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勒卡雷—不止是間諜小說的第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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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諾

在閱讀勒卡雷小說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個真實人物，這人名叫阿蘭·圖靈，天才的數理和密碼分析專家，二次大戰期間的英國知識分子。

圖靈原本是劍橋大學裡學術世界的一員，“二戰”期間他做了一件最特別的事，那就是應英國政府的秘密徵召，進駐白金漢郡的柏雷屈裡園，負責德軍作戰密碼的破譯工作，其中最精彩的成就，是圖靈和他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奇形怪狀夥伴（有瓷器權威，有博物館研究主任，還有全英西洋棋冠軍以及一堆橋牌頂尖高手云云），在“二戰”進行不到一半，即神不知鬼不覺地破解了德軍的神奇密碼機“奇謎”。這不僅在往後每一處戰場、每一次重大戰後幫助盟軍化險為夷，它的威力還一路貫穿到最終決定性的諾曼底登陸一役，幾近完全透明地準準研判出彼時德軍所部署58個師的數量、身份和位置（只誤差了兩處），從而及時修改了最後D-DAY的登陸作戰計劃，所以亨利·興斯里爵士說：“倘若政府程式碼暨密碼學校（即柏雷屈裡園）未能解讀‘奇謎’密碼，收集‘終極’情報的話，這場戰爭將遲至1948年，而非1945年才結束。”

所以說圖靈和他這群被丘吉爾稱之為“會下金蛋，但從不咯咯叫的雞”的解碼夥伴從此成了英雄是嗎？很抱歉還沒有，只因為英國政府要持續保有這個秘密優勢，不僅不願公開“奇謎”機已被破解的真相，而且還把大戰期間擄獲的數千臺“奇謎”機送往各殖民地，藉此監視戰後風起雲湧的各殖民地一舉一動。同時，柏雷屈裡園亦正式關閉，相關資料全數封存或直接銷燬，除了少數人轉入政府常規情報機構之外，大部分人哪裡來哪裡去放回民間，當然，每個人都得宣誓守密。

這個秘密整整被保護了三十年之久。在這三十年的漫漫時光之中，我們差不多可想象這批曾為大英帝國和女王陛下立下不可磨滅功勳的人的尷尬甚至說悲傷處境—對英國政府而言，英不英雄再說，當務之急在於他們是一群“知道太多”的麻煩之人，得防賊般嚴密監視每一個人；同時，這些人還得時時面對各自身旁之人的詢問、質疑和公開指控：當大家都在為國家存亡流汗流血奮戰時，你在哪裡？你做過什麼？你要不要自己說說看？

三十年太長的時間，所謂的真相、功勳、正義云云，在揭曉並褒獎那一刻來臨時早已失去了實質意義，只像是噩夢醒來終於可放心呼口大氣的慰藉而已；而且你可想而知的，很多人等不起這三十年，錦衣夜行早把所有秘密帶往天國上帝的正義法庭去了。

其中，功勳最大的阿蘭·圖靈是等不及的人之一，也是下場最悲慘的人之一。1952年，他在報告一宗竊案時，居然向警方坦承當時他正和自己同性戀伴侶相處一室的事實，遂以重大猥褻的罪名遭起訴並定罪。他從此身敗名裂，已批准的研究計劃被取消，還得接受荷爾蒙治療變成性無能而且變得痴肥，如此兩年，圖靈終於以一個注射了氰化物的毒蘋果自殺，當然不會有英國王子他日來吻醒他，才四十二歲。

