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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的一個深夜，我們從23,000英尺的三號營地登上了27,000英尺的六號營地，攀越了位於珠峰山肩的北部山脊。幾年之後，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我獨自一人趁著夜色攀登了南極的幽冥山。除了這一個人的登山之夜，就再也沒有比那個珠峰的攀登之夜更美好、更讓我享受的攀爬經歷了。在那個珠峰的夜，所有的美好都極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星光燦爛，美不勝收。在這樣的背景下，登山時我的身體享受到了無限樂趣，而且和我鍾愛的朋友們一起登山，我的心中更是無比喜悅。

當然了，後來我很想知道，帕桑醫生給我吃的可待因和苯丙胺是不是對我享受到的美妙感覺產生了什麼影響。我隱隱意識到，我依舊感覺喉嚨裡像是嚥下瞭如我手掌大小的鋸齒狀金屬物，可我的咳嗽已經減輕了，甚至都可以再次輕易使用氧氣罩，所以那種奇怪的感覺也就不再那麼困擾我了。

我們並沒有用繩索拴在一起，而是各自分散開，依舊沒有開啟頭燈和手電筒，從北坳上方那道山脊處被冰雪覆蓋的岩石帶腳下開始攀爬，然後恢復成一條直線，並且使用祝瑪裝置扣牢在固定繩索上。之前，在攀爬途中，我們在所有傾斜石板的陡峭部分都安裝了固定繩索。

我們並沒有像登山隊在深雪中開路時常做的那樣輪流領頭攀登，而是輪流殿後。因為最後一個人要承擔非常累人的工作，要拉住從帶孔眼的樁子上鬆開的每一段固定繩索，把繩索捲成圈，繞在肩膀上拖拽，一直到需要解開下一段繩索為止。

“啊……”有一次，我們停下來更換起確保作用的最後一位登山者，讓-克洛德說，“防止後面的德國人順著固定繩索追來，這我可以理解……可一根固定繩索都沒有了，我們自己下山的時候不就難了嗎？”

“到了五號營裡，在繼續往上攀登之前我們會有五分鐘休整時間，那時候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理查說。就我所見，到目前為止，在整個攀爬過程中他一直都沒戴氧氣罩，也沒有開啟流量控制閥。我們拿了很多吸氧裝備，所以我真搞不懂他為什麼現在就要這麼節省氧氣。

我們繼續推進。現在沒有一個人使用罐裝氧氣，儘管五號和六號營地裡藏有備用的吸氧裝置和氧氣罐。我們似乎已經達成了默契，要儘量節省氧氣，反正早晚能派上用場。

我們聽到下方遠處的河谷裡傳來了兩次步槍槍響的遙遠迴音，可我一直都沒聽到子彈在我們周圍的岩石上彈跳起來的聲音，也沒有聽到令人不安的蜜蜂似的嗡嗡聲又一次在我身邊飄過，而這嗡嗡聲根本不是蜜蜂發出來的。理查“體貼周到”地在他的恩菲爾德步槍上裝瞭望遠鏡瞄準器，德國人可以用這個來對付我們。即便如此，理查說在夜色下也不可能從垂直1英里的下方，在岩石和髒兮兮的冰雪中找到穿深灰色衣服的人，我們再一次調換了芬奇外套和暗褐色沙克爾頓夾克的位置，把芬奇外套穿在最外面，並且把帆布防風褲穿在羽絨綁腿外面，所以渾身上下都成了灰色的。理查向我們保證，與其擔心在這麼遠的距離被步槍擊中，還不如擔心閃電、巖崩或雪崩給我們帶來的威脅。（後兩者是對我們的真正威脅，如果我不是因為藥物而進入了近乎狂喜的狀態，我心裡或許真的會七上八下的）

按照計劃，我們在五號營地休息了五分鐘，把氧氣流量開到了最大，可隨後我們在那裡又用了十五分鐘拆卸雷吉的大帳篷，分成支柱、帆布、防雨罩和鋪地防潮布幾部分，分別裝進我們的揹包裡。那裡的氧氣裝備太多了，我們背不走，所以我們又花了更多時間費力地把它們拖拽出大約五十碼，拉到了北壁的岩石和碎石區，藏在一塊巨大的三角形礫石後面。如果下山時我們需要找這些“英國空氣”——當然了，假設我們可以活著下山的話——那麼這塊礫石的奇特形狀會是我們唯一的引導物，因為我們不可能用竹竿或旗子來標誌位置，白白便宜了那些德國人。

