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兩個兇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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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盒是兇手“刻意”留在犯罪現場這一觀點得到了證明，杜建平一時無話可說，狠狠瞪了兩眼那個依舊蹲在牆角的呼延雲，然後拖過一把椅子坐下。

“剛才，我要陳述一個重要的觀點，現在可以說了。”林香茗把剛才被杜建平打斷的話頭給接上。他拿起熒光筆，在會議室的白色寫字板上一邊寫一邊講，“我來把截至目前發生的幾起案件，按照發生的時間順序，進行一個簡單的排列。”

（A）通匯河北岸發現的無名女屍分屍案，犯罪第一現場不詳。這起案件雖然是在6月29日才發現，但根據屍體腐敗程度和火柴盒中只有一根呈現燃燒狀態來推論，它很可能是系列命案中的第一起。

（B）陳丹案件。6月19日發案。犯罪現場位於萊特小鎮24號別墅的地下室。

（C）柳杉案件。6月21日發案。犯罪現場位於故都遺址公園的一片小樹林裡。

（D）6月23日的命案，犯罪現場位於學苑橋附近的學苑公園內。

（E）6月25日的命案，犯罪現場位於智新橋以北的一座正在準備拆遷的居民小區內。

（F）6月28日的命案，犯罪現場位於獨秀公園。

“我建議，大家一起來分析一下，這六起命案的區別是什麼，就會發現一個我們不能不正視的答案。”林香茗說。

專案組的成員們看著寫字板上的字，各自陷入了沉思。半晌，郭小芬首先發表了意見：“A和B兩起案件的犯罪現場或者埋屍地點，集中在城東的興旺橋附近，而C、D、E、F這四起案件，犯罪現場則集中在城北的學苑橋一帶。兇手怎麼會跨越這麼遠的區域連續作案？”

劉思渺說：“在A和B的犯罪現場或埋屍地點，兇手都留下了火柴盒，而C、D、E、F這四起案件提取的證物中，都沒有火柴盒。而且，A和B案件中，兇手的反偵查工作做得很好，在現場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有利於警方偵破的證物，而C、D、E、F這四起案件中，兇手作案後，對現場不加任何掩飾和偽裝，比如在柳杉一案中，甚至連兇器折刀都扔在距離現場不遠的山坡上，而且還留下了大量的直接身體證據，比如精液、指紋等等，這些直接身體證據，經過鑑定，屬於同一個人……”

林香茗微笑起來：“那麼，大家能不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呢？”

郭小芬搶著說：“A、B這兩起案件的兇嫌，和C、D、E、F這四起案件的兇嫌，不是同一個人！”

這句話猶如電燈的開關，“啪”的一聲，每個人都心頭一亮。

蕾蓉說：“我同意香茗的觀點。思緲早就有了一個想法，覺得這一系列案件中，除了A是分屍之外，剩下的5起雖然都出現了割乳，但C、D、E、F案件的現場既表現出兇手的殘忍和瘋狂，也暴露了他在反偵查方面的無知，和陳丹案件中那種‘理性的瘋狂’根本不是一碼事。在A案的分屍袋中發現屍體缺少一條大腿之後，A和B可以併案了，而C、D、E、F非常像另一個兇手實施的連續犯罪行為。但是，這一推論缺乏明確的證據。”

“直接證據是沒有的，但透過行為科學的分析，可以使我們像在黑暗中戴上了夜視儀，窺知事情的真相。”林香茗道，“我現在就來對A、B案件的兇手和C、D、E、F案件的兇手，分別進行一個最初級的剖繪。”

會議室裡的所有人都集中起了精神，彷彿看到舞臺上的幕布徐徐拉開。

“暴力犯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人事先對罪行實施有著詳細的規劃，頭腦冷靜，做事有條理，稱之為‘有組織力罪犯’；另一種人與前者正好相反，行事莽撞，缺乏起碼的自控力，想到什麼就幹什麼，不按常理出牌，這種人叫‘無組織力罪犯’。”林香茗說，“兩者之間區別非常明顯：有組織力罪犯通常擁有較高智商，能言善辯，他們對被害人經過刻意的挑選，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尋找合適的目標，絕不‘濫殺無辜’。因此如果仔細分析，被害人往往具備某些共同的特徵；而無組織力罪犯在選擇被害人上，沒有任何邏輯可言，碰上誰就是誰，對被害人的人格毫無概念，也沒有任何興趣，只想早點把對方殺掉了事。概括說，儘管都屬於變態殺人犯，但有組織力罪犯往往是為了目的而殺戮，而無組織力罪犯完全是為了殺戮而殺戮。”

林香茗停了一停，接著說：“由此可知，在有組織力罪犯的心中，充斥著各種幻想或‘儀式’，作案後對現場處理得非常‘整潔’，儘量不留下任何線索或證據，如果留下什麼，一定是幻想或‘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無組織力罪犯都是倉促作案，事先沒有規劃，事後也無從妥善處理以逃避警方偵查，現場往往是一團凌亂，兇手的指紋和足跡隨處可見，給警方提供大量證據。”

“還有，在性行為上，二者也有巨大的差別。”林香茗接著說，“對於有組織力罪犯而言，強姦是事先計劃好的犯罪情節，是透過使受害人產生某種反應，如恐懼、哭叫、曲意迎合等等，來滿足自己控制慾的一種手段，所以在次序上一定是先奸後殺，否則就會喪失樂趣；而無組織力罪犯遇到受害人的時候，往往會趁對方不備之際，以‘閃電戰’的方式進行偷襲，一擊斃命，至少是讓受害人完全喪失知覺之後，再實施性凌虐，在次序上往往是先殺後奸，換言之，他們即便是想性交，也大多是和死屍或奄奄一息的人‘搞’。”

