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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

位於市政法委綜合辦公樓六層的特別會議廳裡,鴉雀無聲。原木色的桌椅和有些斑駁的厚重白瓷杯子,使人恍惚有種時光停滯的感覺。一切都那麼凝重,就連西牆上那幅“翠柳圖”上的兩隻黃鸝,也顯得呆頭呆腦的。

一份厚重的剪報,此刻被狠狠地甩在桌上,騰起的塵埃在一柱昏黃的陽光裡漂浮著,久久不落。剪報上貼上了世界各國主要媒體對系列割乳命案的報道,其中不乏對我國警方的揶揄、挖苦之詞。

“偵破毫無進展……那座城市簡直變成了1888年的倫敦東區。”

一家英國報紙在評論文章中給兇手冠上的稱號,後來被認為是年度最熱門的網路詞彙之一——“中國的開膛手傑克”。

1888年8月7日至11月9日之間,英國倫敦東區白教堂附近連續發生了五起妓女被謀殺並毀屍的案件。白教堂一帶向來魚龍混雜,犯罪頻發。第一起案件發生於8月7日,中年妓女瑪莎·塔布連受害,身中三十九刀。緊接著,8月31日凌晨3點45分,妓女瑪莉·安·尼古拉斯被發現死在白教堂附近的屯貨區裡,她不但臉部被毆成瘀傷,部分門齒脫落,頸部還被割了兩刀,但最殘忍的是腹部被剖開,腸子被拖出來,陰部也遭到利刃嚴重戳刺。8天后的9月8日凌晨,47歲的妓女安妮·查普曼被發現死在一所出租公寓的後方籬笆裡,她被割開喉嚨,並慘遭剖腹,腸子被甩到她的右肩上,部分子宮和腹部的肉被兇手割走。9月30日,發生了第四起命案,死者名叫伊麗莎白·史泰德。

11月9日,26歲的妓女瑪麗·凱莉在自己的住處遭殺害,屍體慘遭剖腹,體內器官被掏出散佈在房間內,景象宛如人間地獄……

其間,在9月27日,一家新聞社接到了一封用紅墨水書寫,並蓋有指印的信件,寫信人以戲謔語氣表明自己是連續命案的兇手,並且署上那個日後被世界犯罪史永遠銘記的大名——“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

瑪麗·凱莉命案發生後,“開膛手傑克”銷聲匿跡,倫敦未再出現類似的命案手法。為偵破這一案件,英國警方動員了空前龐大的人力、物力,幾乎是舉國緝兇,卻一無所獲。1892年,警方宣佈停止偵辦此案。

世界上第一起系列變態殺人案就這樣落下了帷幕。警方與犯罪分子交手的結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是一種預示。此後,從世界範圍看,變態殺人案在各類刑事案件中,是最難偵破的一種,絕大多數犯罪分子都是揹負十幾甚至幾十條人命後才落入法網,而且相當一部分則乾脆逍遙法外,和“開膛手傑克”一樣,永遠被時間的陰霾所掩蓋……

“我不知道諸位看完這份剪報是什麼感受。”市政法委副書記李三多是個小個子的乾瘦老頭兒,可是他發脾氣時,滿臉的皺紋像樹根一樣扭曲變形的樣子,只能用“猙獰”這個詞來形容。

滿滿一屋子穿著黑色制服的與會者,都是市公安局總局、分局、刑偵總隊的頭頭,平日裡面對犯罪分子,一個個都有如虎豹,此刻卻無不噤若寒蟬。

“諸位沒有感受?一點都沒有嗎?”李三多冷笑了幾聲,指著自己的紅鼻頭大聲說:“那麼告訴諸位,我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那就是——羞恥!非常非常的羞恥!”

所有人,除了坐在李三多左邊的市局局長許瑞龍,都低著頭,連眼皮都不敢翻一下。

許瑞龍凝視著窗外那霧濛濛的天空,臉色鐵青。

“面對那些嘲諷,我們一聲也不敢吭,因為什麼?因為直到此時此刻,死了那麼多人,我們連兇手的影子還沒有踩到!”李三多用拳頭哐哐哐地擂著桌子,力氣之大,使所有的瓷杯都嗡嗡作響。

“鑑於該案已經在國際上造成了廣泛的,極其惡劣的影響,上級領導研究決定,將此案定為今年公安部督辦的一號大案,要求市局的同志們必須以堅定的決心和高度的責任感,把這一案件的偵破工作當成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迅速、乾淨、果決地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李三多的聲音猶如鐵一樣冰冷而堅定,停頓了片刻後,他稍稍舒緩了一些口氣,接著說,“同志們,任由犯罪分子這樣對手無寸鐵的無辜群眾屠戮下去,是我們公安人員的奇恥大辱啊!請大家表表態吧!”

偌大的會議廳,坐得滿滿的人,竟在五分鐘左右的時間裡,死一樣寂靜。李三多也真沉得住氣,滋兒滋兒地一口一口地喝著茶,“靜候佳音”,兩隻半眯的眼睛像鷹透過枝葉窺伺獵物一樣,從茶杯沿兒上探出,放射出鉤子一樣的光芒,剜著會議廳裡的每一個人,他清晰地看到,不少人的額頭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十分鐘過去了,整整十分鐘,沒有一個人“表態”,除了李三多,所有人有瀕死般的窒息感。

李三多看了看錶:“沒有人說話?死了那麼多人,兇手依舊逍遙法外,我們這些當公安的同志,連個敢負責的都沒有?”

