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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火車到圖恩，花了半個鐘頭。出了車站，史邁利四處閒逛，瀏覽櫥窗，繞了些路。有些人會有英雄氣概，想為國捐軀，他想……宰割，反而會使某些人更頑固……他懷疑，自己又會如何面對宰割呢？

這是個陰沉單調的日子。少少幾個行人，是緩緩飄過霧中的影子；湖裡的水流在水閘處凍結成冰。偶爾，雲霧裂開隙縫，讓他瞥見城堡、樹木和城牆的一角。接著，雲霧又再次掩蓋一切。雪花堆積在鵝卵石上，堆積在溫泉樹瘤結滿布的枝椏上。幾輛車亮著車燈駛過，輪胎在雪融的泥濘中發出噼啪聲。只有櫥窗裡有不同的顏色：金色的手錶，繽紛如國旗的滑雪裝。“最早十一點到那裡。”託比說，“十一點已經算太早了，喬治，他們要十二點才會到。”此時才十點半，但他需要時間，他需要在安頓下來之前四處逛逛；他需要時間，就像恩德比說的，“好讓我的傢伙準備就緒”。他走進一條狹窄的街道，看見城堡聳立在面前。拱廊變成人行道，接著是階梯，然後是陡峭的斜坡。他繼續往上爬，經過一間英國茶館，一間美國酒吧，一間綠洲夜總會。每一間店都有地名，每一間都有霓虹燈，每一間都是無色無味的仿作。但這些無法摧毀他對瑞士的熱愛。他走進一個廣場，看見銀行，就是那家銀行。對街上有一家小旅館，就像託比描述的，一樓是咖啡館兼餐廳，樓上才是一間間的客房。他看見一輛黃色郵車大大咧咧地停在不準停車的彎道里，他知道那是託比佈下的定點崗哨。託比對郵車的信心終生不渝；他走到哪裡都偷郵車，說這些車不容意引起別人注意，也不容易讓人記得。他換上新的車牌，但車牌看起來比車還舊。史邁利穿過廣場。銀行門上的告示寫著：“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七點四十五分至下午五點；週五，上午七點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時十五分。”“格里高利耶夫喜歡午餐時間，因為在圖恩，沒有人會浪費午餐時間到銀行去。”託比這樣說，“格里高利耶夫錯得離譜，他以為安靜就是安全，喬治。空蕩蕩的地方，空蕩蕩的時間，格里高利耶夫這麼醒目，反而讓自己很尷尬。”他穿過一座行人橋。時間約在十到十一點之間。他穿過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覽格里高利耶夫銀行全貌的小旅館。真空裡的壓力，他邊想邊傾聽自己滑溜的腳步聲，與排水溝裡的潺潺水聲。宰人，喬治，總是要碰運氣。卡拉會怎麼做？他納悶地想。專制主義者會做哪些我們不會做的事？史邁利想不出來，因為缺乏準確合理的不明推論法。卡拉會蒐集作戰情報，然後他會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險碰運氣。他推開咖啡館的門，溫暖的空氣迎面撲來。他在標示著“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賈可比先生。”他告訴那個女孩。她避開他的眼睛，不以為然地點點頭。那女孩蒼白木然，完全沒有表情。他點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裝，但她說，如果是玻璃杯裝的咖啡，就必須加杜松子酒。

“那麼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說。

為何他一開始時要用玻璃杯裝？

真空裡的壓力，他再次想著，環顧四周。運氣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館滿是摩登的瑞士古風。灰泥壁柱上懸掛著交錯的塑膠槍。隱藏式擴音器播放著無害的音樂；吐露衷情的聲音，隨著每一次播報的內容轉換不同的語言。角落裡，四個男人靜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著空無一人的廣場。雨又開始下了，雪白的天地變成一片灰濛濛。一個戴著紅色羊毛帽的男孩騎腳踏車經過，帽子像個手電筒，沿路遠去，直到為霧氣所淹沒。他注意到，銀行的門有兩扇，由電眼控制開關。他瞧著手錶，十一點十分。收錢的抽屜叮噹作響。咖啡機發出嘶嘶聲。玩牌的人又開始新的一把。牆上掛著幾個木盤。穿著傳統服裝跳舞的男女。還有什麼可看的？燈是鍛鐵打造的，但室內的照明卻是從環繞天花板的一圈毫無遮掩的燈光而來，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於十五樓的巴伐利亞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著永遠不會有的解釋。今天只是準備而已，今天連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著銀行。沒有人進去，沒有人出來。他想起自己耗費一生等待著他再也無法界定的東西，姑且稱之為決心吧。他記起安恩，和他們最後一次散步。真空裡的決心。他聽見椅子的吱嘎聲，看見託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風範地握了手。託比的臉閃閃發亮，彷彿剛跑完步回來。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鐘前離開艾爾芬諾的家。”他很平靜地說，“格里高利耶娃開的車。很可能他們在到這裡之前就已經沒命了。”

