精神科醫生是這麼認為的。我早就放棄去追尋有關我生父的一切；每次想起他，我頂多只能拼湊出父親的普遍形象，無法再往下細想他上街都買什麼雜貨，晨間都喝什麼咖啡，也無法想象他回家跟孩子團聚的模樣。我常常想，我會不會哪天在路上撞見跟我一模一樣的女孩。我小時候拼了命地想找出我跟我媽媽相像的地方，想證明我真的是從她肚子裡生出來的。我會趁她不注意的時候觀察她，偷偷從她房裡摸出裱框的半身照，說服自己我遺傳了她的眼睛，或是騙自己也許我們像的不是五官，而是小腿的曲線，或是脖子的弧度。

她從不告訴我她跟亞倫是怎麼認識的，我知道的一切都是從別人口中聽來的。她不鼓勵我問她問題，認為這是她的隱私。記得有一次，我聽到大學室友跟她媽媽通電話，讓我大吃一驚，她們母女什麼芝麻綠豆大的小事都聊，而且她媽媽完全不管她，幾乎放任到縱容的地步。她淨是報告一些蠢事，例如選了課卻忘記去上——她完全不記得自己一週有三天地理課——而且還講得很得意，跟幼兒園小朋友蠟筆畫得到小紅花一樣得意。

後來見到她媽媽，她在我們寢室裡忙來忙去，問東問西，而且還對我的事情瞭如指掌。她給艾莉森一大包安全別針，說以後可能會用到，後來她帶艾莉森出去吃午飯，我在房間裡撲簌簌落淚，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艾莉森媽媽的舉動如此隨意、和善，看得我都糊塗了。難道天底下的媽媽都像這樣嗎？會顧慮女兒需不需要安全別針？我媽每個月只打一次電話給我，打來也只問一些實際的問題，諸如成績、課程、繳費明細。

我小時候從來不告訴媽媽我最喜歡的顏色，也沒說過我長大以後要幫女兒取什麼名字，她大概連我喜歡吃什麼都不知道，我當然更不可能因為凌晨做了噩夢，就淚眼婆娑地跑到她房間找她。我一直覺得自己小時候很可憐，居然從沒想過要尋求媽媽的安慰。她從來沒說過她愛我，我也從來不認為她愛我。她會照顧我，生病時也會餵我吃藥。哦，對了，她還會買含有維生素E的乳液給我擦。

有段時間，我說服自己：媽不是故意疏遠我，只是她遭受過喪女之痛，所以需要自我防衛。事實上，雖然她嘴上沒說，但我覺得她不太會跟小孩子相處。她其實討厭小孩子吧，我想。我曾經嫉妒過，也曾經怨恨過，當年那腔嫉妒和怨懟，至今依然鮮明炙熱。她可能曾經真的想要生個女兒。我打賭她小時候一定做過當媽媽的白日夢，想象自己是一隻漲奶的母貓，寵孩子、舔孩子。她對孩子有一種貪婪的渴望，總像餓虎撲羊般撲上去。我在人前也是個有人疼的孩子。她為瑪麗安流乾了眼淚，之後就開始帶我到鎮上炫耀。她笑盈盈地看著我，揶揄我，連在人行道上駐足聊天，都不忘要呵我的癢。但是一回到家，她就立刻飄進房間，像一句沒說完的句子，留我一個人坐在她房外，臉頰貼著房門，在腦海裡重播今天的點點滴滴，回想任何觸怒她的小細節。

在納什家碰到我媽後，我到富士鄉村酒吧喝了幾杯。我知道我喝多了，但反正我沒有喝醉啊，我跟自己辯白道。再喝一點點就好。我喜歡把酒想象成潤滑油，多了這層保護，就不用害怕腦袋裡尖銳的思緒。酒保是個圓臉，高中時編在我後面兩個班，我記得他綽號叫“保哥”，但因為沒有把握，所以沒有叫出口。他嘴裡嘟噥著“歡迎回來”，一邊往我的廣口瓶倒了七分滿的波旁酒，再斟上可樂，然後對著餐巾架說：“本店請客。我們不收漂亮小姐的錢。”他整張臉紅到了脖頸，然後假裝有急事，連忙往吧檯另一邊鑽去。

