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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廳官員一致認為這種事情絕不能再發生了。秉公守法的幾位部長對這樁事更是怒不可遏。他們組成了一個極其機密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委員會找了一大堆的目擊證人，聽了他們的證詞。鉅細無遺地詳加追問，把各個關鍵地方串聯起來，作成結論，以防止類似事件重演。最後推舉我做主席，草擬報告書。我們這個委員會所作的結論，絕不對外公佈，我們這些成員更是得嚴守機密。其實這個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大家都很清楚，開始時大家會七嘴八舌熱烈討論，後來塵埃落定，我們再回歸到塵堆裡。我們的委員會像是個平日嬉笑慣了的人，一旦不悅，就丟下愁眉苦臉的我們、一些毫無意義的作業紙，以及附在財政檔案裡的一些機密說明而不管。

以蘇俄司的奈德及其同僚所用的稍為謹慎的措辭來說，這件事肇始於某個暖和的週日傍晚，五點至八點三十分的這段時間，一位自稱尼基·藍道、以巡迴推銷為業，收入頗豐、無前科記錄的波蘭後裔，分別拜訪了四個部級的行政機關，說有要事，要求能立即見到英國情報局的幹員。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曾分別遭到警衛的恥笑，被人驅逐，甚至一度遭到毆打。至於國防部的兩名守衛有無像尼基所咬定的：抓著他的衣領和褲襠，將他連扯帶拉地趕出大門；或者照警衛們的說法，只是“幫助他”回到街上，是一件永遠無法達成一致的事了。

但我們這委員會還是很嚴厲地質問了這兩名守衛，他們為什麼覺得有必要在一開始就提供這種“協助”？

“長官！藍道先生拒絕讓我們檢查他的手提箱。他曾提議在他等待時把手提箱交給我們保管，但鑰匙要由他保管，這是不符合規定的。唉！沒錯，他是當著我們的面把箱子拽了又拽，拍了又拍，再扔出去用雙手接著，很明顯的是要讓我們知道箱子裡並沒有我們所擔心的東西，但這還是不符合規定呀！而當我們儘可能和氣地要取走他手中的箱子時，這位紳士（尼基在他們的證詞中終於還是變成‘紳士’了！）卻不讓我們動手！長官！並且用他那外國腔大喊大叫，引起了一陣騷動。”

“他喊叫些什麼？”我們問道，因為我們對有人會揀星期天在政府機構所在地大吵大鬧的想法深感不解。

“呃……長官，就在我們把這個情緒激動的人趕出大門時，他叫著說他的手提箱中藏著一些非常機密的檔案，這些檔案是俄國人在莫斯科交給他的。而他只是一個無理取鬧的小波蘭人呀！長官。”他們可能應再加上一句：“當時是在倫敦一個熱得人頭昏腦漲的星期天下午，而我們都在後面房間內看回放的巴基斯坦人對抗巴丹事件。”

即使在外交部這個英國正式款待賓客的中心，這個不像話的尼基居然也會使出他最後的殺手鐧：聲淚俱下地乞求守衛讓他進去。他又哭又鬧，甚至驚動了帕莫爾·維婁先生呢！他是一位對李斯特音樂做過專題研究的作家。

而如果尼基不出新招，恐怕他哭腫了雙眼也沒有一丁點兒用處。此時，他將那隻手提箱開啟放置在櫃檯上，讓那位雖然年輕、但卻非常謹慎的守衛隔著最近剛裝好的防彈玻璃，探頭檢查箱裡的東西，結果除了幾本老舊的筆記本外，並沒看到炸彈。

“星期一十點到五點之間再來。”守衛透過新裝的電子擴音器叫著，聽起來好像是威爾士一處火車站裡的廣播聲，隨後就猛然縮回他那黑漆漆的崗樓中。

此時大門微開，尼基看了看這位年輕人，再望了望他身後一百年前建造的用來嚇唬那些無法無天的殖民地親王們的大廊，接下來的情形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他抓起手提箱，攻克那些看似銅牆鐵壁、實則不堪一擊的防衛裝置，“就像一隻羚羊般”穿過了中庭，直上寬闊的大廳。他很幸運。姑且不論帕莫爾·維婁的地位有多高，他在外交部裡是屬於溫和派的，而那一天恰好是他值日。