“腳踏車呢？”史邁利擔心地說。

“像平常一樣。”託比拉開椅子說。

“上個禮拜是她開車嗎？”

“上上禮拜也是。她堅持，喬治。我是說，這個女人簡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喚就徑自端了一杯咖啡過來。“上個禮拜，她真的把格里高利耶夫從駕駛座上拉下來，然後開車撞上大門的門柱，動彈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爾笑到不行，害我們還以為是受到靜電干擾才有雜音呢。”他友善地拍著史邁利的肩膀，“聽著，今天會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線，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著，欣賞表演。”

電話響了，女孩叫著：“賈可比先生！”託比隨意地走到櫃檯。她把話筒遞給託比，託比不知低聲說了什麼，讓她臉紅起來。廚師和他的小兒子從廚房走來：“賈可比先生！”史邁利桌上的菊花是塑膠的，但有人在花瓶裡裝了水。

“再見！”託比愉快地對著電話說，然後走回座位。“每個人都就緒了，每個人都快樂。”他很滿意地宣佈，“吃點東西，好嗎？享受一下，喬治。這裡是瑞士。”

託比歡歡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賞表演，史邁利想。沒錯。我編寫劇本，託比製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觀賞。不，他糾正自己，是卡拉編寫劇本，這有時很令他擔憂。

兩個揹著登山揹包的女孩走進銀行。一會兒之後，託比也跟著進去。他要把銀行擠個水洩不通，史邁利想。在託比之後，是一對手挽著手的年輕夫婦，接著是提著兩個購物袋的肥胖婦人。黃色的郵車穩如泰山，沒有人會移動郵車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電話亭，有兩個人擠在裡面，或許是在躲雨。兩個人比一個人不易引人注目，他們在沙拉特總是這麼說，而三個人又比兩個人更不醒目。一輛沒載人的遊覽車經過。鐘敲響了十二下。一如預期，一輛黑色的賓士從霧中左搖右晃地出現，溼溼的車頭燈在鵝卵石上閃閃發亮。車子笨拙地撞上路邊石，在銀行門口停下，離託比的郵車六英尺遠。蘇聯大使館車輛的號碼最後兩個數字是七三，託比這麼說，她讓他下車，開車來回繞著街道，等他出來。但今天，因著這見鬼的天氣，格里高利耶夫夫婦顯然決定蔑視停車法規，以及卡拉的律法，靠著外交車牌讓他們免於麻煩。前座乘客席的門開啟來，一個穿黑西裝、戴眼鏡的結實男人，帶著一個公文包，跑向銀行入口。史邁利剛把格里高利耶夫一頭灰髮與無邊眼鏡的影像記在心中，一輛貨車就擋住了他的視線。等貨車移開，格里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經消失了，但史邁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見格里高利耶娃本人，驚人的龐大身軀，一頭紅髮，臉上掛著新手駕駛的不悅神色，獨自坐在駕駛座上。喬治，相信我，她真的是個心態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著她，她下顎的模樣，她莽撞的目光，史邁利第一次，儘管仍稍有保留，同意託比的樂觀主義。如果恐懼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里高利耶娃必定是那個會恐懼害怕的人。

透過心靈之眼，史邁利想像著銀行裡上演的場景，一如他和託比所策劃的一樣。這家銀行很小，七個人就能把它擠爆。託比要替自己開個私人賬戶：賈可比先生，幾千法郎。託比會佔據一個櫃檯，辦理小小的手續。匯兌櫃檯也沒問題。兩個託比的手下，帶著貨幣兌換表，足讓他們忙上好幾分鐘。他想像託比歡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讓格里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量。他想像那兩個背登山揹包的女孩集體行動，一個揹包不小心砸到格里高利耶夫腳上，趁機記下他對出納講的話，隱藏式的照相機從手袋、揹包、手提箱、鋪蓋，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門。“就和行刑隊一樣，”史邁利擔憂按快門的聲音時，託比解釋說，“每人都聽見扣扳機的聲音，只有受刑的人聽不見。”

