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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中旬的倫敦偶爾會悶熱難耐，可現在的空氣裡卻夾雜著一絲寒意，讓我想起了十個月前我們去皇家地理學會時的情形。當然了，八月份樹葉尚沒有變色，不過空氣裡卻包含著些許味道……我覺得那是人們在屋裡燃燒煤炭和木柴而散發出的煙味兒。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裝，我那套最好的定製西裝在我出門期間不翼而飛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這剛剛來到的短暫寒意不會令這套衣服顯得那麼扎眼。

那棟大廈已經很有年頭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煙燻，現在已經變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壯觀。腳步聲在瓷磚和大理石上回響著。我告訴守門的衛兵，我約好了和財政大臣見面，他領我找到一位接待員，這位接待員領我去見了一位文書，這位文書帶我去見了這位大人物的助手，這位助手又把我帶到了一間貼有桌布的等候室裡，讓我坐在一張破爛的皮沙發上，只等了兩三分鐘後，我就被帶到了財政大臣的裡間辦公室。

財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隱晦的話談論這個人的時候是多麼可愛啊，他們說他是“我們那位喜歡籤支票的共同的朋友”，還說“我們那位非常喜歡黃金的朋友”。在獨自坐船從印度回英國的漫長旅途中，透過看報和向別人打聽，我才弄明白他們後面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那指的是這位財政大臣決定要在鮑德溫政府執政期間恢復金本位制。

這件事發生在去年五月，彼時我和我的朋友們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沒有聽說英國真的恢復了金本位制度，不過他們顯然知道這個人十分青睞以黃金為基礎的經濟。在我坐船回英國途中，我還看了關於此次恢復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聞，許多經濟學家議論聲不止，不認同恢復金本位制度，不認同這位財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書走開，我看著這間寬大房間的另一邊，那裡有一塊很破舊的地毯、一張大書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蕩蕩的，一個矮胖的男人正背對著我。他默默地站在那裡，一邊抽雪茄，一邊透過被煤煙燻黑的窗戶看著外面，他的兩條腿張得很開，有點兒像拳擊手的姿勢，他那雙短而粗的雙手在他的背部緊緊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書或助手（或是別的職務）走了大約一分鐘之後，他轉過身來，上下打量我，微微皺著眉頭，或許看不順眼我的羊毛西裝，然後說道：“佩裡，是嗎？”

“是的，閣下。”

“你能來太好了，佩裡先生。”他衝我揮揮手，示意我坐在一張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時他自己在桌子後面那張帶墊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來。

在我們的探險開始前，我一共在倫敦待了好幾個月，那時候我倒是聽說過“溫斯頓・丘吉爾”這個名字，不過我不記得是不是曾經看過他的照片。我隱約記得，幾年前，他退出保守黨加入自由黨，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黨，媒體對此一片譁然。我還記得，我們在倫敦的旅店裡整理裝備時，理查嘲笑《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並且給我和讓-克洛德引用了丘吉爾的一句話（一旦涉及到丘吉爾，理查就沒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顯而易見，再次背叛起作用了：丘吉爾現在作為保守黨員在埃平擁有一個民選議席，並且在鮑德溫保守黨政府內身居要職。對於財政大臣這個職務，我唯一瞭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丘吉爾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閣下”這一尊稱，以及唐寧街11號一棟免租金的房子，顯然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邊。

“你是美國人，佩裡先生？”

這也算是個問題？“是的，閣下。”我說。

我承認，如果這個人就是珀西瓦爾・布羅姆利勳爵為之犧牲的情報部門負責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凱瑟琳・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為此人而喪命，他當然很不符合間諜組織首腦這一角色。我覺得他更像是一個穿著細條紋西裝和馬甲的巨大嬰兒，嘴裡還叼著雪茄。

“你們美國人在把我——還有英國政府——往絕路上逼啊！”他在寬大的辦公桌對面用深沉洪亮的聲音說道。他開啟了一盒雪茄，將其從寬大的桌面另一邊推過來。“來根雪茄，佩裡先生？要麼來根香菸？”

“不用了，謝謝，閣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說的“絕路”是什麼意思。當然他說的不是即將轉交那個信封的事兒。信封被我塞在我那個超大號夾克口袋裡，裡面裝有七張該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趕快把東西轉交，然後離開這間辦公室，離開倫敦。

