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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洪峰只給你兩個選擇：在左邊失足，你便會死在義大利；往右邊走錯一步，你便會死在瑞士。
我們三個在馬特洪峰頂吃午飯的時候，得知了馬洛裡和歐文在喜馬拉雅山失蹤的訊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氣很好，那則訊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國報紙上，報紙是義大利布勒伊一間小旅館的廚師用來包我們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鮮三明治的。我的帆布揹包裡揣著這份輕飄飄的報紙，直到登上馬特洪峰仍渾然不覺，但是很快，這則訊息就會像沉重的石頭一樣壓在我們胸口。跟報紙一同放在包裡的還有用山羊皮囊裝著的酒、兩個水壺、三個橘子、一根100英尺長的登山繩和一大包義大利香腸。我們並沒有及時發現那份報紙，或者看到上面那則足以改變我們命運的訊息。我們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們在六天的時間裡，反覆攀登馬特洪峰，但一直沒有登頂，理由恐怕只有“教會執事”[7]知道了。
從策馬特鎮上山的第一天，我們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溫伯爾走的路線——同時還得避開像無數傷疤一樣分佈在山面的固定繩索和纜繩。第二天，橫穿茨姆特山脊時，我們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們經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側，再度橫穿那座山，穿過巖體鬆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夠嗆，我們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堅決反對我們上的那座山峰。接著，我們沿義大利一側山脊往下，於黎明時分到達我們設在朝南面對布勒伊綠色高地上的帳篷。
五天後，我才意識到，我們走的是當年的登山者走過的路線，拜他們所賜，馬特洪峰這才出名。當年二十五歲的愛德華・溫伯爾行事果斷，在登山方面堪稱專家，他臨時組建了一個三人登山隊，包括英國傳教士查爾斯・哈德森（來自克里米亞半島的牧師）、哈德森新收的十九歲門徒——道格拉斯・哈多，還有信心滿滿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剛剛透過英國陸軍部的考試，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競爭者中領先第二名近500分），他當時年僅十八歲，是昆斯伯裡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爾卑斯兩年了，還是個新手。除了溫伯爾那個由水平參差的年輕人組成的登山隊外，還有他請來的經驗和水平差距頗大的三個嚮導：“老彼得”陶格瓦爾德（其實他也只有四十五歲，卻被當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歲），還有經驗極為豐富的邁克爾・克羅澤，他三十五歲，是來自夏蒙尼的嚮導。事實上，他們只需叫克羅澤一人作為嚮導便可，但溫伯爾早先答應要僱用陶格瓦爾德父子，而這名英國登山家向來言而有信，即便整個登山隊的人員組成已經相當臃腫，另外兩個嚮導完全是多餘的，他還是信守諾言。
教會執事一直在向我們介紹讓-安託萬・卡爾的勇氣和成就，此人既是溫伯爾的朋友，也是競爭對手，還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檔。不過，直到我們登上義大利山脊我才體會到這點。我們攀行的那些複雜路線就是卡爾開拓的。