銀行門緩緩滑開。兩個生意人出現，調整著身上的雨衣，彷彿剛從廁所出來似的。帶著購物袋的胖婦人跟在他們後面出來，再來是託比，喋喋不休地和那兩個出行的女孩聊天。接著，是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他什麼都沒注意地跳上黑色賓士，飛快地在妻子臉頰上親了一下，格里高利耶娃來不及轉開頭。史邁利看出她的話裡流露出批評，但他回答時卻帶著安撫的微笑。沒錯，史邁利想，他一定對她懷有罪惡感；沒錯，他想起監視者對他的喜愛；沒錯，我瞭解。但格里高利耶娃並沒開車離去，還沒離去。格里高利耶夫還沒關好車門，一個穿著檸檬黃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婦人，沿人行道走來，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戶，遞給格里高利耶娃一張似乎是告發停車在人行道罪行的單子。格里高利耶夫很尷尬。格里高利耶娃傾身越過他，對著車外的婦人大聲咆哮——即使在過往車輛的噪音中，史邁利仍然聽見她用笨拙的德文說著“外交官”之類的字眼，但那婦人站在原地不動，手挽著手提袋，在他們車子離去時仍咒罵不已。她一定以銀行門口為背景，拍了一張他們坐在車裡的照片。他們利用針孔相機照相，六個針孔，鏡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託比回到咖啡館，坐在史邁利身邊，點燃一根小雪茄。史邁利可以感覺到，他像狗剛追完獵物一樣興奮顫抖。

“格里高利耶夫照舊領了一萬。”他說，他的英文變得有些草率，“和上禮拜一樣，也和上上禮拜一樣。我們拍到了，喬治，全部的場景。小夥子們很開心，女孩們也是，喬治。我是說，他們真是太神了。絕對是最頂尖的好手。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的團隊。你對他有什麼看法？”

史邁利沒想到他會這樣問，笑了起來。

“他一定很怕老婆。”他贊同地說。

“好人一個，知道我的意思嗎？很講理。我想他的行為也會很合理。這是我的看法，喬治。那些小夥子也這樣想。”

“格里高利耶夫夫婦離開這裡之後去哪裡？”

一個尖銳的男聲打斷他們：“賈可比先生！”

但那只是廚師端著一杯杜松子酒來祝託比健康，託比也回敬。

“在車站的餐廳吃午飯，第一流的。”他繼續說，“格里高利耶娃吃豬排和薯片，格里高利耶夫吃牛排，一杯啤酒。他們可能也會喝幾杯伏特加。”

“午餐之後呢？”

託比神采奕奕地點點頭，彷彿這個問題不言自明。

“當然，”他說，“他們是到那裡去了，喬治，打起精神。那個傢伙一定會屈服的，相信我。你沒有像那樣的老婆。而且娜塔莎是個可愛的孩子。”他壓低聲音，“卡拉是他的飯票，喬治。你總是不瞭解這些簡單的事。你想她會讓他放棄那間新公寓？賓士？”

亞莉珊卓的每週訪客抵達了，總是同一天，總是相同的時間，在星期五的午休時間之後。一點鐘吃午飯，星期五總是吃冷肉配薯片，加上蘋果派，或者是梅子派，視季節而定。但她沒辦法吃，有時她會表演一場嘔吐，或衝進廁所，或叫費莉希狄來，用最下流的言語抱怨食物的品質。這招每次都能惹惱她。宿舍一向以自家種植的水果自豪，而且費莉希狄辦公室裡的宣傳小冊也有許多水果、花卉的照片，和阿爾卑斯山的溪泉山景相提並論，彷彿上帝，或修女們，或盧迪醫生，是專為病人種植了這一片富饒之地。午餐之後是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而在星期五，這就是亞莉珊卓最難熬的一段時間，一整個禮拜裡最難熬的時間。她必須在白色的鐵床上，假裝放鬆，事實上卻暗自向所有能幫她的神祈禱，希望安東叔叔被車碾過，或心臟病發，或最好是不再存在——與她自己的過去，她自己的秘密和她自己的名字，塔蒂亞娜，一起塵封。她想起他那副無邊眼鏡，想像自己用眼鏡戳進他的頭，從另一邊抽出來，挖出他的眼睛，這麼一來，他就不能再用溼漉漉的目光看著她，而她，可以直直地穿透他，看見外面的世界。

