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查特韋爾是丘吉爾的鄉村別墅，位於肯特郡的韋斯特勒姆附近，距離倫敦25英里遠。中午我去裁縫鋪取了我的新衣服，試了試，讓裁縫把衣服的尺寸改合適了。他們給我選了幾件白襯衫，我穿了其中的一件，還穿了他們剛剛給我做好的棕褐色亞麻西裝，那位裁縫選擇了一條顏色適中的綠色與紫紅色相間的領帶搭配西裝。然後我坐著部門派出的車子，去趕下午1點15分的火車。（至於是哪個“部門”我就不得而知了）另有這樣一輛由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在韋斯特勒姆火車站接我，把我送到了幾英里之外的查特韋爾。

我本以為查特韋爾莊園是一棟大型別墅，就像布羅姆利夫人的宅邸那樣，要不就是我曾經聽說過的理查・迪肯戰後放棄的那種豪宅，不過查特韋爾莊園更像是馬薩諸塞州鄉村裡一棟很舒服的房子。很久之後，我才知道，查特韋爾莊園是一棟相當簡單的磚房，始建於19世紀，有很多附屬建築物和糟糕的景觀，所以外形極為難看。而這棟建築物並非幾代以來都屬於丘吉爾家族，而是不久之前才由丘吉爾買下，而且多多少少由丘吉爾的工匠進行了重建。

丘吉爾本人也對莊園進行了改造。

一位僕人把我帶到了一個房間裡，我抓緊時間“梳洗一番”，然後一位年紀較大的男僕走進房間，告訴我丘吉爾先生希望能和我見一面，問我現在是否方便。我告訴他我很方便。

我原以為我會被帶進一間巨大的藏書室，可結果這位高個子、一頭灰髮的僕人（我之前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只回答了句“梅森，先生”）帶著我繞行來到了房子的一側，只見溫斯頓・丘吉爾頭戴一頂男士軟呢帽，身穿濺滿了灰漿的深色連衫褲工作服，正在那裡砌磚。

“呵，歡迎，佩裡先生。”他喊道，一邊用抹刀把灰漿抹平，砌上另一塊磚。

那是一面很長的牆壁。

“在倫敦的辦公室我每天工作十個小時，不過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丘吉爾繼續說道。我早就注意到他最喜歡的說話方式就是自言自語。“也就是砌磚和書寫歷史方面的書。我特別聯絡了磚瓦匠協會之後才開始砌我的第一面牆。他們吸收我為榮譽會員，不過我依然在交會費。我這個星期的真正工作就是寫兩千字、砌兩百塊磚。”

他把抹子放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肘，領著我繞行來到了房子的後面。

“我管這裡叫‘愜意的豬’。”丘吉爾說。

“哪裡，閣下？”我說。

“哦，當然是這棟房子。查特韋爾莊園。而且如果你是佩裡先生，那我就是丘吉爾先生，別再叫我‘閣下’了。”

“好吧。”我說，生生把“閣下”兩個字嚥了回去。

我們來到一個天井，周圍是一片低矮的規整式園林，不過這位財政大臣帶我繞過房子去看的並不是這座花園。“這就是三年前我買下這個地方的原因。”他說。

我知道他說的是從山頂看到的風景。不管是當時，還是時至今日，這都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也是最青翠的太平盛世鄉村美景。遠處有一片森林，裡面有山毛櫸、慄樹、橡樹，綠油油的草地一望無際，還有我所見過的最長、綠草最茂盛的斜坡。

“愜意的豬共佔地80英畝[10]，”丘吉爾說，“不過正是因為峽谷的美景和這一大片肯特郡林地，我才買下了這個地方，雖然克萊門蒂娜[11]說這裡太貴了，而且還需要重建，我們負擔不起。我覺得實際情況確實如此。”

“太美了。”我說，意識到我自己有些詞窮。

“我可以想象得到，這裡的美及不上珠穆朗瑪峰。”這位體格魁梧的小個子說道。他那雙亮晶晶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注視著我。

“那是一種不同的美，閣……丘吉爾先生，”我說，“珠峰到處都是岩石、冰、刺目的光線和狂風。包括狂風在內，幾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冰冷刺骨。一般情況下，在大本營以上的地方連一點兒綠色都沒有，甚至連青苔都沒有。除了登山者和稀少的烏鴉外，沒有任何生物。沒有樹、沒有樹葉、沒有草……幾乎沒有柔軟的東西，丘吉爾先生。只有岩石、寒冰、雪和風。這裡更……溫和、更有……人氣。”

丘吉爾一直在仔細聆聽，現在他點點頭。“我最好接著工作。修完了那道牆，克萊門蒂娜臥室的露臺擴建工作就算完成了，等我砌好了那道牆，我就要去建另一堵堤牆。”他揮動短短的手臂和胖乎乎的手，指向左邊，“我還建了那些池塘。看到水和水中生物總是樂趣無窮。”

