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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說，每一個秘密行動，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時間多。對喬治·史邁利和託比·伊斯特哈斯來說——儘管兩人的態度並不相同——從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間的日日夜夜似乎數之不盡，而且絕對與來生無關。

他們並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規則，託比說，反而是嚴守喬治的戰爭規則。星期天晚上，他們兩人都換了旅館，也換了身份。史邁利撤退到舊城區一家附傢俱的出租公寓——雅卡；而託比則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頂的汽車旅館。自此而後，他們利用事先約定順序的公共電話亭互通訊息，如果需要見面，就選擇人潮擁擠的公共場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後各奔東西。託比決定改變他的作息，儘可能不用汽車。他的任務是繼續監視格里高利耶夫。一整個星期他都緊抱著先入為主的觀念，認定格里高利耶夫享受過豪華的告白饗宴之後，一定會想再享用一回。為了防範於未然，他儘量看緊格里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緊迫盯人簡直就是噩夢一場。例如，格里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點四十五分離開家，走五分鐘的路到大使館。很好！託比就要安排一輛車在七點五十分準時透過那條街。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託比就知道一切平安無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緊急狀況”，必須在艾爾芬諾宮的花園裡緊急會面，並從城裡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里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著雪，他想把眼鏡擦乾淨，因此停下來掏手帕，結果，託比一眼就看見公文包在左手，但當他火速在路口迴轉回來確認時，卻看見格里高利耶夫像個瘋子似的露齒微笑，對他搖著右手的公文包。據託比自己的說法，他簡直要“心臟病發作”了。第二天，關鍵的星期四，託比和格里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車裡會面，讓兩人可以面對面晤談。一個小時之前，信差克拉斯基來過，帶來卡拉的本週指令，託比看見他進到格里高利耶夫的住處。莫斯科來的指令呢？託比追問。格里高利耶夫心情惡劣，還有點兒醉意。他要一萬元才願意交出那封信，託比很火大，當場威脅要揭發格里高利耶夫；他威脅說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偽持瑞士國籍，濫用外交身份，違反瑞士稅法，還有其他十五種罪名，包括好色與間諜罪。這招威脅恐嚇的做法果然奏效，格里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經過處理，在每一行之間出現了秘密書寫的文字。託比照了幾張照片，然後交還格里高利耶夫。

當晚稍後，在鄉間的一間小旅店裡，託比把卡拉的信拿給史邁利看。卡拉從莫斯科送來的問題，充滿了懇求的意味：“……多報告亞莉珊卓的外表與心理狀態……她意識清楚嗎？她笑了嗎？她的笑是開心或悲傷？她個人的衛生習慣好嗎？指甲是否乾淨，頭髮是否梳整？醫師最近的診斷如何？他建議做其他的治療嗎？”

格里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會晤中的失神，並非因為克拉斯基，並非因為這封信，更非因為寫信的人。他說，他在簽證部門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問他每週五的行蹤，這讓他沮喪，酒醉。格里高利耶夫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懷疑她是莫斯科的間諜，可能是教士所佈的線，或者，更壞的情況，是來自蘇聯安全部門其他令人聞之喪膽的單位。託比聽到這件事時，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覺得並沒有說出口的必要。

“我告訴她，我不能再和她做愛，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里高利耶夫一本正經地說，“我也無法決定，是不是應該帶她一起到澳大利亞展開新生活。”

“喬治，這是個瘋人院！”託比氣急敗壞地對史邁利說，此時史邁利正研究著卡拉那些熱切懇求的問題，儘管是用俄文寫的，“我的意思是，我們還能讓水壩撐住多久不潰堤？這個傢伙根本是瘋子！”

“克拉斯基什麼時候回莫斯科？”史邁利問。

“星期六中午。”

“在他離開之前，格里高利耶夫必須安排和他再見一面。他要告訴克拉斯基，說有特別的資訊要交給他。很緊急。”

“當然，”託比說，“當然，喬治。”就這樣。

喬治心裡在想什麼？望著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託比不禁納悶。非常怪異，卡拉給格里高利耶夫的指令，似乎讓史邁利很消沉。“我就處在一個徹頭徹尾的瘋子和一個非常沮喪的人之間。”這是託比自己的評論。

託比至少還有老闆與手下的反覆無常可以煩惱，相形之下，史邁利就沒有什麼具體的事可以打發時間，這可能就是他的問題。星期二，他搭火車到蘇黎世，在高階餐廳克羅納霍爾，悄悄地和奉索爾·恩德比之命從倫敦飛來的彼得·吉勒姆吃了一頓飯。他們無法暢所欲言地討論，但不全是因為安全的緣故。吉勒姆承認自己在倫敦時與安恩談過，所以也很熱心地想知道是否有訊息要帶回去給她。史邁利冷冰冰地說沒有，他的厲色斥責讓吉勒姆沒齒難忘。下一次——他拐著彎說——或許吉勒姆可以行行好，別插手管他的事。吉勒姆急忙把話題轉回公事。關於格里高利耶夫，吉勒姆說，索爾覺得把他賣給美國表弟，要比留在沙拉特好。喬治覺得如何？索爾的看法是，資深的蘇聯投誠者，能在華盛頓給表弟提供更有用的幫助，即使他並沒有什麼內情可說；這樣說來，格里高利耶夫如果留在倫敦，只不過糟蹋了一罈即將釀成的醇酒。喬治覺得如何，說真的？