勒卡雷一定知道圖靈的故事，他沒寫圖靈的真人真事，然而他的間諜小說中始終有著這樣子那樣子的不同阿蘭·圖靈，以及其悲傷孤寂荒謬的處境。

<h3>行內人的小說</h3>

有關勒卡雷和間諜小說，至少對我個人而言，其實可以用很簡單，甚至就是一句話來充分說明：勒卡雷就是間諜小說家的第一人，而且第二名可能還沒有出生。

這樣子講話，乍聽之下不敬，也不妥，而且不全然完全合於事實，我想我們可解釋一下—不敬，是因為如此的實話實說可能冒犯了其他勤勤懇懇的間諜小說書寫者，很抱歉，我們曉得，不管在虛幻的間諜世界或我們硬碰硬的現實人生裡，實話，差不多永遠是最傷人、最具破壞力量的；不妥，是因為書寫創作不是比百米賽跑不是打一場籃球，正常狀況下理應沒有第一名第二名這類童稚遊戲的勝負排名，除非有近乎奇蹟的事發生了，而不巧勒卡雷正是此一書寫領域的如此奇蹟，他的規格、視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了所有間諜小說書寫者甚至這個型別小說基本框架所能擁有的，他彷彿獨自在另一個層面書寫，獨自探向只屬於他一個人的遼闊天空；不全然合於事實，是因為我們並非沒讀過可堪比肩或甚至更勝一籌的間諜小說，比方說臺灣現階段有中譯本可讀的，《哈瓦那特派員》或《沉靜的美國人》（《喜劇演員》可不可以也划進來呢？），但這麼說我們就更明白了，上述這些作品全出自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之手，一般我們並不以間諜小說來辨識它們，一如我們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併入推理犯罪小說一般，這差不多已直接告訴我們，勒卡雷小說“不僅僅”是間諜小說而已，說勒卡雷是間諜小說世界的只此一人，說真的也並不是多高的一種讚譽，有一大部分的勒卡雷應該被正確置放到小說整體的經典世界才公允。

格林本人很喜歡勒卡雷小說，至少從《柏林諜影》（<i>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i>）這部成名作開始，他的慧眼和慷慨引介對勒卡雷的崛起乃至於今天的超越型別地位助了可不止一臂之力；同樣的，勒卡雷亦一直真心推崇格林，畢竟他看待世界和情感關懷的方式本來就和格林有驚人的相通之處，他的小說也始終有著濃郁的格林氣味，事實上，這兩位英籍作家幾乎可自成一個譜系來讀。

像阿蘭·圖靈的悲劇，我們首先會驚覺，間諜世界是多麼奇怪、多麼悖於我們“正常人性”的一個世界，它好像獨立於我們的現實人生之外，單獨封閉起來，用完全不同的情感、信念和遊戲規則進行，很多我們在現實人生中堅信的、視為珍貴的，乃至於已習焉不察鑄成我們自然反應的東西，在這個詭異的世界中都得去除，比方說信任、誠實、善意和悲憫云云；但要命的是他們仍都是人，和我們一樣擁有著共通的，而且並非有彈性到可任意扭曲折弄的根本人性和需求，我們喜愛的他們一樣有反應，我們會悲傷的他們一樣有感覺，一樣蠻求有個家可回，有朋友在的小酒館可去可交談，有親密可放鬆一切警戒的人可講最心中的話，有一個同樣有限因此得弄清所為何來的生命本身，這些被用盡力氣壓制下去的東西不可能就此消失，它們只是黯淡了，但也因此更尖銳更蠢蠢欲動。