那些池塘很美，而且看上去很自然。不過這一次我什麼都沒說。

“像你們美國佬愛說的那樣，別拘束，就當成你自己的家。”丘吉爾說，“要是你餓了，就告訴梅森或馬修斯，他們會給你做三明治。客廳裡有酒，你的套房裡也有很不錯的威士忌，我想在你們那一邊池塘[12]，你們管這叫蘇格蘭威士忌。你的房間裡還有書，不過你也可以隨意從主藏書室借書。要是你找不到書，那是因為你壓根兒不想找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遊戲。6點我們會喝雪利酒或威士忌，7點30分吃晚餐，用餐時間之所以定得早一些，是因為我們其中一位客人會讓帶一架放映機來，飯後給我們放電影。或許只給孩子們放。我想你肯定會發現今晚一起吃晚飯的客人非常有趣，其中三位尤為如此，待會兒見，佩裡先生。”

*

我見到的第一位客人是T.E.勞倫斯。美國記者羅威爾・托馬斯在戰爭期間和戰爭後期稱他為“阿拉伯的勞倫斯”。我剛到樓下參加酒宴，勞倫斯正好也到樓下來。他穿著阿拉伯王子那種裹住全身的長袍，腰帶上彆著一把彎曲的匕首，匕首的手柄上鑲嵌著珠寶。

“挺傻的，我知道。”我們彼此做了自我介紹，並握了握手，然後他說，“不過孩子們喜歡。”

沒多久一個年紀較大的人也加入了我們，丘吉爾稱他為“教授”。此人是F.A.林德曼教授，後來T.E.勞倫斯小聲對我說，1916年，無數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因為無法擺脫那些紙糊似的飛機的水平螺旋狀態而喪命，林德曼教授利用高等數學想出了一種機動飛行動作，並稱這種方法可以讓所有飛機擺脫最嚴重的尾旋。勞倫斯告訴我——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依舊戴著那條女人氣十足的白色棉頭巾——英國皇家空軍和飛行員都說這種飛行動作不起作用，於是這位教授親自上陣，展示如何飛行。他在不帶降落傘的情況下駕駛一架斯帕德飛機，故意讓飛機進入最危險的水平螺旋狀態，利用以數學為基礎的機動飛行動作，熟練地將飛機從俯衝拉起，此時飛機距離地面只有幾百英尺遠。顯然，秘訣在於讓人的手與腳離開控制裝置，據林德曼教授說，如果飛行員放任不管，飛機自身便會筆直飛行，與地面平行。他稱，正是所有對控制裝置的校正和過度校正命令促成了死亡螺旋。勞倫斯說，教授駕駛另一架較舊的雙翼飛機進入可怕的螺旋狀態，並再次拉起飛機。

T.E.勞倫斯深信不疑地對我說，在這之後，所有皇家空軍飛行員都要學習教授的機動飛行動作。

那天的晚宴包括孩子們在內約有12人。丘吉爾的女兒戴安娜十六歲，兒子倫道夫，看上去十四歲，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名叫薩拉，還有孩子們的兩個表兄妹，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們的名字我忘了），這兩個孩子的年紀大約和戴安娜及倫道夫的歲數差不多。晚宴期間，丘吉爾向教授“發難”，讓他“在不超過五分鐘的時間裡用淺顯明瞭的話告訴我們量子論到底是什麼”。

丘吉爾從馬甲口袋裡拿出他的表，開始計時，林德曼教授就開始講，還餘出二十秒時間他就講完了。所有人都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我真的聽懂了。

參加晚宴的還有一位“特殊客人”，當我第一次看到此人在客廳中接過一大杯冰鎮香檳酒時，我不由得大吃一驚。

我看到的這個人竟是阿道夫・希特勒。我和帕桑醫生一起，在種茶場待了一個月養病，我在那裡等待著，其實只是希望有一天理查和雷吉會突然出現，在那期間，我經常想到希特勒。在種茶場，在坐船從印度返回的那幾個星期航程裡，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關於希特勒的文字。

現在希特勒就在這裡。有那麼一會兒我開始優柔寡斷起來（我擔心的不僅是我應該做什麼、必須做什麼，還擔心我怎麼才能做到），不過我注意到這人有一頭捲髮和愉快的表情，臉部骨架微微有些長，而且我還意識到正是這人的假鬍子才會使得他和希特勒那麼相像，在逗玩孩子們之後、晚餐之前他把鬍子摘了下來。根據丘吉爾的介紹，此人是查理・卓別林，他雖然在英國出生，現在卻是美國居民。

那天晚上提早吃晚餐，以及孩子們和我們一起用餐的原因就在於此，卓別林帶來了他的最新影片（以及一架行動式電影放映機），要在飯後給我們放他最新的電影，以免影響孩子們休息。

然而，卓別林這個人雖然很搞笑、很愛笑，可酒還沒喝完，我們還沒有被帶到長長的餐廳之前，他就把主人家惹惱了。卓別林似乎對他的政治主張十分堅定，而且一直逼著丘吉爾解釋為什麼財政大臣和鮑德溫政府要堅持恢復金本位制。“你們的經濟會因此受創，你知道的，”卓別林一邊喝酒一邊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物價會上漲，窮人就倒黴了。”