“說得也是！”史邁利說。

“索爾也很想知道，你星期五的計劃是不是絕對必要？”吉勒姆說，顯然頗不情願。

史邁利拿起餐刀，盯著刀刃。

“對他來說，她比事業還重要。”最後他說，語氣難掩消沉譏諷，“他為她偷竊，他為她說謊，他為她冒生命的危險。他必須知道，她的指甲是不是乾淨、頭髮有沒有梳。難道你不覺得我們欠她一面之緣嗎？”

欠誰？吉勒姆飛回倫敦去報告時，非常焦慮地想。史邁利指的是他欠自己嗎？或者他指的是欠卡拉？但他非常謹慎，沒拿他的這些推論向索爾·恩德比誇耀。

遠遠望去，這裡原本可能是一幢城堡，或者是坐落於瑞士酒鄉山頂的小農場，塔樓聳立，護城河圍繞，穿過有頂蓋的橋樑才能進到內院。近看，外表卻更具實用性，有著焚化爐、果園，和現代化的別館，一排排小小的窗戶開在高處。在村莊邊上，有一塊通向此處的指示牌，讚揚此地環境清幽，裝置舒適，員工熱忱。所屬的團體是“跨教派的天主教通神論者”，專收外國病患。古老、沉重的雪花堆積在原野與屋頂上，但史邁利開車行經的道路卻很乾淨。這天，一切都是潔白的；天空與飛雪融為一體，幻化成不可名狀的虛無飄渺。門口傳達室裡，一個執拗的門房當著他的面打電話，獲得某人的許可之後，才揮手讓他透過。一塊停車區標示著“醫生”，另一區標示著“訪客”，他停在第二區。他按下門鈴，一個外貌平凡、穿著灰色修女服的女人來開門，還沒開口就先臉紅。他聽見焚化爐的音樂，廚房瓶瓶罐罐的哐啷聲，還有人的聲音。這個房子鋪的是硬地板，而且沒有窗簾。

“費莉希狄院長在等你。”貝緹杜德修女羞澀地低聲說。

一聲尖叫就能響徹全屋，史邁利想。他注意到，種在盆裡的植物都可望而不可即。在標示著“辦公室”的門前，陪他進來的修女用力地敲了一敲，然後推開。費莉希狄院長是個高大、看來情緒激動的女人，眼中流露出令人不安的凡俗之氣。史邁利在她對面坐下。一個華麗的十字架躺在她碩大的胸部。她一面說話，一面用肥胖的雙手撫著十字架。她的德文說得很慢，很有氣派。

“那麼，”她說，“那麼，你是拉奇曼先生。拉奇曼先生是葛拉瑟先生的朋友，葛拉瑟先生這個星期略有微恙。”她把玩著這些名字，彷彿她也和他一樣知道這些都是謊言。“他的微恙沒有大礙，所以還能打電話，但他確實有恙，所以不能騎腳踏車。對嗎？”

史邁利稱是。

“別因為我是修女就壓低你的聲音。我們管理的是一間鬧哄哄的房子，但沒有人因此而變得比較不虔誠。你看起來很蒼白。你感冒了嗎？”

“沒有，沒有，我很好。”

“那你最好離葛拉瑟先生遠一點，他患了感冒。去年我們有埃及型感冒，前年是亞洲型感冒，但今年厄運似乎是我們自己的。拉奇曼先生有沒有證件，請容我這麼問，可以證明他是誰？”

史邁利遞給她一張瑞士身份證。

“拿來。你的手在發抖。但你沒得感冒。‘職業：教授’”她高聲念出來，“拉奇曼先生真人不露相。他是拉奇曼教授。他是哪一科的教授，請容我這麼問？”

“哲學。”

“原來是哲學。葛拉瑟先生呢？他的職業是什麼？他從來不對我透露。”

“據我的瞭解，他在做生意。”史邁利說。

“說一口完美俄文的生意人。你也能說一口完美的俄文嗎，教授？”

“啊哈，不行。”

“但你們是朋友。”她遞迴身份證，“一位蘇聯裔的瑞士商人，和一位謙遜的哲學教授是朋友。這樣啊。我們希望這段友誼獲益良多。”

“我們也是鄰居。”史邁利說。

“我們全都是鄰居，拉奇曼先生。你以前見過亞莉珊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