“哈囉，哈囉。”帕莫爾一邊走下那道寬大的樓梯，一邊喃喃說著，雙目瞪著眼前這位桀驁不馴、站在兩位體格魁梧的警衛中間喘個不停的尼基。“你真狼狽！我是帕莫爾·維婁，是這兒的常駐職員。”他緊握左拳，高舉到肩上，好像很討厭狗似的；不過右手卻伸出來以表致意。

“我不要見職員，我要見高階官員，否則一切免談。”

“呃，職員是相當高階的了。我想你只顧到字面的意思。”帕莫爾很謙虛地說。

記錄上應該這麼寫著（而我們的委員會也這麼做了）：還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尼基這般有眼不識泰山的。帕莫爾看似滑稽，實則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人，也沒做錯過什麼事。他領著尼基來到一間訪談室，請他坐下。並且，任何微小細節他也全顧到了。他要人送來一杯茶，在茶裡添些糖，好給尼基壓壓驚，又拿了一些易消化的餅乾給他當茶點。接著，拿出了一支朋友送他的高階自來水筆，寫下了尼基的姓名、住址和他所服務過的公司名稱；又登記了他的英國護照號碼和出生年月日、地點——一九三〇年生於華沙。他誠懇而不帶有任何威脅地表示，他對情報的事情一竅不通，但他承諾一定會把尼基的案件遞交給“有能力管轄的人”，而他們一定會對這件案子加以應有的關注。又由於尼基再次堅持，他只好隨手拿了筆在外交部的藍色草稿紙上寫了一張收據給他，並在上面簽名，又請來同事加蓋當日的戳印。他告訴尼基如果當局有任何想要進一步瞭解的事，他們會跟他聯絡，聯絡的方式可能是透過電話。

這時，尼基才猶豫不決地把他那骯髒的包裹拿出來遞給他，並以深深惋惜的目光看著帕莫爾用他那遲緩的手將它開啟。

“不過，你為什麼不直接把它送交給斯科特·布萊爾先生呢？”帕莫爾看了信封上的人名之後問道。

“老天呀！你想我如果沒有試過，會跑來找你嗎？”尼基心中又重燃起了一把無名火，“我告訴你！我到處打電話找他，找得我都快煩死了！他不在家，也不在辦公室，更不在他的俱樂部，任何地方全找過了，就是找不著。”尼基只顧著抗辯，失望中，連文法都顧不得了，“從機場我就試過，告訴你，就在星期六。”

“但今天才星期天哪！”帕莫爾帶著原諒的笑容糾正他。

“好吧，就算星期六是昨天好了！我找過他的公司，他卻因為欠繳電話費，電話被停。我又查了電話簿，在漢莫史密斯有一個姓布萊爾的，雖然縮寫與他的不一樣，但也是叫斯科特·布萊爾。結果接電話的是個女的，好凶！叫我去死！我認識一位名叫亞基帕的業務代表，是在西部地區代表巴雷的公司。我對亞基帕說：‘老天爺！我有事必須馬上找到巴雷才行，能不能告訴我他在哪裡？’他回答我說：‘尼基呀！他早就失蹤，逃得不知去向了！店裡已有好幾個星期沒見到他的人影了。’接著，我又到處詢問，倫敦、他家鄉的電信查號臺都說沒有登記過斯科特·布萊爾這個人。不管他在哪兒，或不在哪兒，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什麼？”帕莫爾滿臉迷惑地問。

“他失蹤了！對不對？他早就失蹤了。他為什麼會失蹤，要說理由，可能有好幾個。這到底是什麼原因你是不會知道的，因為你也不打算知道。現在，除了他以外，可能有好多人都在生死關頭。她告訴我，這件事萬分重要，也絕對機密。現在就請你趕緊辦，拜託！”

