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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促使喬治·史邁利先生從他那啟人疑竇的退休生活中重出江湖。第一件事發生在巴黎，溽暑蒸騰的八月，正是巴黎人慣常將他們的城市棄留給熾烈豔陽與一車又一車觀光客的季節。

就在這八月裡的一天，八月四日十二點整，教堂的鐘聲剛剛敲響，工廠的鈴聲也緊接著響起。在一度聚居眾多窮苦蘇聯移民的區域，一名年約五十的矮胖婦人，帶著一隻購物袋，從一座老舊倉庫的陰影中現身。她一如往常地精力充沛，目標明確，沿著人行道走向公交車站。這條街道灰暗狹窄，店家門窗緊閉，有幾家過時的小旅館與許多貓。不知為何，此處顯得格外寂靜。處理腐壞物品的倉庫，在假期中仍開工。似有若無的微風吹不散暑氣，加上廢氣的惡臭，彷彿排氣孔的熱氣直衝身上，但她那張斯拉夫人的臉卻毫無怨色。她的衣著與身材都不適合這樣的大熱天。她實在很矮，又胖，必須左搖右擺，才能往前移動。身上樸素的黑洋裝既無腰身又無裝飾，只有領口鑲了一圈白色花邊，胸前垂著一個久經撫弄，但無甚價值的大型金屬十字架。腳上那雙走起路來向外翻斜的鞋子，啪啦作響，在緊閉的門戶之間留下肅然規律的踢踏聲。那隻從清晨就塞滿東西的破舊購物袋讓她身體略向右傾斜，清楚顯示她慣常揹負重擔。然而，她也並非完全索然無趣。她的灰髮在腦後綰成一個髮髻，但仍留下一綹活潑的劉海，隨著行進的節奏在前額躍動。勇敢無懼的幽默神色，讓她的棕色眼睛閃動光輝。在拳擊手似的下巴上方，她的嘴似乎隨時準備好要綻開微笑，即使毫無緣由。

抵達平常候車的公交車站之後，她放下購物袋，用右手按摩臀部與脊椎接連處。這是她近日常有的動作，略微舒緩了身體的不適。她每天上午在倉庫擔任驗貨員，但工作時坐的高凳子沒有靠背，令她怨氣益增。“惡魔！”她忿忿地低聲咒罵。嘴裡一面咒罵，擺在背後的黑色手肘也開始甩弄，就像一隻振翅待飛的黑色大烏鴉。“惡魔！”她又罵了一聲。此時，她突然察覺到有人看著自己，便一轉身，抬頭仰望矗立在她背後的高壯男子。

除了她之外，這男子是惟一等候公交車的人，事實上，也是此刻街上惟一的人。她從未與他交談，但卻早已熟悉他的臉：如此龐大，如此不安，如此汗水淋漓。昨天她曾看到這張面孔；前天也看到這張面孔；而且，就她記得，大前天也曾看到過——老天哪，她可不是活動日誌！最近的這三四天，這個遲鈍、充滿渴望的巨人，或等候著公交車，或在倉庫外人行道徘徊，對她而言，已成為街道的一景；甚至，已成為某種可供辨識的型別，雖然她尚且無法指認。她覺得，這人看似遭遇了大搜捕，就像近日來的許多巴黎人一樣。她在他們臉上看到許多恐懼，恐懼讓他們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也許在每個地方都是如此，她不知道。而且，不只一次，她感覺到這人對她有興趣。她很好奇，他到底是不是警察。她曾想過要問他，因為她有著都市人的傲慢自信。他鬱鬱寡歡的外型像個警察，汗溼的西裝和掛在手腕上像是舊制服卻毫無用處的雨衣，也像警察。如果她猜對了，這人是個警察，那麼——也該是時候了，這幾個月來的一連串偷竊事件，讓她的存貨查驗工作一片混亂，那些白痴終於採取一些行動了。

然而，陌生人已低頭凝視著她好一會兒了。及至此時，也還直直地盯著她看。

“我背痛得難受，先生。”最後，她還是對他表白。她的法文說得很慢，但發音典雅清晰。“我的背不大，痛得卻很厲害。你是位醫生，也許？骨科醫生？”

然後，她抬頭望著他，心中暗自揣度，他是不是病了，她的玩笑是不是不合時宜。他的臉頰與脖子油光閃爍，黯淡的眼眸中有一絲隱而不見的迷亂。他的目光似乎超越了她，看著自己的某些私密問題。她打算問他——你或許是戀愛了，先生？妻子欺騙你了？——她真的考慮要拉他到咖啡館，喝杯水或草藥茶。但就在此時，他突然將目光移開，看看自己背後，又回過頭來越過她，看著街道的另一邊。她覺得，他真的很害怕，不僅僅是心懷警戒，而且是恐懼萬分。因此，也許他不是個警察，而是個小偷，雖然這兩者的區別——她可清楚得很——常常微乎其微。