丘吉爾顯然很不爽別人指責他做得不對，更討厭在他自己的家裡面對這樣的爭論，所以等到我們都在桌邊找到位置坐下的時候，他氣得一句話都不說了。

不過卓別林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從而打破了沉默。“我今天晚上就得趕回倫敦，所以給大家放完新電影之後，我們或許就沒有時間聊天了，所以我在餐桌邊給大家來一次預演。”他說。他拿出了新電影《淘金記》的複製，這部片子六月份的時候在美國首映，此時尚未在英國上映。

卓別林拿起兩把叉子，插進兩個小圓麵包裡。“我的小流浪漢，”這位演員說，“去了阿拉斯加淘金，還要努力博取一位他邂逅的年輕姑娘的歡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和她在一起，並且盡全力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不能說話，所以他這樣和她交流。”

說完了這句話，那個對政治感興趣又嚴肅的查理・卓別林消失了，那個笑嘻嘻又可愛的小流浪漢角色出現了。他用肩膀抵在那兩把叉子和小圓麵包上，彷彿那兩個小圓麵包是他的腳，插進小圓麵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圓麵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邊跳一邊哼唱著，甚至還用叉子和小圓麵包做了高踢腿和靈敏的劈叉動作。最後，他用小圓麵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禮，並且露出了一個小流浪漢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氣氛完全消失了。丘吉爾是我們中間笑得最盡情的一個，他又變得好交際且好客，剛才的火氣都不見了。

晚餐妙趣橫生，大家都很開心，其間還出現了另一個有些奇怪的插曲。T.E.勞倫斯前傾身體，俯向坐在桌子另一邊的卓別林，他那條頭巾的絲綢流蘇差點兒粘到了果汁冰水裡，他對那位電影明星說：“卓別林，卓別林。猶太人？你是猶太人嗎，先生？”

卓別林臉上一直掛著笑容。他把裝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當時我們都在吃野雞肉——對著勞倫斯的方向舉起，說：“啊，不是，我出生時就註定我沒能享受這一殊榮，勞倫斯先生。”

稍後，椅子和放映機都已經擺放在長客廳裡，孩子們和賓客都湧向那裡，我則找藉口告辭了，我說我很累，事實上我的確很累。我和卓別林握了手，告訴他我希望我們有一天能夠再見面。他熱切地握著我的手，說他也盼望著那一刻。

然後我回到樓上的房間睡覺，接下來的九十多分鐘裡，一樓不斷傳來陣陣笑聲。

*

僕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聲音輕是輕，可沒完沒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覺這時候也就是半夜。我父親的那塊表顯示此時快到凌晨4點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話，先生，”梅森舉著一根蠟燭輕聲說，“丘吉爾先生正在他的書房裡，剛剛完成工作，現在很想和您談談。”

我當然介意。我介意的不僅僅是他們深更半夜無禮打擾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來潮，三言兩語就傳喚我去見他，而且我對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談話內容十分有趣，能夠見到查理・卓別林對我而言更是跟做夢一樣，然而，在珠峰之上發生了那麼多事兒，我的朋友們被派去了那裡的原因至今依舊是個謎，所以即使再好的應酬也不能彌補依然在我心中翻湧的憤怒和失望。我難過極了，根本沒有心情繼續那種詼諧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歡。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當地問問這位財政大臣，為什麼他有權力浪費別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爾・布羅姆利、讓-克洛德・克萊羅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費那些已經死掉的優秀的夏爾巴人的性命，以及那個年輕的奧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個T.E.勞倫斯，對著他的臉，大聲告訴他梅耶正是一位猶太人。還要告訴他，梅耶比我遇到過的那些穿絲綢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國紈絝子弟都要有膽識。

我到丘吉爾的書房裡去找他時，他肯定還緊皺著眉頭。雖然心情不大好，可我還是承認，這間位於頂樓的房間真是太令人難忘了。梅森帶著我穿過都鐸式建築式樣的門口，後來我才知道那種裝飾叫作模製門窗框，然後他靜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樣靜悄悄地關上了門，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視線無法從房間的上方收回。天花板顯然被移走了，成穹狀彎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國這個國家一樣古老與堅固。這間巨大的房間鋪著寬大且褪色的地毯，不過中央部分並沒有鋪地毯。書架嵌在高高的牆壁內，滿滿當當裝的都是書。（我已經見過樓下的那間藏書室了，那裡的藏書足以滿足任何一座美國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閱讀需要）房間四周擺放了很多椅子和幾張低矮的書桌，其中一張豪華的紅木雕刻的書桌後面有一張非常舒適的布面椅，可是丘吉爾卻站在一張高桌子後面，那張桌子的桌面有些傾斜，用很有年頭的木頭製成，未加任何修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