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犯罪個性剖繪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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嚓嚓嚓嚓，白色粉筆在黑板上接連寫下了四個詞：

足跡　指紋　筆跡　齒痕

“我們先來做一個MENSA遊戲。”林香茗微笑著，“哪位同學能告訴我，我剛剛寫下的這四個詞，其共同點是什麼？”

“什麼是悶殺啊？”李三多壓低了聲音問許瑞龍。

“不是悶殺，中文叫門薩。”許瑞龍嘟囔著，“好像是一種智力競猜遊戲……”

這時，前排傳來一個輕細而柔軟的聲音：“這四個詞彙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具有唯一性。”

林香茗不由得看了那聲音一眼：單眼皮，一雙眼睛有如剛出水的黑櫻桃，閃爍出晶瑩的光芒。

他趕緊調轉視線：“對，我今天要給大家講的犯罪個性剖繪，就是一種根據犯罪現場、犯罪形態以及被害人特性等方面蒐集、歸納出兇手特徵的犯罪調查技巧。簡而言之：尋找兇手的唯一性。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公民自由化程度逐漸提高，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迅速加大，我國進入了一個刑事犯罪的高發期，一些前所未有的犯罪形式不斷湧現，連環變態殺人案就是其中最惡性、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而最典型的兩個案件就是黃勇案件和楊新海案件。”

黃勇是河南省平輿縣玉皇廟鄉曾莊村的村民。他將自己家中的麵條機改制成殺人器械，取名“智慧木馬”。之後，從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他先後從網咖、遊戲廳、錄影廳等場所，以資助上學、外出旅遊和介紹工作為誘餌，將青少年騙到家中，然後以“智慧木馬”測試為由，將受害人捆在木馬上，用布條勒死。案發時，慘死在他手裡的冤魂一共有17個。

楊新海是河南省正陽縣楊陶莊人，他在河南、安徽、河北和山東四省相鄰的農村地區瘋狂殺人、強姦，用斧頭砍，用錘子砸，從來不留活口。無論從殺人的數量還是殘忍程度上來看，在世界犯罪史上他都算得上是“頂級魔王”，連美國赫赫有名的“綠河殺手”加里·裡奇韋也甘拜下風，因為裡奇韋只殺了48人，而楊新海殺死67人，殺傷12人！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變態殺人案數量很少，原因在於‘土壤’不夠——變態殺人與現代社會的畸形程度是成正比的，而黃勇案件和楊新海案件從發生到結束，都在2000年到2003年之間，我想這兩起案件的最大意義在於，它們標誌著系列變態殺人案件不再只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專利……”林香茗停頓了一下，聲音突然變得十分沉重，“它們彷彿是病毒一般，悄無聲息地隨著現代化程序，潛入到了我們的身邊，深深地隱藏起來，不知什麼時候，就會來一次無比血腥的大發作。”

所有聽講的人都不由得身上一凜。

窗外，一些陰晦的光芒，悄然浮游進了報告廳，瀰漫開來。

“一般來說，無論犯罪表現是什麼，變態殺人者的背後都有性心理畸變的情況存在。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使社會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心理變態，以屠戮為樂的黑色歧路？是感情生活不健全？是對童年時代遭受凌辱的瘋狂報復？是在現實與幻想的巨大矛盾之間不得解脫而人格分裂？是罕見的染色體或者腎上腺素分泌過旺？”林香茗說著，目光突然有些迷離，彷彿喃喃自語一般，手中的粉筆輕輕捻動，“至今，無論刑偵專家和性心理學家還沒有找出答案，但是有一點可以確認無疑的是，變態殺人所造成的危害，遠遠大於任何一種傳統犯罪。”

報告廳裡靜靜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彷彿不願意打擾，抑或在欣賞，這位憂鬱王子的沉思。

突然，林香茗意識到自己出神了，歉意地衝著聽眾們一笑：“對不起，我現在向同學們提出第二個問題：根據我剛才講的黃勇案件和楊新海案件，誰能回答：系列變態殺人案和傳統意義上的情殺、搶劫殺人和報復殺人相比，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是動機！”前排，輕細而柔軟的聲音再次響起，“無論是搶劫殺人、報復殺人還是情殺，都有鮮明的動機，而變態殺人缺乏明確動機。”

又是那雙美麗的眼睛，彷彿在無數黯淡的星辰中，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林香茗控制住自己，不去看那兩顆忽閃忽閃的星星。