“你的名字是瑪麗亞·安德莉雅維娜·歐斯特拉柯娃？”他猛然問道，彷彿這個問題令他害怕。

他說的是法文，但她知道，這不是他的母語，正如她一樣。而他字正腔圓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讓她知道他的來處。她立即認出他的發音，和念出這些音的舌形，但她卻遲遲辨識不出她之前無法指認的型別，也滿心驚懼。

“如果是，那麼，你又是什麼人？”她昂起下巴，沉著臉反問。

她向前踏進一步。兩人的高矮差距顯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顯露了他不討喜的個性。抬頭仰望，歐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懼。他濡溼的下巴浮起獰笑，雙唇扭曲，讓自己看起來強壯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為了驅走不可救藥的懦弱。他像是個以英勇行為強化自己的人，她想。也或者，是以犯罪行為。他是個沒有任何自發行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寧格勒？”陌生男子問。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後她卻不確定。她看見他疑懼的目光望向逐漸接近的公交車。她看見優柔寡斷近乎驚慌失措的情緒攫獲了他，令她想到——就後來的發展來看，這不啻為洞燭先機——他可能要迫她就範。他沒有，但提出了下一個問題，用的是俄文，而且還是莫斯科官僚那種令人生厭的腔調。

“一九五六年，你獲准離開蘇聯，為了照顧你生病的丈夫，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同時還負有另一個任務？”

“歐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斷他的話，回道，“他很愛國。”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購物袋，緊緊抓住提把。

為了蓋過公交車駛近的聲響，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會她的辯駁：“歐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兒亞莉珊卓託我問候你，還有幾個官方機構也要問候你。我想和你談談亞莉珊卓的事，別搭這班公交車！”

公交車停了下來。司機認識她，伸手要幫她提購物袋。陌生男子壓低聲音，又說了一句更駭人的話：“亞莉珊卓有很嚴重的問題，需要母親的幫助。”

公交車司機喚她上車，好繼續上路。他以平日相互開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魯地說：“來吧，媽媽。這種大熱天不適合談情說愛。把你的袋子拿過來，我們走吧！”司機吼道。

公交車裡響起笑聲，接著有人咆哮——老女人，讓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覺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專業地抓住她的臂膀，彷彿笨手笨腳的裁縫師摸索著紐扣一般。她掙脫開來。她想告訴司機一些事，但卻沒有辦法；她張開了嘴，卻忘記該如何說話。她惟一能做的，是搖搖頭。司機又對她吼叫一聲，然後揮揮手，聳聳肩。咒罵聲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個妓女！歐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著公交車逐漸駛出視線，等待自己的視野恢復清澄，心不再瘋狂跳動。現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夠堅強，可以保護我自己。上帝保佑我遠離懦弱。

她隨他走進咖啡館，步履蹣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勞改營裡，她從煤堆上跌下來，腿摔斷了三處。就在八月四日——她永誌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來的資訊極盡脅迫之能事，讓她重新想起塵封已久的跛足感覺。

這家咖啡館即使不是全巴黎絕無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這條街上惟一一家既無點唱機，也無霓虹燈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裡還開門營業——但屋裡幾張桌球檯倒是從清晨直到夜深都廝殺不斷。至於其他人，就只是尋常的日間喧鬧，討論著政治、賽馬和其他巴黎人愛談論的話題；幾個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竊竊低語；襯衫髒汙、滿臉不快的年輕侍者，領著他們到角落的一張桌子。髒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標，標示著這是保留訂位的桌子。接著，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戲碼。陌生男子點了兩杯咖啡，但侍者抗議說，白天保留屋裡最好的位子，不能只來喝咖啡；老闆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聽不懂他連珠炮似的方言，歐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譯。陌生男子漲紅了臉，點了兩份火腿蛋卷加薯條，兩瓶亞爾薩斯啤酒，完全沒問歐斯特拉柯娃的意見。然後，起身到洗手間重振自己的勇氣——非常有自信，竟認定她不會逃開——回到座位時，他臉上的汗水已乾，姜色的頭髮也已梳理整齊，但他們現在身處室內，他身上的臭氣讓歐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鐵、莫斯科的電車和莫斯科的審訊室。他從洗手間走回座位的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訴她的任何一句話，更加讓她確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懼。他是他們之間的一員。那壓抑的得意闊步，臉上精心掩飾的殘暴獸性，他這會兒把手腕筆直襬在桌上的沉重神態，還有假裝不情願地從籃中捻起麵包，彷彿以筆蘸墨般的作態——無處不勾起她最醜惡的回憶，一個飽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體系重壓下生活的回憶。