那天晚上，除了兩伊戰爭及華盛頓發生的軍售醜聞案以外，這個世界倒是非常平靜。帕莫爾到蒙彼利埃廣場參加劍橋大學校友聚會，與會人士都是像他這樣的單身漢，不過也挺有意思的。關於這個場合的報告，後來也傳到了我們這個委員會中。

“你們當中有沒有誰最近曾聽說過一個名叫斯科特·布萊爾的人？”帕莫爾在聚會將近尾聲時彈奏著肖邦的鋼琴曲，突然之間，一串音符讓他想起了尼基這個人。“有沒有人知道斯科特·布萊爾這個人的？”根本沒有人聽見他的問話，所以他又問了一次。

“他是早我們好幾屆的人了，是三一學院的。”房間的那頭傳來了很模糊的聲音，“是歷史系的，也是個爵士樂狂。他要以吹薩克斯維生，但他老爸不讓他這麼蠻幹。巴雷·布萊爾是個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傢伙。”

帕莫爾猛力彈奏了一下琴鍵，響聲使鄰近的人都安靜了下來。“我說，他是不是個討人厭的間諜？”他清清楚楚地一個字一個字說了出來。

“父親啊？他死了。”

“笨蛋！我說的是兒子，巴雷。”

說話的人好像是從一塊帷幕後頭冒出來似的，越過了一群比他年輕的人之後，來到他面前，手中拿著玻璃杯。而帕莫爾意外地辨認出他是早八百年前在三一學院的好友。

“我實在不知道巴雷是不是一個討人厭的間諜。”這人對帕莫爾說著。言談之間，神色並不怎麼和悅，而此時周遭的嘈雜聲又變本加厲了起來，“但如果一定要以這種資格來評定他，他可就不及格了。”

經這麼一說，他更是好奇了。帕莫爾回到外交部裡間寬大舒適的房間後，重拾起尼基交給他而他暫時交給清潔人員保管的信封和筆記本。平日鑽研公文的他，面對這樁離奇事件，也實在是無能為力。若是換了蘇俄司裡的奈德和他的同僚來論此事，話就難聽得多了。他們會說，在任何文明國家裡，像帕莫爾這種人，都應該自己找個既高又靜的地方自行了斷，平靜地吊在那兒，讓別人去憑弔他畢生的成就。

帕莫爾拿著筆記本賞玩。一玩就玩了兩晚外加一天半的時間，因為他覺得這幾本筆記實在是太好玩了。他沒有把那牛皮紙信封開啟，因為尼基在上面親筆寫了一行字：“除斯科特·布萊爾先生或情報單位最高負責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拆閱。”他像尼基一樣，堅信私自拆閱別人信件是不對的，更何況這封信兩端都被密封得死死的，而帕莫爾也不是那種會硬來的人。但那本筆記上頭有瘋狂的格言、名人雋語、討厭的政客和軍人的謾罵，又零亂地提到普希金這種純文藝復興式的人和克萊斯特5這種自毀性人物，著實使他著迷。

他一點都不覺得事態緊急，也不認為需要負任何責任。他是外交官，不是“朋友”，即那些間諜。而在帕莫爾的字典裡，“朋友”是指那些聰明才智不如他的人。事實上，他經常在口頭上表現出一種不滿，說英國正統的外交部已經越來越像一個掩護那些情報人員為非作歹的機構。帕莫爾自己也是一位飽學之士，涉獵相當廣泛，曾經修過阿拉伯文，並且在近代史這個科目上還得過第一名；也曾利用閒暇自修俄文及梵文。他樣樣都好，惟獨缺乏數學及處世的常識。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跳過另兩本筆記上那些記載得整整齊齊的數學公式不看，而偏偏去管那些作者以塗鴉之筆寫出來的哲學漫談。這也可以解釋（雖然委員會很難接受這樣的解釋）為什麼帕莫爾會不遵守駐外人員處理變節者的標準程式，也不管情報處主動或被動拉攏，而儘管做他自己的事。

“他做了一件非常瘋狂的事，提格。”在他決定了要與人同享所獲的時候，終於在星期二將此事告知了在研究部門裡一位相當高階的同僚。“你真的應該好好研究一下他這個人。”

“但我們又怎麼知道這個人是個他，帕莫爾？”