我們擁有自己的登山帳篷，也就是溫伯爾帳篷，這種帳篷就是當年那個久負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這座山上設計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兩邊是低矮的冰川，帳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們每天傍晚之前都會登上一側山脊，天黑之後，我們通常會圍著一小堆火隨便吃點兒東西，輕聲交談，然後舒舒服服地睡幾個鐘頭，再起來登山。
我們登上了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頂時，我們還是繞過了那些陡峭的懸壁。這算不得失敗。因為我們花了一整天時間，希望想出辦法征服那個從未有人踏足的懸崖，但因為既沒有裝置，也缺乏技巧，決定還是不去垂直攀登了。（這個懸崖於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後終被阿弗雷德・佩裡諾、賈科莫・奇亞拉和路易斯・卡雷爾征服，路易斯・卡雷爾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爾”，如此稱呼他是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輩表示敬意）正是我們的謹慎才沒有人員傷亡，要知道，考慮到1924年的裝備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懸壁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件事情還讓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歲的英國人理查・戴維斯・迪肯，以及二十五歲的法國人讓-克洛德・克萊羅克斯在艾格爾峰北面山腳下見面時的情形，當年，我們還沒登上異常兇險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暫時不表。
實際上，被他眾多朋友和登山夥伴稱為“教會執事”的理查，以及剛剛成為夏蒙尼嚮導協會成員、也許是世界上最頂級的登山互助會成員的讓-克洛德均同意，讓我參與耗時幾個月、橫貫冬、春、夏三季的阿爾卑斯山之行。我確實很享受在哈佛求學的時光，但是跟理查和讓-克洛德（我後來乾脆將克洛德為喚作“J.C.”，反正他似乎也並不介意我叫他的綽號）在一起的這段時光，卻是目前為止我這一生中最具挑戰性、也最激動人心的經歷，真的讓我受益匪淺。
至少在珠峰的夢魘開始之前是這樣的。當然，我又扯遠了。
在馬特洪峰的最後兩天，我們在兇險的西面登上部分山脊，然後又藉助繩索下來，研究登山路線，計劃該如何登上真正危險的北面，那也是阿爾卑斯山難以克服的地區之一。（七年後，弗朗茨和託尼・施密特在北面露營一晚後，終於登頂成功。他們一路從慕尼黑騎腳踏車前往山裡，完成北面登山的壯舉後，他們又騎車回家）對我們三個來說，現在只能算勘探任務。
最後一天，我們終於為北面那個看似無法征服的“茨姆特之鼻”懸崖制定出了登山路線，然後再次撤了下來，橫穿至義大利山脊，最後，理查允許我們登上最後的幾百英尺。六月末，風和日麗的一天，我們終於登上了狹窄的山峰。
在馬特洪峰的那一個星期，我們登山的時候遭遇了傾盆大雨、突如其來的暴風雪、雨夾雪、能給岩石披上雨凇的凍雨，還遭遇了大風肆虐的天氣。最後一天，山峰上天朗氣清，萬籟俱寂。因為風不大，理查用一根火柴就點燃了他的菸斗。
馬特洪峰的山頂是個狹窄的山脊，如果你從略低、稍微寬一點的“義大利山峰”和高而狹窄的“瑞士山峰”之間走過去，也就百來碼[8]長。在過去的九個月裡，理查和讓-克洛德教會我一個道理，所有漂亮的山都不會讓你犯難。馬特洪峰只給你兩個選擇：在左邊失足，你便會死在義大利；往右邊走錯一步，你便會死在瑞士。
義大利這側是高達4000英尺的峻峭岩石，而瑞士這邊則是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嶙峋的山脊，這些山脊落差達數百英尺，人若掉下去，很有可能屍骨無存。山脊線上白雪皚皚，我們的平頭釘靴在上面走過，留下了清晰的印記。