“我是指戰爭債務，小夥子，”這個叫丘吉爾的人說，“英國欠你們美國佬多到離譜的一筆錢，足有4,933,701,642英鎊。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鎊。你們的總統、國務卿和財政部長一直嚷嚷著讓我們還錢。我問你，佩裡先生，在法國把戰爭債款支付給我們英國之前，我們拿什麼還呢？天曉得，法國拿到了他們的戰爭賠款，而且他們也分到萊茵河谷鋼材賣的錢，可法國人還錢的速度太慢了，他們就像個租戶，每個月的收入不是用來交給房東，而是都用在了買彩票上。”

我含糊地點點頭。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幾個星期裡，我的喉嚨已經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現在說話時只有一點點磨銼聲，從前那種青蛙似的低沉嘶啞的聲音不見了，不過此刻我想不出該說些什麼才好。我現在只知道一件事兒，裝有照片的那個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燒出了一個洞，而且如果這個又矮又胖的男人噼裡啪啦地說個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煙吹向我的方向，那我準會跳到這張超大號的桌子對面，把這個狗孃養的掐死，去他媽的英美關係吧。

“哦，不是你的錯，跟你沒有關係，”財政大臣丘吉爾說，“東西帶來了嗎？”

我說了一句可能破壞間諜圈子規矩的話：“你是說布羅姆利的照片和底片，閣下？”

“是的，是的。”他把雪茄捻滅了，短粗的手指交叉在胸前。

我把信封拿出來，在不站起來的情況下儘量將之放到桌子對面最遠處。我很驚訝，丘吉爾甚至看都沒看那個信封一眼，就用一隻短粗的手把它掃進他腳邊的一個紅色公文包裡。

“太好了。”他說。

我覺得他這是在下逐客令，所以我站起來打算離開。

“今天是星期五。”丘吉爾說，他甚至都沒站起來在我走之前和我握握手。我當然知道今天他媽的是什麼日子。我就是和他的手下約好了今天見面的。

“我認為，就取得這些東西的詳細情況，我們應該好好談一談，”丘吉爾說，“你明天有空嗎？”

明天有空嗎？這他媽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啊？過去幾天，沒有了理查和讓-克洛德，我只能獨自一人在倫敦等待著。我從沒感覺這麼孤獨和無助過。這些英國人說話雲裡霧裡的，奇怪得很。

丘吉爾肯定已經看出我的表情有些茫然，因為他這樣說：“我是說一起用晚餐。”

“有空，閣下。”我回答，一股失望感在我的肚子裡盤旋。我真不願意和這個無足輕重的人打交道，就因為他，我那三個最親愛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表弟都被害死了。

“那麼明天下午我們會安排你去查特韋爾。”他自顧自說著，彷彿已經訂好了似的，“這個週末克萊米不在那裡，不過會有好多位有趣的賓客參加晚宴，當然了，孩子們也在那兒。來吃一頓豐盛的大餐吧，佩裡先生，你可以在那裡過夜，在我們私下裡談話的時候，我們可以更詳細地聊聊。

“晚宴時要穿正裝。”財政大臣繼續說道。我曾經從某處看到過，他已經五十歲了，不過看他那矮胖的體形、胖乎乎的紅潤臉頰，渾身充滿活力，所以他看上去要年輕得多。“你是不是碰巧帶了白色領帶、燕尾服之類的衣服來倫敦？”

“沒有，閣下。”我說，喊這位無足輕重的丘吉爾叫“閣下”我已經煩透了，“只有我現在穿的這套西裝。”

丘吉爾明智且果斷地點點頭，然後按了按他辦公桌邊一個控制桿。剛才帶我進來的那個男秘書彷彿變戲法一樣出現在屋內。“泰勒上校，”丘吉爾說，“煩請你帶這位小夥子去薩維爾街我的裁縫那裡，請他加快速度做一套燕尾服，再做一兩套夏裝和秋裝西服，或許還要一套睡衣、幾件襯衫和合適的領帶，明天中午就要，勞駕。告訴他們賬單由財政部支付。”

對於他的安排我不知道該有什麼想法，所以也就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但我只想說：我不需要白色領帶和晚禮服，我也不需要你那該死的施捨。於是我對丘吉爾點點頭，他點了一根新雪茄，在我還沒離開房間之前就讀起了檔案。

“等等，”我說著停下來轉過身，“有件事兒我想問問。”

他那張圓臉上露出了一抹天真無邪的微笑，在寬敞的房間對面看著我，等待我說下去。

“查特韋爾是什麼地方，又在哪裡？”我聽見我自己這樣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