此刻，休息時間終究還是結束了，亞莉珊卓穿著她最好的衣服，站在空蕩蕩的飯廳，穿過窗戶，望向小屋，兩個照料瑣事的姐妹刷洗著瓷磚地板。她覺得想吐。粉碎，她想，在你那愚蠢的腳踏車上摔個粉碎。其他的女孩也有訪客，但其他訪客都是星期六來，而且沒有人有安東叔叔，甚至連男人都很少，大多都是虛弱的姑姑阿姨，以及隨侍在側、無聊至極的姐妹們。而且，沒有人能到費莉希狄的書房坐下，關上房門，等候訪客單獨現身。這是亞莉珊卓和安東叔叔享有的特權，貝緹杜德修女不厭其煩地一再強調。但亞莉珊卓很願意把這些特權，和一些其他的特權，拿來交換安東叔叔永遠不再造訪。

小屋的大門開啟了，她刻意讓自己全身戰慄，兩手不停搓著手腕，彷彿看見老鼠、蜘蛛，或赤裸的男人在挑逗她。一個穿著棕色西裝的矮胖人影，騎著腳踏車滑下車道。他不是天生的單車手，她可以從他的小心翼翼中分辨得出來。他並非自遠方騎著腳踏車前來，也沒帶來任何一絲外界的氣息。有時天氣像烤箱一般熱，但安東叔叔沒流汗，也沒被烤焦。有時下著大雨，但安東叔叔抵達門口時，身上的雨衣和帽子很少淋溼，他的鞋子也從不沾染泥濘。只有當暴風雪紛飛時，例如三個星期前，或者幾年前，死寂的城堡堆上幾米厚的積雪，安東叔叔看起來才像是真實世界裡活生生的人物：他穿著厚重的及膝長靴，禦寒外套和毛皮帽，繞過鬆樹，蹣跚走上小路，他從她未曾提及的記憶裡走了出來。而當他抱著她，叫道：“我的小女兒！”把大手套放在費莉希狄擦得晶亮的桌上時，她感覺到澎湃潮湧的血緣情感，希望自己在接下來的幾天都能忍住不微笑。

“他是這麼溫暖。”她用僅有的一點法文對貝緹杜德修女傾訴，“他抱著我，像抱著朋友！為什麼大雪會讓他變得如此溫柔呢？”

但是，今天只有些許雨雪和霧，大片大片落下的雪花，無法在黃色的沙礫地上停駐堆積。

他搭車來，薩莎——有一次貝緹杜德修女告訴她——和一個女人，薩莎。貝緹杜德看見他們。兩次。她留心觀察他們，理所當然。他們有兩輛腳踏車捆在車頂，上下顛倒。那女人開車，塊頭很大的女人，有些像費莉希狄院長，但沒那麼高尚，頭髮紅得足以嚇退公牛。他們抵達村外時，把車停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許的穀倉後面，然後安東叔叔解下腳踏車，騎到小屋來。但那女人留在車裡抽菸，讀《瑞士畫報》，有時也對著鏡子皺眉頭。而她的腳踏車從沒離開過車頂，她讀雜誌時，那輛腳踏車就像一隻朝天仰臥的豬！猜猜怎麼著？安東叔叔的腳踏車是非法的！那輛腳踏車——身為瑞士好公民，貝緹杜德修女很理所當然地檢查過——安東叔叔的腳踏車沒有車牌，沒有執照，他是個逍遙法外的罪犯，那個女人也一樣，儘管她胖得無法騎上車去！

但亞莉珊卓對非法的腳踏車毫不關心。她只想瞭解那輛車。哪一種車？豪華還是寒酸？什麼顏色？最重要的是，從哪裡來的？是從莫斯科，從巴黎，還是其他地方來的？但貝緹杜德修女是個單純的鄉下女孩，越過山去，大部分的外國地方對她而言都是一樣的。那麼，車牌上的字母呢，行行好，別傻了？亞莉珊卓哭了起來。貝緹杜德修女沒注意這些東西。貝緹杜德修女頭搖得像個笨拙的擠牛奶女郎，她原本就是。腳踏車和牛，她很瞭解。汽車，已超越她的理解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