“這位同學回答得很對。傳統犯罪往往動機明確，為了報仇，為了劫財等等。案件發生後，只要準確地尋找到犯罪動機，就能順藤摸瓜，鎖定兇手。”林香茗說，“而變態殺手則不一樣了，他們往往沒有明確的動機，犯罪手法也似乎毫無邏輯可言。這就導致那些習慣於應對傳統犯罪的警察，面對變態殺人案件時往往一籌莫展。黃勇是因為心理狀態不穩定，放走了幾乎被折磨至死的受害人張亮，才暴露出來；而楊新海的被捕，則是滄州市新華分局的刑警發現他沒有身份證，且形跡可疑，帶回局裡進一步訊問才查出真相。可以說，這兩件案子的最終破案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運氣’。

“那麼，是不是說刑偵人員在變態殺手的暴行面前，註定無計可施，只能甘拜下風了呢？”林香茗把那略微含著些憂鬱的目光在聽眾席中掃了一遍，轉身在黑板上寫下了七個字——

“行為反映出個性”。

接著，林香茗指著這七個字說：“看起來很玄虛的一句話，其實說來非常簡單。一個害羞的人，說話會不自覺地揪動衣角；一個邋遢的人，儘管穿上新衣服，也常常會忘記系文明釦；乾洗店的工人，看看送來衣服的肩膀上有沒有頭皮屑，就能準確地判斷客人的生活是整潔，還是邋遢……有些東西是與生俱來的，或者因為習慣養成，逼迫我們以一種特定方式去做某些事。變態殺手也一樣，他也許能掩蓋犯罪動機，但是他不能掩飾自己的行為方式。只要分析犯罪現場中透露的行為線索，就能夠找出代表犯人個性的因素，從而過濾嫌疑人犯，縮小偵查範圍從而提高破案率。

“犯罪與打擊犯罪，猶如兩臺齒輪相連的永動機，只要犯罪這臺機器不停止轉動，打擊犯罪的國家機器就必須比前者更高速、更有效地運轉下去。”林香茗說，“從1978年開始，美國聯邦調查局行為科學組開始了簡稱NCVCA的‘理解瘋狂犯罪者行動’，以我的老師John Douglas為首的小組成員，對被判刑入獄的36位變態殺人狂徒展開大規模訪談工作，從而更加了解這些變態殺手的人格形成、思考模式與行為特徵，並終於在變態殺人案件的偵破中收穫成效。”

林香茗講述了犯罪個性剖繪歷史上的經典案例——法蘭馨·艾芙森（Francine Elveson）案件。

法蘭馨·艾芙森是個26歲的老師，白種人，在紐約布隆克斯（Bronx）的一家看護中心教導殘障兒童。她身高不到一米五，患有輕微的脊柱側彎，個性害羞，不喜歡交際，和雙親一起住在公寓。

1979年10月的一天，法蘭馨在早晨6點半出門去上班。8點半，一個少年在樓梯上揀到了她的皮夾。下午3點左右，她的家人接到看護中心打來的電話，說她今天沒有來上班。經過尋找，在她所居住的公寓頂樓，發現了一幕極其恐怖的景象：

法蘭馨全身赤裸，已經斷氣，死亡原因是遭到重擊後勒斃，其力量之猛，把她的下顎、鼻子和臉頰都打碎了，牙齒也被打掉。她的手腕和腳踝被用自己的皮帶和絲襪綁起來。她的乳頭被割下，放在胸上。內褲也被脫下，套在頭上，罩住了臉。在她的大腿和膝蓋有咬痕。她的陽傘和筆被插進陰道，梳子則放在陰毛上，耳環以對稱方式被放在頭部兩側的地上。在她的大腿上，兇手用插入陰道的那支筆寫著“你沒法阻止我”！而在她的腹部，寫著“FUCK”！

據家人說，法蘭馨脖子上本來戴著一個金墜子，做成希伯來字母的形狀，但是不見了，而法蘭馨被綁縛的姿勢就是模仿這個形狀。

屍體上有精液反應，但是驗屍結果反映法蘭馨並未遭到強暴。

犯罪現場的另一重要特徵是，兇手在現場大便，並用法蘭馨的一些衣物蓋住糞便。

由於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兇殘，引起了公眾的極大憤怒和關注。紐約警方查問了超過兩千名可能的目擊者和嫌疑犯，也過濾了紐約都會區所有已知的性犯罪者，但是一個月過去了，案件偵破工作沒有任何進展。

揹負著巨大壓力的紐約警方，帶著這一案件的檔案、報告、案發現場照片和驗屍報告，找到了John Douglas。

這時，行為科學組的“理解瘋狂犯罪者行動”剛剛開始一年。John Douglas在一家餐廳裡接待了來自紐約的幾位警察，在看過所有的資料之後，他給警察們做了針對犯罪者的個性剖繪：兇手是個長相平凡的白種男子，年紀在30歲左右，外表蓬頭垢面，沒有工作，主要在夜間出沒。他和父親或年長的女性住在一起，單身，平常和女性沒有往來，也沒有很好的朋友，讀高中或大學讀到一半就輟學了，自視不高，沒有車子，也沒有取得駕照。這個人曾經以勒絞或窒息的方式嘗試自殺，現在應該還在醫療機構接受治療。