“那麼——”他一面說，一面開始吃麵包。他選了有硬皮的一端。雖然有雙看似一秒鐘就可以捏碎麵包的手，但他卻用肥胖的指尖秀氣地撕下小片，彷彿這是官式的進食方法似的。小口吃著時，他的眉毛揚起，看起來像是感嘆：我，一個陌生人，在這片外國的土地上。“這裡的人可知道你在蘇聯過著墮落的生活？”他終於開口問，“也許滿城都是妓女，他們也不在乎。”

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勢待發：我在蘇聯的生活並不墮落，墮落的是你們的系統。

但她並沒有說出口，仍保持緘默。歐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氣與快言快語，此時，她強忍住一觸即發的壓力，透過袖子，緊緊擰住手腕內側的柔軟面板，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歲月中，當這些審訊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時，她曾做過的千百次一樣——你最後一次聽到你丈夫的訊息，那個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是什麼時候？過去三個月以來，你和什麼人有過往來，通通列出名來！在那段痛苦的經歷中，她也學到了接受訊問的其他教訓。此刻，她正在重溫那些教訓，雖然那已屬於整整一個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卻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躍然眼前：千萬不要硬碰硬，千萬不要激怒對方，千萬別想佔上風，千萬別耍聰明、優越感或學識，千萬別讓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個問題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緒所誤導。要以愚蠢響應愚蠢，以墨守成規響應墨守成規。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處所抱持的兩個秘密信念，才能讓她忍受這一切屈辱：她對他們的恨，還有她的希望，希望終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們，並經由他們龐雜笨拙的訴訟程式，奇蹟似的從他們手中奪回她被剝奪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筆記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擺在面前的就會是她的檔案，但這裡是巴黎的咖啡館，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筆記本。在莫斯科，這是連官員都必須靠運氣才能擁有的東西。

無論是檔案或筆記本，開場白都是一樣：“你原名瑪麗亞·安德莉雅維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寧格勒出生。”他重複述說，“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歲，嫁給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依格爾。他當時是紅軍的步兵上尉，母親是愛沙尼亞人。一九五〇年，這個歐斯特拉柯夫派駐東柏林，在愛沙尼亞移民反動分子的協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國，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權，後來又在巴黎歸化成法國公民，也不斷和反蘇聯分子往來。他叛逃時，你還沒有孩子，也沒有懷孕。正確嗎？”

“正確。”她說。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會是“正確，上尉同志”。或“正確，調查員同志”。但是，在喧鬧的法國咖啡館裡，這麼正式的稱呼顯然時地不宜。她手腕上的面板已失去感覺。鬆開，她讓血液恢復暢通，然後又擰緊另一片面板。

“身為歐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勞改營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後的大赦，於一九五三年三月獲釋。正確嗎？”

“正確。”

“返回莫斯科之後，你明知不太可能獲准，卻還是申請出國旅行護照，想到法國和丈夫會合。正確嗎？”

“他患了癌症。”她說，“如果我不提出申請，就有失我為人妻子的責任。”

侍者端來了裝著蛋卷與薯條的盤子，以及兩瓶亞爾薩斯啤酒。歐斯特拉柯娃請他送杯檸檬茶來，她很渴，但不愛喝啤酒。她和男孩說話的同時，也試圖以微笑和目光與他溝通，但徒勞無功，他的冷酷回絕了她。她意會到，自己是除了那三個妓女之外這裡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筆記本放在一邊，看上去像本讚美詩，然後剷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歐斯特拉柯娃緊緊捏住手腕，亞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彷彿流血不止的傷口，她心中反覆忖度成千上百種“迫切需要母親幫助”的各種“嚴重問題”。

陌生男子一面吃著，一面繼續殘忍地追溯她的歷史。他是因為喜歡而吃，還是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結論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與此同時——”他邊吃邊開口說。

“與此同時。”她不由自主地低聲說著。

“與此同時，你一面假裝關心丈夫，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他塞滿食物的嘴繼續說著，“一面卻和所謂的音樂學生葛利克曼·約瑟夫有了男女關係。這個猶太人犯過四次反社會罪行，和你在勞改營中認識。你和這個猶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確或不正確？”

“我當時很孤單。”

“和葛利克曼的關係，讓你生了一個女兒，亞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產科醫院出生。出生證明上署名的父母親是葛利克曼·約瑟夫和歐斯特拉柯娃·瑪麗亞。女孩是以猶太人葛利克曼的姓註冊登記。正確或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