我沿著尼侯街開車回家。尼侯街穿過小鎮，我的昔日同窗有好幾位都住在這條街上，越靠近我家，兩旁的宅邸越顯得氣派豪華。我瞥了一眼凱蒂·蕾西的孃家。十歲那年，她爸媽把古老的維多利亞大宅推倒，重新蓋了一幢單薄的宅邸。

一條街外，有個小女孩噗噗噗噗駕著貼滿花朵貼紙的高爾夫球車。她梳著繁複的髮辮，像可可粉包裝上的阿爾卑斯山少女。艾瑪。她趁媽媽去納什家做客，偷偷溜出來玩。自從娜塔莉事件後，就很難得在鎮上看到落單的小女孩。

她往東邊開，那是養豬場的方向。我拐個彎，跟在她後面慢慢開，車速慢到差點熄火。

前面一段下坡路稱了艾瑪的心，高爾夫球車疾速下衝，速度快到髮辮都飛揚起來。十分鐘後，我們來到鄉間。草長而枯黃，牛群悶得發慌。穀倉像老人佝僂著背。我在路邊歇了幾分鐘，讓艾瑪先走，等到快要看不見了，才保持距離開在她後面。我跟著她經過了好幾戶農舍，還有一個賣核桃的攤兒，看攤兒的是一個小男孩，他學電影明星快活地抽著煙。不久之後，糞便和唾沫的惡臭在空氣裡瀰漫開來。我知道我們要去哪裡了。十分鐘後，鐵豬欄在眼前出現，像一排又一排的書釘，閃閃發光。尖銳的豬叫聽得我耳朵都要出汗了，彷彿生鏽的井泵在哀號。我的鼻翼不自覺地一合一張，眼底也泛出淚水。去過肉製品加工廠的人就會懂我的感受。這臭味既不是空氣也不是水，而是固體，你非得在上面挖個洞才能透口氣，可是偏偏又挖不出洞來。

艾瑪咻地駛進養豬場大門，崗哨裡的警衛跟她揮了揮手。但我就沒那麼好過了，只好祭出那個管用的名字：愛多拉。

“對，愛多拉還有個成年的大女兒，我想起來了。”站崗的老人說。他名牌上標著荷西，是墨西哥人常見的名字。我在他身上多看了幾眼，看有沒有斷了哪根手指。站崗這種好差使通常輪不到墨西哥人，除非工廠虧欠他。這裡的工廠都是這樣，最下賤、最危險的工作都交給墨西哥人去做，儘管如此，白人主管還是對墨西哥人抱怨連連。

艾瑪停在一輛卡車旁邊，拍一拍身上的灰塵，然後好像有要事在身，直直朝前方邁步走去，先經過屠宰場，再從左右兩排豬圈中間穿過去，緋紅的豬鼻子不斷從木板的縫隙鑽出來，她最後進了一間鐵皮屋，是飼養小豬仔的地方。大部分的母豬都是受孕再受孕，生下一窩又一窩的小豬仔，生到後來不行了，就送進屠宰場，但若身體還挺得住，就被抓去餵奶——側翻過身，叉開腿，露出奶子，被捆綁在育豬舍的欄杆上。豬這種動物既聰明又合群，但像這樣被迫餵奶，跟生產線上的機器一樣，簡直讓母豬生不如死。不過想死倒不難，一旦奶水被榨乾，這些母豬便稱願了。

這麼不人道的做法，我光是想到就要作嘔，但更是震撼，看完人性少說也要減三分，跟目擊強姦卻不舉報一樣殘忍。我看到艾瑪在鐵皮屋的另一端，站在育豬舍的欄杆旁邊觀看。誰也沒去注意艾瑪，彷彿對她出現在這裡習以為常。工人合力把一頭母豬捆綁在育豬舍的欄杆上，艾瑪跟其中一位工人眨眨眼睛；工人綁妥後，便開車出去載另一批豬仔過來。

我待不下去了。我邁開步伐，起初還慢悠悠的，接著便拔腿狂奔，火速往車子的方向跑去。車門關上，廣播聲音震耳欲聾，溫熱的威士忌嗆辣喉頭。我駛離臭氣，駛離嚎叫，駛離那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