這些知識，專案組的成員們大多很少了解，因此覺得特別新奇，都瞪圓了眼睛認真地聽。

“那麼，我們來嘗試著對製造A、B案件的1號兇嫌和製造C、D、E、F案件的2號兇嫌進行比較，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林香茗一雙秀美的眼睛炯炯放光，“1號兇嫌，無論是割乳還是分屍，對犯罪現場的處理都相當乾淨，使我們的取證相當困難，他也遺留了火柴盒，但目的是提示警方他還要連續犯罪；而2號兇嫌，在犯罪現場留下了兇器以及大量的指紋、足跡，儘管他連續作案，卻沒有留下任何提示物。1號兇嫌把陳丹禁錮在地下室裡，割乳之後還給警方打電話，整個犯罪行動步步為營，有條不紊；2號兇嫌則每次都是在僻靜地方用刀突襲受害人的要害部位。1號兇嫌是否對受害人進行過性凌虐，現在還不知道；2號兇嫌則幾乎每次都是先殺後奸，第一次對柳杉犯罪時，還出現了體外射精這樣典型的無組織力罪犯的特徵。所有事實都指明一點，1號兇嫌是有組織力罪犯，而2號兇嫌是無組織力罪犯，他們絕對不可能是同一個人！”

擲地有聲。李三多和許瑞龍不由得點了點頭。

杜建平有異議：“難道不會是同一個兇手，為了擾亂警方的視線，故意做出兩種行為嗎？”

林香茗拿起一支筆，在紙上籤了個名，然後把紙推到杜建平面前：“杜處，請您在這張紙上籤上我的名字，儘量模仿我的筆跡。”

杜建平皺著眉頭，拿著筆摹寫了半天，卻總也不像。

“同樣的道理。”林香茗平靜地說，“行為反映出個性。您摹寫我的簽名，可能某一筆很像，但每個字都像，是非常困難的事。犯罪比起簽名要複雜得多，在這個過程中，想刻意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混淆警方的視線，就如同讓一隻狼像狗一樣把尾巴向上捲起，偶爾也許可以，不可能這麼長的時間，這麼多次犯罪，那條‘狼尾巴’還不垂下來。”

“還有，從時間上推理，1號兇嫌和2號兇嫌也不可能是同一個人。”郭小芬說，“因為1號兇嫌作案在前，2號兇嫌作案在後。種種跡象表明，2號兇嫌暴露出的破綻比1號兇嫌多得多。如果說是2號兇嫌模仿1號兇嫌割乳犯罪，還說得過去；如果說是1號兇嫌突然刻意變成2號兇嫌的行為模式，從不在犯罪現場留下任何破綻，變成留下兇器和大量的指紋、足跡，他這不是找死嗎？！”郭小芬說。

這個推理很精彩。

在大家欽佩的目光中，郭小芬揚起臉蛋，得意地笑著。

唯有呼延雲耷拉著腦袋，垂著手坐在沙發上，彷彿又昏昏睡去。

可惡。郭小芬氣憤地想。他根本就沒在意她的推理。

專案組一致認定，系列命案的兇手為兩個人，這就意味著偵辦的思路和方向要做非常大的調整。

“當務之急，在於儘快定下先抓這兩個兇嫌中的哪一個。”許瑞龍說，“1號還是2號？”

林香茗沉思片刻，說：“從長遠看，1號兇嫌可能更危險，因為他的犯罪水準和反偵查能力明顯比2號兇嫌要高得多，但是從行為科學的角度分析，模仿犯往往比被模仿犯的社會危害性更大。這是因為，被模仿犯大多是有組織力罪犯，就像1號兇嫌，這樣的罪犯目標明確、計劃周詳，按照術語來說就是有一定的‘犯罪節奏’，他既要實施罪行又要避免被警察抓捕，所以謹慎小心，不會輕易出擊，一旦達到目的，就會讓犯罪行為停止或休眠。而模仿犯不一樣，他們大多是無組織力罪犯，就像2號兇嫌，智商、情商都很低，是一群憑著獸性本能亂砍濫殺的嗜血狂，殺人沒有明確目的，唯一能讓他們終止犯罪的方法就是把他們緝捕或擊斃！單單從眼下看，2號兇嫌的破壞性明顯大於1號兇嫌，在很短的時間裡他已經連續殺死4人。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抓捕2號兇嫌上……”

話音未落，就被李三多打斷了：“那1號兇嫌咋辦，留著他繼續禍害社會？”

“我只說重點抓捕2號兇嫌，沒有說對1號兇嫌放任自流。”林香茗神態自若地說，“我們這個專案組已經集結了市局最精悍的力量，必須承擔起同時緝捕這兩個兇嫌的責任。”

此言一出，每個人的心頭都感到沉甸甸的，尤其是杜建平，過去他的專案組一直對付一個兇手，就已經精疲力竭，師老無功，現在要在短時間內抓捕兩個兇手，談何容易。

難，林香茗又何嘗不知道，但他是個極深沉的人，於是很自信地分派起了工作：“當前的重中之重，是必須遏制住2號兇嫌的犯罪意圖。無組織力罪犯一般都只在居住地附近作案，而且膽小敏感，所以……”

他用手指在地圖上一劃：“杜處和林科長，你們的工作是把布警監控的範圍縮小在學苑橋附近的區域，聲勢越大越好，居委會戴紅箍的大爺大媽，各個單位的保安，不分晝夜地輪班巡查，同時加強對可疑人員的排查，這樣形成強大的震懾力，使2號兇嫌在短期內不敢輕舉妄動。”

想到這和前一段時間自己主抓的工作有一定的延續性，杜建平很痛快地答應了，他的老部下林鳳衝自然也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