馬特洪峰的山脊並非那些興奮的記者所宣稱的（現在他們仍然這麼認為）“刀刃山脊”。我們在山脊的雪地裡留下的腳印證明了這一點。要是山脊真的如同覆蓋大雪的刀刃一樣，我們的靴印肯定會留在兩邊，因為在真正的刀刃山脊上行走，肯定會像只笨拙的鴨子一樣，慢慢悠悠地搖擺，一條腿在西邊，另一條腿在東邊。要是腳一滑，估計能把你的蛋蛋給扯了，但是我們並沒有，上帝保佑，那可是在4000英尺高的地方。
我們可以在“刀刃山脊”上稍寬一點兒的地方，也就是垂直的雪簷上玩讓-克洛德所謂的“跳繩遊戲”。在這種大雪覆蓋的刀刃山脊行走時，我們可能綁在一起，倘若我們前面或者緊跟在你後面的登山者滑到了另一邊，你的第一反應（因為在大雪覆蓋的刀刃脊上幾乎找不到保護點[9]）——你多次訓練後形成的“本能反應——定會跳向山脊線的對面，如此，你們兩人都會懸掛在4000英尺高的山脊上，甚至更高的地方，到時候，你肯定會祈禱，首先：繩子可千萬不能斷，要不你們兩個都得完蛋。其次，你倆的體重可千萬不要差太多。
這麼做還真是管用。我們在勃朗峰的刀刃脊上練習過無數次。但是，那個山脊對於失敗後的懲罰，或者說對於繩子斷裂後的懲罰，只會讓當事者滾到50英尺下的雪地裡，而不是從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落。
我身高6英尺2英寸，體重220磅[10]，所以，當我跟可憐的讓-克洛德（身高5英尺6英寸，體重135磅）玩“跳繩遊戲”時，理論上來說，他會像上鉤的魚一樣從大雪覆蓋的山脊線那邊翻過來，這樣，我們兩個都會滑下雪坡。但是，因為讓-克洛德習慣背最重的揹包（他使用他那把長冰鎬的時候速度最快，也最有技巧），所以，平衡的問題還好解決，高應力麻繩會嵌入垂直的雪簷中，直到勒到下面的岩石和堅硬的冰塊上。
但是，正如我說的，馬特洪峰長長的山脊比法國的大馬路還要寬，至少走在上面沒什麼問題，在某些地方可以成縱隊走過。如果你藝高膽大，或者真傻得可以，你可以手插口袋，心不在焉地玩這個遊戲。理查就是這麼做的，他從夾克口袋裡拿出他的舊菸斗，點燃了，在上面來回踱步。
理查平日沉默寡言，甚至可以好幾天不說話。這天上午，他顯然豪情大發。一邊抽著菸斗，一邊示意我和讓-克洛德成縱隊跟在他後面，去遠端的山脊。我們在那裡可以俯瞰義大利山脊，之前走過的路線一覽無餘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甚至還看到了溫伯爾走過的路線，後來，他決定走看似更有難度（事實上，因為那邊有大冰塊突出的角狀物，反而容易些）的瑞士山脊。
“他和卡雷爾的登山隊去過那兒。”理查說，然後指著一條尖塔狀的狹窄山脊下面三分之一處的線路，“經過多年的努力，溫伯爾終於比他的老朋友和那個義大利嚮導要早兩三個小時到達山峰。”
當然，他講的是溫伯爾和他手下六個登山隊員於1865年7月14日首次登上馬特洪峰的情形。
“溫伯爾和克羅澤有沒有用石頭扔他們？”讓-克洛德問道。
理檢視著我們的這位法國朋友，想確定他是否在開玩笑。接著兩人都笑了。
理查指著我們左邊的峭壁說：“溫伯爾一門心思只想引起卡雷爾的注意。他和克羅澤大聲叫喊著，往北坡扔下了石頭，當然啦，他們並沒有朝義大利人正在攀登的山脊扔。但在卡雷爾和他的隊員聽來，覺得那動靜如同加農炮彈。”
我們三個人看著下面，像是看到了義大利嚮導和他的同伴正吃驚地望著上面，眼睛裡滿是絕望。
“卡雷爾認出了老朋友溫伯爾那條寬鬆的白褲子。”理查說，“卡雷爾認為他還要一個小時左右才能登上山峰，當時，他和他的隊員已經爬過山脊最艱難的部分，但看到溫伯爾已經登頂後，他轉身領著他的隊員下去了。”理查嘆了口氣，深深地吸了口菸斗，然後望著我們下面的群山、峽谷、草地和冰川。“兩三天後，卡雷爾登上了馬特洪峰，依舊是從義大利山脊那邊上去的。”他輕輕地說，像是在自言自語，“儘管英國人顯然取得了勝利，成為第一批登頂馬特洪峰的人，義大利人也成了第二批登頂者。”
“沒錯，他們的確贏了，可卻是如此的悲劇。”讓-克洛德輕輕地說。
之前，我們將揹包堆在了狹窄山脊最北端的幾塊大石頭上，回到那裡後，我和讓-克洛德開始準備午餐。這是我們在馬特洪峰的最後一天，興許也是我們在一起這麼久後最後一次一起登山……沒準這輩子都沒機會了。我特別希望不是這樣的結局。我只想跟這些新結識的朋友完成歐洲的“遊歷”，攀登阿爾卑斯山。但理查很快就要去英國辦事了，J.C.也不得不回到夏蒙尼嚮導協會履職。每年，夏蒙尼的嚮導都會依照夏蒙尼山谷詭異的傳統，帶上具有兄弟情誼的神聖繩子在那裡聚會。
我不再去想分離抑或是永別的離愁別緒，也沒再去拿午餐，我迫切地想把這些景緻盡收眼底，牢牢記住，這種感覺比腹中的飢腸轆轆更甚。