而帕莫爾就是有這種感覺，像是一種震動。

帕莫爾這位資深同事瞄了那筆記本一下，又看了看第二本，然後坐了下來上下打量著看第三本，之後又看著第二本筆記中的圖形。最後，他以專業的本能，接管起這件緊急事件了。

“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很機靈地把這些東西交給他們的。”他說。但再稍加思索之後，還是決定親自把這些東西送過去，因為實在是十萬火急。他先以綠線電話通知了奈德，叫他等著。

雖然晚了兩天，地獄之門還是打了開來。星期三凌晨四點鐘，在維多利亞街奈德所屬的粗矮磚造分部，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蘇俄司”，還是燈火通明，日後成為藍鳥小組成員的一些人正在房子裡像無頭蒼蠅似的開著會，而這個會議到此也接近了尾聲。五個小時後，奈德在一處河堤邊高局聳立的新大樓情報總部裡主持完了另兩次會議，又回到了他的辦公室。眼前零亂的檔案，就好像那些臨時招來的女工們在路上設定的重重路障一樣。

“上帝可能會用神秘的方式進行。”有人聽奈德在轉接任務空當時對他那紅髮助手布拉克這麼說，“以他挑選那些傢伙所用的方式來說，簡直是太差了。”“傢伙”在俗語中，是指活的訊息來源，而活的訊息來源用正統的語言說來，也就是間諜的意思。奈德說“傢伙”的時候，指的是尼基？是卡佳？抑或是那幾本筆記的無名作者？還是他心裡早已有了底的那一位英國紳士、大間諜巴託洛梅·斯科特·布萊爾？布拉克不知道，也不在乎。他雖來自格拉斯哥，但父母都是立陶宛人。抽象的觀念，會讓他火大。

至於我呢？我必須再等一個星期才會出面，等著奈德心不甘情不願地決定，是拖出他的老馬行動的時候了！我自知一向是匹老馬。一直到今天，我都還不知道自己的教名怎麼回事。“老帕爾弗萊在哪裡？”他們說，“我們那個乖乖的法律雄獅呢？叫那個玩法律的進來，最好停一下，問問老帕爾弗萊。”

我是個很快就可以解決的人，你用不著在我身上花很長的時間來研究。霍拉帝歐·本尼迪克特·德帕爾弗萊是我的全名，但你聽了之後可能馬上就把前面的都給忘了，甚至可能對“德”這個字根本沒有任何印象，而只記得後面的帕爾弗萊。在情報局裡大家常叫我哈瑞，我自己也常如此叫自己。當我獨個兒回到那毫無生氣的單身宿舍弄飯給自己吃時，我更是這麼喚著自己。我是個罪犯的法律顧問，以前曾與麥基合夥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這二十年來，我一直是個情報單位的小職員，隨時準備在正義女神的天平上偷斤減兩、耍弄招數，而正義女神卻是我一向景仰的。

有人曾告訴我，說帕爾弗萊的原意是一種馬，但既非戰馬，亦非獵人騎的馬，而是一種披了馬鞍，專供婦女騎用的馬。如果此言不虛，那麼也只有一位女人才能駕馭得了我，但也差點使我踏進墳墓；她的名字叫漢娜。也就是因為漢娜，我才急急地找了這個秘密據點來做我的避風港。激情在這兒無容身之地，牆壁亦厚如堡壘，使我能夠聽不到她哭喊著撞打牆壁、苦苦哀求讓她進來的聲音，而無視於那件丟臉的事。此事曾經讓我在初入律師這體面行業之時，頗受驚恐。

漢娜曾說我“表面樂觀，內心實無希望”。我一向覺得，若換成一個聰明的女人，就不會把這種評語說出來。有時候，真理是以放縱為名。“那麼，你明知道這個案子不可能打贏，為什麼你還要接？”我會反駁她一句，“明知一個病人已回天乏術了，又為何一定要煞費氣力想救活他？”

她是個女人，似乎就是答案。只因她相信男人的靈魂是可以拯救的；又因為當時我還沒成熟得足以付出代價。

但是現在我已經付出代價了，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