這樣一個（被強迫）隔絕的異樣世界，對你我這樣的正常人來說極難憑空想象並有效掌握，遂使得間諜小說的書寫一樣呈現了相應的詭異封閉氣息—作為一種型別小說，間諜小說的總量相對來說並不大，卻奇峰突起般有不成比例的醒目作品乃至於像勒卡雷這樣的人冒出來；而且它的書寫者，似乎一直有著某種森嚴的資歷限制，得多少是在這個世界浸泡過的“行內人”（勒卡雷和格林都有這個他們日後不太願意提起的資歷），而不是先靠門外的破碎資訊和純粹想象瞻望所可替代。舉個最刺激的例項是推理小說一代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有縝密的清楚腦子這完全不必懷疑，有豐富到難以比擬的書寫實戰經歷這也路人皆知，事實上她還多少有二手的間諜世界經驗來源，但她偶爾伸腳進去寫的間諜式小說卻令人駭異得只能用一塌糊塗來形容。《四巨頭》（<i>The Big Four</i>）是神奇的波洛系列直跌谷底的敗筆，《七面鍾之謎》（<i>The Seven Dials Mystery</i>）則是一場小學生式的可笑兒戲，間諜小說書寫的獨特嚴苛資歷要求由此可見一斑。也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間諜小說一直“不正常”地被英籍作家所壟斷，這當然不可能跟什麼神秘的民族心性有關，純粹是歷史偶然，只因為英國這個老帝國長期壟斷著跨國的間諜事務，而且大量使用半業餘的工作人員，包括駐外的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以及旅居的作家或一般商人云雲，這中間原本就有筆在手卻奉女王陛下榮光之命誤闖間諜世界的文人遂成為間諜小說書寫的最大供應來源。

這裡，我們再進一步把間諜小說置放到真實的時間之流裡。現代間諜小說是“冷戰”時期的產物，東西“冷戰”是什麼東西？是一長段不能戰也不能和的外弛內張或外張內弛的可怖武力和意識形態對峙，是一頁他日回顧起來令全世界人僵在那裡的荒謬歷史，人類世界硬生生被一刀劃開為兩個陣營，所有人都同時擁有正常人和惡魔兩種身份。當我們用人的角度去思考時，世界什麼事也沒發生而且實在沒道理髮生；當我們以惡魔的角度看事情時，世界登時危險一如累卵極可能旦夕間化為一個大爆竹。如此詭譎幾無交集的“冷戰”二元背反面貌，直接轉入間諜小說書寫，便把間諜小說裂解為涇渭兩種書寫方式及其成品。其一是惡魔角度的，可以伊恩·弗萊明為代表，或直接講就是他筆下反覆拯救世界不休的007情報員詹姆斯·邦德，在這組小說中，善惡兩方已然分明到電燈開關般不必勞神多想下去，間諜世界剩下的只是行動，或專業些稱之為任務吧，由他的上司M下達，用邦德的手來完成，因此，我們可以讓思維休息而交由感官來和這組小說相處，是一種享樂，坐雲霄飛車或高空彈跳那種腦子一片空白的享樂。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當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複雜了善惡永遠在相互討價還價之中，塞不進“冷戰”那種瑣羅亞斯德1式的簡易框架之中，當人不再只是單維度的間諜，而同時也是個人時，“冷戰”的核心荒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順此善惡二分原則所建構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個一個倒塌下來。想想，相隔數千裡數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來深仇大恨？這不是太奇怪了嗎？就算敵對是可能的、習焉不察承繼下來的，又如何能說就是至善至惡之別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惡之爭，這樣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為何來呢？當這組小說透過書寫重建起具體的人、具體的實物世界時，光是常識就可以輕易看穿“冷戰”封閉間諜世界的扭曲和變態，那種自以為一舉一動事關天下人的安危，那種願意拼死阻止世界毀於一旦（不管是遭敵方滲透破壞征服的敗戰形式，抑或大戰引爆萬劫不復的同歸於盡方式）的信念怎麼看都只是幻覺，真正傷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來式，而是進行式，不必等那個甚至永不發生的終極性毀滅，倒是當下且已持續相當時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種神聖幻覺催眠擺佈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樣態。也就是說，真正的敵人極可能不是你要殺他他也要殺你那些敵對間諜，他們其實只是你意識形態背反，但處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憐蟲，而是整個荒唐間諜世界的構成，它是個太小的囚牢，不僅禁錮人，還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種可怖的樣態。