我們把那裡沉重的固定繩索收回，將其中大部分捲起來後和吸氧裝置一起藏在那塊岩石後面。我們每個人都把150英尺長卷成圈兒的奇蹟繩背在肩膀上或放進揹包裡，雖然在這一段的攀爬中我們依舊沒打算用繩索拴在一起，但如果碰上特別難攀爬的地段，我們只能靠這些繩索擺脫困境。

我們把雷吉的大帳篷的每一部分都打包好，把另外一些不滿的氧氣罐藏在了北壁上，把放在我們揹包裡的氧氣罐換成滿裝的。然後以橫切攀登方式回到了北部山脊，忙活完這些之後，我們都開始氣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這時候我終於把一直想問的問題說了出來：“沒有了固定繩索，我們怎麼下山？”我問理查，“下山的時候，我們要從那塊三角形岩石和上面我們所有藏繩索的地方找回那些固定繩索，重新佈置起來嗎？那樣我們八成會被累死。”

“這算是個解決辦法。”理查邊吸氧邊說。他終於和除帕桑以外的我們所有人一樣，開始使用“英國空氣”了。“如果德國人放棄了，或者我們能把他們全都殺了，那麼我們倒是可以按照這種方式返回。”

“我們還可以怎麼下山？”讓-克洛德問，“從東北山脊不可能返回嘉措拉山口，理查。那裡只有一面近乎垂直的刃狀山脊，佈滿了簷板、山脊刃嶺、尖柱形石，還有上千英尺的陡坡。下降到北部山脊另一邊的康雄冰川也不可能，那裡的落差足有10,000英尺。所以，除了摔下去，你有沒有考慮其他的下山方式？”

理查靠在他的長冰鎬上，他揹負的大量裝備比他的頭還要高。他對J.C.壞壞一笑。“我正在考慮採用橫切攀登方式。”他說。在這個神奇的夜晚，只有一絲風都沒有的時候，我們才能用正常的聲音說話。

“橫切攀登。”讓-克洛德說，他先是看了看珠峰峰頂的那面山壁，然後又看看在星光照耀下閃閃發光的大深峽谷的山壁。“依我看，不能從諾頓的峽谷下山，”他說，“那裡下方几百英尺處有一道近乎垂直的陡坡，不過還沒到那道陡坡，我們沒準就被雪崩捲走了。無論是在北壁上或是在北壁另一邊，我們都不可能採用橫切攀登方式下山，理查。”

“說的沒錯，”理查說，“可如果採用橫切攀登方式，從北峰穿越到南峰，然後下降到南坳，到達馬洛裡命名的西庫姆冰斗，怎麼樣？”

聽到這個提議，有那麼一會兒，我們都陷入了沉默，不過我可以看到雷吉潔白的牙齒在星光下閃著光。處在理查和凱瑟琳・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之間，我突然冒出一種感覺，彷彿我們是被兩匹餓狼帶到了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上。

“這……太瘋狂了，”我終於說道，“北峰和南峰之間的那道山脊是什麼樣子，我們一點兒線索都沒有……而且從第一臺階到北峰這一面之間的山脊是什麼狀況我們也不知道。即便我們登上了珠峰的最高峰，採用橫切攀登方式來到了南峰——我想這倒是有可能的，而從南峰下到南坳可以說絕無可能了。從來沒有人見過那道山脊，更不用說嘗試攀登了……向上攀或向下爬都是一樣。”

“的確如此，我的朋友。”讓-克洛德嚴肅地說。

“讓我們在去六號營地的途中接著討論吧。”理查說。

“我看到三號營地有隱約的燈光。”雷吉說。

“德國人開始摸黑在那道連通北坳的冰壁上開鑿踏腳處了，天快亮時他們就會登上來。”J.C.說。

我很想繼續討論採用橫切攀登方式穿越珠峰頂峰兩面山壁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可真的沒有時間這樣做了。我們把揹包背好，把一頂倒塌的米德帳篷和另一頂被砸漏的米德帳篷留在原來的雪地上，再一次邁開沉重緩慢的步伐，攀登這座陡峭的山脊斜坡。我們幾個人很幸運，在五號營地上方不到200英尺處，我們再一次找到了固定繩索。理查再次殿後，承擔起了最沉重的工作，在我們向上攀爬時負責收回固定繩索並將之捲起來，而我們其餘人就把祝瑪裝置鉗牢在粗繩索上，開始滑動這個裝置，向上攀登，拴在一條繩索上的我們每走四步就要停下來喘粗氣。

我們都在使用理查曾經教過我們的“馬洛裡技巧”：儘可能深吸一口氣——儘管我們心裡明白，在海拔8000米以上，壓力不足，所以無法吸足氧氣——憑藉這口氣走出四步，然後停下來，喘氣，如此往復。

就這樣，在即將到來的曙光中，我們五個人不停地向上攀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