空中萬里無雲。離我們130英里外的海濱阿爾卑斯山清晰可見。最先由溫伯爾和嚮導克羅澤登上的艾克林斯國家公園龐大的輪廓像一頭大白豬一樣映襯在天空中。我稍稍往北邊望去，看到羅納河遠端奧伯郎特高高的山峰。西邊，所有低矮的山峰在勃朗峰的對照下都相形見絀，山頂上的皚皚白雪反射著太陽光，晃得我的眼睛都睜不開。我稍微將臉轉向東邊，望著那邊一座接一座的山峰，有的是我過去九個月跟我的新朋友登上過的，有的則等著被人征服，有的則永遠不會有人涉足了——那些奇形怪狀的白色山頂在遠處模糊成崎嶇不平的地平線，籠罩在一片薄霧中。
查理和讓-克洛德吃著三明治，不時抿一口水。我停止觀望，也不再胡思亂想，開始吃起東西來。冷牛肉的味道美極了。麵包堅硬的外皮很有嚼勁。山葵將我的眼淚都辣出來了，勃朗峰變得更加模糊。
我往南邊望去，由衷地讚歎溫伯爾在他那本經典的作品《1860—1869年登阿爾卑斯山記》中所描繪的景色。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在布勒伊上面的帳篷藉助蠟燭看過的，這會兒仍能清楚地記得裡面的內容，愛德華・溫伯爾於1865年7月14日第一次描繪了馬特洪峰的景緻，而我則於1924年6月末貪婪地看著溫伯爾這段景色描寫：
那裡有陰鬱的黑森林、生氣勃勃的草甸、翻騰的瀑布和靜謐的湖泊，有肥沃的土地、未曾開花的荒原、陽光明媚的草原，以及寒冷的高原。那裡有最崎嶇的山峰，最優雅的輪廓，有險峻、陡峭的懸崖，緩緩起伏的山坡，有岩石嶙峋、白雪皚皚的大山，憂鬱而莊嚴，或是閃閃發光，或是銀裝素裹，城牆、炮塔、頂峰、金字塔、圓頂、錐體和尖頂，形態萬千！真可謂巧奪天工，天從人願。
看得出來，愛德華・溫伯爾一定是個浪漫的人，19世紀中晚期，眾多黃金時代的登山家皆是如此。跟1924年那種簡潔、現代的風格相比，他的文采是那樣的絢麗、古典。
但是，我經常被人詬病毫無浪漫可言，坦白說，我的確如此。這是性格使然，也許，我就是個這樣的人。雖然，我是一名哈佛畢業生，專業還是英文，準備創作自己“偉大”的旅行見聞和小說——當然啦，我只會以那種簡潔、現代的風格創作——但我還是能驚奇地發現愛德華・溫伯爾19世紀的文字是那樣華麗，讀到這樣的文字，我的眼眶再次溼潤了。
1924年6月的這天，看到這段五十多年前寫下的文字，我怦然心動，看到情感豐富的愛德華・溫伯爾對景色的描寫，我的靈魂更是被其俘虜。這位偉大的登山家第一次登上馬特洪峰，看到這樣的景色時才二十五歲。而我兩個星期前才剛剛慶祝完自己的二十二歲生日，如今也有幸能一覽這美麗的景色，我感覺自己離溫伯爾和一眾登山者如此之近，他們中有些人被詬病為憤世嫉俗，有些人跟我一樣不諳浪漫，此刻，我正從這個山脊，從這塊低矮圓石的頂端往南望向義大利。
整個秋天、冬天和春天，我都跟讓-克洛德和理查攀登阿爾卑斯山，每次攀登完一座山峰，我們都有一個問答環節。提問時，我們從來不會表現得高高在上，其實我還挺喜歡這種過程的，因為我能從兩位登山家身上學到很多東西。自打我從美國來到歐洲後，也成為了一名出色的登山者，多虧了讓-克洛德和理查彬彬有禮的教導——有時候他們也會開些善意的玩笑，但在教導我的過程中，他們從來不會賣弄學問。我知道我正逐漸成長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應該說是一名世界一流的登山家，而且我也成為一個小兄弟會中的一員。除此之外，理查和讓-克洛德會對我諄諄教誨，包括山峰上的問答指導，幫助我學會如何去愛我剛爬過的山。即使在跟那座山的親密接觸中，她可能兇險異常，我也應該愛她，比如遇上風化的岩石、雪崩、攀爬的時候連個手點[11]也沒有，掉下去便會粉身碎骨；比如，被迫在壁架上露營，狹窄的壁架上甚至都無法垂直放下一本書，我們卻還要在冰冷的天氣裡擠在那裡，有時還會碰上冰雹風暴、雷暴，晚上，我那個冰鎬的金屬嘴在電暴下閃著藍色的光，為了不讓自己睡過去，掉入萬丈深淵，你還得在下巴下夾一根蠟燭。儘管經歷了這麼多艱難險阻，理查，特別是讓-克洛德一直都在教我，要愛我們攀登過的山，愛真實的她，即使跟她在一起經歷了最艱難的時期，對她的愛仍要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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