<h3>從同情到背叛</h3>

老實說，如果我們跳出“冷戰”的意識形態泥淖，跳出間諜的封閉世界，純粹從理論思辨的層面來理性地說明間諜世界的荒謬本質並不難，要用道德來質疑它攻擊它那更容易，畢竟，間諜這個古老的行業本來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當性自始至終孱弱不堪。事實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這個，人們之所以忍受它，最終仍是某種實然的無奈，它是依附在戰爭衝突下一個偷偷摸摸的次等惡棍，偶爾戰爭衝突取得某種神聖正義光環，它雞犬升天般跟著神氣，而人類一天沒辦法根除彼此間的戰爭衝突，我們也就只能看著間諜黴菌在這上頭繼續生存並代代繁衍。

但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價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說而不是理論；勒卡雷是站進間諜世界之內而不是在外頭指指點點；勒卡雷也不是開啟始就清楚豁脫於“冷戰”兩造的意識形態之上，事實上，作為一個相當典型的英式知識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體上仍站在所謂自由民主和歐洲基督教文明這一側，包括像《女鼓手》（<i>The Little Drummer Girl</i>）這部小說，當他把筆鋒轉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時，他還是把伊斯蘭教徒劃到對立的那一面。這樣的基本位置本來會侷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誠實、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無與倫比的小說書寫技藝擊敗了這個限制。

也許就像格林講的，人不得已總是有一邊要站的，但如果我們能把基本位置的選定當成開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實是可能的，而且還會是一種較有真實質地的超越，只因為那種極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讓你更警覺到自己讓步了什麼省略了什麼，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這個基本位置的弱點和漏洞，這通常不是一開始就擺出敵意姿態的門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從間諜內部來，不管是《柏林諜影》那樣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鏡子戰爭》（<i>The Looking Glass War</i>）那樣一敗塗地的荒唐，勒卡雷總是同情先於批判，他對自己筆下這些間諜不是開啟始就準備好用一句生冷的話來結論他們打殺他們，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進入他們，包括他們間諜任務外的下班時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們的彼此閒談和牢騷，包括他們被擠壓被擱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誰都有的計劃夢想，包括他們內心最深處偶爾冒出來的某個短暫或從此揮之不去的念頭云云。當他們不再只是個名字，是個職稱或代號，而是個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時，某種被延遲下來的批判、被延遲下來的憤怒和哀傷就蓄滿了情感的風雷出現了—這個憤怒和哀傷由同情轉換而生，用最普遍素樸的人性支撐起來。

也就是說，勒卡雷是同時寫兩部小說的，型別的間諜小說和開放深沉的一般小說，同時創造出兩個世界，間諜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既彼此暴烈衝撞又相互曖昧滲透，機智與無能，偉大與細瑣，忠貞與懷疑，信任與背叛，陌生與熟稔，遙遠但熱血沸騰的異國城市與每天回去但陰冷的家……勒卡雷小說的豐饒漁場便如此由兩股不同顏色和不同溫度的洋流彙集糾纏成駐留的漩渦，他更耐心地記錄著他們的遭遇並等待他們的命運和抉擇。有時，間諜世界的神聖幻覺和森嚴秩序會暫時獲勝，像《鍋匠，裁縫，士兵，間諜》（<i>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i>）那樣，把人內心的聲音和渴求給壓回去，成為某種永恆的疑惑和蠢蠢欲動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許人性沖決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還讓背叛坦蕩而且熠熠發光。最清楚的莫過於《俄羅斯大廈》（<i>The Russia House</i>）裡那位得以滿懷希望、等在伊斯坦布林港邊視窗守候他因此換得蘇聯愛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書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說最令讀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樂結局；或者像《女鼓手》，情節上的勝利儘管屬於用盡一切心機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惡特工，但真正讓人同情、在人性上獲勝的卻是那桀驁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輕人。