“你們不必找得太遠。”John Douglas告訴警察，“兇手住的地方肯定在命案發生的那所公寓方圓半里之內，甚至就在公寓裡面。”

幾位警察面面相覷，搞不懂John Douglas玩的什麼把戲，怎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得出關於兇手的這麼多，而且都是如此詳細、具體的結論。不過還是按照他描述的特徵，把那兩千多人的嫌犯名單過濾了一遍，然後找出了一個各方面都“符合條件”的人——卡敏·卡拉勃（Carmine Calabro）。

卡敏·卡拉勃，32歲，白人。他的母親已經去世，現在和父親一起生活，高中時代他就退學了，沒有工作，完全靠父親養活。他性格孤僻，沒有朋友，也因為和女性交往存在障礙，所以沒有結婚。由於有上吊和透過其他方式窒息自殺未遂的記錄，現在在一家心理療養所裡接受治療——這個“不在場證明”，是警方早先沒有對他特別注意的原因。

由於John Douglas的剖繪，警方重新對卡敏的“不在場證明”進行調查，發現他所在的那個心理療養所門禁很鬆，在法蘭馨遇害的前一天晚上，卡敏曾經沒有辦理任何手續，擅自離開了療養所。

警方提取了卡敏的齒模，與法蘭馨大腿和膝蓋上的咬痕進行了比對，結論是完全吻合——他就是兇手！

更令警方震驚的是，卡敏與法蘭馨一家就住同一棟公寓，想起John Douglas對兇手的剖繪，警察們覺得不可思議的精準。紐約警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John Douglas讚歎不已，幽默地說：“早知道他這麼厲害，還不如讓他把兇手的電話號碼直接告訴我們算了。”

林香茗講到這裡，聽眾席一片驚歎：“竟然這麼神啊！”

“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曾針對法蘭馨案件多次向老師討教，這不啻請魔術師透露魔術的秘訣，老師毫無保留地把這一案件的剖繪手法詳細教給了我，今天我就講給大家，希望能引起同學們對犯罪個性剖繪及其賴以為存的基礎——行為科學的興趣。”林香茗說。

John Douglas首先認定，這一案件是個臨時起意的偶發案件，並無明確的動機，屬於變態殺人。因為用於攻擊的每一樣東西都屬於受害者所有，兇手沒有攜帶任何武器。也就是說，兇手來到公寓時，並沒有犯罪意圖。他把法蘭馨帶到頂樓實施犯罪，卻並不擔心有人會發現，證明他對這棟建築非常熟悉，兇手應該就住在這裡，或者這附近。

從少年揀到皮夾的時間上分析，法蘭馨遇害應該是在8點左右，這個時間，上班族都在上班的路上，而兇手卻在公寓附近晃盪，說明他沒有全職工作。

由於犯罪有性的本質，所以推斷兇手與受害人年齡相仿，在30歲上下。兇手在屍體上進行了手淫，卻沒有發生性行為，說明他是個沒有安全感，在性方面非常不成熟的人，和女性缺乏交往，甚至由於生理或心理原因，根本沒有過性生活，用雨傘和鉛筆插入陰道不過是一種替代行為而已。

而且，兇手把屍體綁縛成希伯來字母的形狀，並將受害者的乳頭、耳環擺放在特定位置，在兇殺現場的狂亂失序環境中，居然有這樣的“儀式”行為，說明兇手存在嚴重的精神問題，他很可能企圖自殺，採用上吊或其他窒息方式——這正是他用以殺害法蘭馨的手法。這樣的人一般對自己的外表不那麼在意，比較邋遢。他不會和朋友同住，由於沒有工作，也負擔不起獨居生活，所以他應該與家人住在一起，既然他和女性缺乏交往，表明他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最大。

兇手在現場留下糞便。John Douglas指出，如果糞便是暴露在外面的，或許可以解釋成是兇手儀式幻想的一部分，但是他卻將之覆蓋起來，唯一合理的推論就是：兇手無法自控，才在現場排便，便後又沒別的地方可去，停留了很久，不想讓糞便的臭氣燻著自己。所以，他很可能是個在醫療機構接受治療的人，正是服藥的作用使他不能控制大便，而殺人後既不能回家，也不想回醫院……

“哦！”聽眾席上不約而同地發出了恍然大悟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