向來脾氣火爆的杜建平實在坐不住了,“騰”地站了起來:“李書記,我是這個案子的專案組組長,案件到現在都沒有偵破,而且持續惡化,我應該負主要責任!撤職、查辦,我都認了!”

李三多歪個脖子,揚起臉看著他:“撤職的事情,不著急,我現在著急的是案子怎麼能儘快偵破?你能不能給我個準確的偵破時間,一週?半個月?一個月?總不能拖到22世紀吧?”

就是個傻子都聽得出李三多話中的揶揄,杜建平的斧頭臉漲得像在火爐子上烤過一樣通紅。這段日子為了破案,他連家都不回,天天在辦公室打地鋪,指揮各路刑警出擊,協調分局之間的工作配合,累得昏天黑地,現在眼睛和喉嚨都是腫的,但是公安工作就是這樣,出工出力未必出活兒。現在,李三多逼著他立軍令狀,杜建平心裡有數,自己實在已經黔驢技窮,就連一直寄予厚望的劉思緲,眼下也一籌莫展。

如果再打腫臉充胖子,立下軍令狀,萬一到期不能破案,多年櫛風沐雨在刑偵一線拼出的這點名望和仕途,可就全毀了!

“我……我……”杜建平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建平……”李三多看他這副模樣,擺擺手,“你……休息一下吧!”

“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樣倒在座位上,雖然被免了專案組組長的職務,但一瞬間,他感到分外的輕鬆。

李三多對已然鎩羽的杜建平不再感興趣,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許瑞龍,視線有意在許瑞龍的身上停留了半分鐘,好讓會議廳裡的人都看見。然後他把歪著的脖子“扶正”,一面掃視會場,一面冷笑著說:“建平不易,為了這個案子沒日沒夜的奮戰,不過咱們當警察的,血流乾了,汗淌盡了,辛勞苦勞拿算盤噼裡啪啦算一大把也沒用,我要的是功勞!要的是破案!在這裡,我把醜話說在前面,一個月之內,案子破不了,我一準兒要摘掉幾頂烏紗帽!”

散會了。

這些平時趾高氣揚的警察頭頭,此刻,一個個灰頭土臉地魚貫而出。李三多斜睨著門口,人都走淨了,他擺了擺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書識相地將門輕輕關閉。

空蕩蕩的會議廳裡,只剩下了他和許瑞龍兩個人。

“許局長。”李三多冷冷地問,“今天開會,你怎麼一言不發?”

“李書記。”許瑞龍依舊端正著目光,“我覺得和你沒什麼可說的。對了,你不是說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幾頂烏紗帽嗎?我等著呢!”

“老驢頭……”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裡咕噥著,突然從椅子上躥了起來,一面伸手戳他的肋條骨,一面惡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這麼跟領導說話?不怕我專你的政麼!”

許瑞龍大笑著左躲右閃,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擰過來,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面笑一面問:“老猴子,服不服?還敢摘我的烏紗帽,還敢專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褲子扒下來,讓你那漂亮秘書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紅的!”

“哎喲哎喲!疼死我啦!”臉貼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齜牙咧嘴地說,“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系統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許瑞龍的淵源。

建國之初,許瑞龍的父親——一向深謀遠慮的偵緝隊總隊長許天祥,認為新政權動向不明,深淺莫測,為個人安全計,抽身避禍才是明智之舉,留下一句“一僕不事二主”便掛印而去,回家後足不出戶。

誰知,1949年10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期間,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發表了“放下思想包袱,為人民政權立功”的講話,希望那些曾經供職於舊政權的警察們,只要對人民沒有犯過嚴重罪行,並已經把歷史問題交代清楚的,積極投身到新中國的公安事業中,並點名希望許天祥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會後還親自登門拜訪,要他“不要有顧忌,當好祖國的鐘馗”。許天祥非常感動,遂出任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

許天祥的兒子許瑞龍,打小就認識李三多,因為他倆住一條衚衕。

整條衚衕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親曾經當過軍統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從青島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飛機在江寧板橋鎮岱山所失事罹難。由於家庭的“特務背景”,建國後,一家人從一棟四合院裡被清出,搬到許瑞龍家隔壁一棟低矮的平房裡。

五十多年過去了,許瑞龍依然記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衚衕口的包子鋪窗根兒下面聞那一縷肉香時,經常能看到鼻青臉腫的李三多搖搖晃晃地走進家門,然後門裡面就傳出幾個女人的驚叫聲和哭泣聲。原來,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門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結果遭到新房主兒子的毆打,但是沒過幾天,他照舊溜回去,照舊大喊,照舊捱揍……

不管被揍得多麼重,許瑞龍卻從來沒有聽過只大他兩歲的李三多的哭聲。

也就是從那時起,許瑞龍經常被媽媽灌輸:“你別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兒。他們家是特務,咱們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壞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壞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所以黑、白,善、惡,好、壞,邪、正,註定是涇渭分明,你死我活。

從童年時代開始,許瑞龍就和李三多劃清了界限。儘管住一個衚衕,抬頭不見低頭見,但許瑞龍很少搭理他,甚至當李三多掛著油滑的笑容主動向他點頭哈腰打招呼時,他也昂首挺胸一走而過,視若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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