差不多等於是說，每當勒卡雷愈“叛離”自己西歐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說似乎就獲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歡愉（某種一無所有但贏回自己的歡愉），饒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兩字來說勒卡雷小說和間諜世界的關係是不準確而且明顯不足夠的，它更正確的形態不是薄薄一層的某個結論，而是一個豐饒的旅程，一個有時間厚度的歷程，一個包括作家本人和讀者緩緩思索並且發現的過程。勒卡雷透過小說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個又一個具體完整的人及其獨特遭遇，這不僅賦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備的可感形式，還容受著批判所攜帶不了的更寬闊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這一端更柔軟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慟和絕望。我們讀小說的人幾乎什麼都看到都參與了，獨獨更弄不清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何謂喜劇何謂悲劇，而這樣缺乏明白勝負判決的曖昧感受其實正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樣態不是嗎？不恰恰好說明了我們跟隨勒卡雷進入後又穿透出封閉陰溼的間諜世界，歸回生命現場，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細碎遍存於我們一言難盡的感受之中？

甚至，從人性而不是間諜遊戲的判準來說，我們讀到的總是某種“失敗”，可能是人明顯的失敗和毀滅，也可能是人短暫勝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這是瓦爾特·本雅明的說法。

<h3>池塘結冰了的間諜世界</h3>

1990年柏林圍牆拆除前夕，我個人恰好去了德國一趟，那是個二月裡不下雪不積雪的暖冬，我們穿越著名的查理檢查哨進入彷彿永遠陰天的灰撲撲東柏林，依舊全副武裝的守兵沒開槍，只要求我們依規定至少先換六馬克東德貨幣作為買路錢。我們走的是間諜小說中（通常是結尾）的驚險換俘之路，乾的卻是不知死活的觀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麼回事的德式烤豬腳，逛去跳蚤市場花十馬克買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頒出的鐵十字勳章，還到柏林圍牆邊租榔頭和鑿子敲噴滿各種顏色塗鴉的圍牆石頭當紀念品帶回家。這座“冷戰”的象徵長城完全沒偷工減料，硬到人虎口快裂傷了就是剝落不下一小方有意義的水泥來，因此很多人乾脆花小錢買現成的，一塊兒拳頭大小的圍牆石叫價六馬克，還有綴成耳環和項鍊的供女生挑挑揀揀。

柏林圍牆倒下來是歷史大事，但倒塌之後跟著來的卻是麻煩事。彼時經濟力正處巔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緊張得不得了，他們慷慨地讓東西馬克以1比1兌換，更是加重了統一重建的負擔。

柏林圍牆倒塌也在間諜小說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緊張討論，很多人以為這就是間諜小說到此為止的判決時刻了。

當然也有很多人不這麼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態度最堅決的一個，他的回應不斷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間諜小說不因‘冷戰’而興，也就不因‘冷戰’而廢。”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憑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書寫的實際而且嚴肅理由講這話。我們曉得，軍事對峙、政權乃至於政治制度這一類東西可能一夕改變，但社會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這部分是連續的而且會持續餘波盪漾很長一段時日的。也就是說，如果間諜小說和“冷戰”的關係只是題材，那的確會因敵人的消失，柏林、維也納、日內瓦、伊斯坦布林這些交界城市不復諜影重重而終結；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關懷的是人心，那事情當然還沒結束，甚至短期來說更暴烈更尖銳，包括一群失業的間諜、失業的技藝、失業的神聖幻覺、失業而且極可能已來不及轉行的半輩子志業云云。這裡有一個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機，一個早已預期但居然就來了的措手不及噩夢成真。

“公園池塘結冰了，野鴨子要往哪裡去？”—這個小說家塞林格昔日在紐約中央公園問的傻問題，如今拋擲到勒卡雷手中了。

當然，除了寫出《史邁利的告別》（<i>The Secret Pilgrim</i>）等這樣的後“冷戰”小說孤獨留在歐陸的間諜戰場廢墟上數屍體，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歐洲，像他尊敬的前輩格林一樣，到猶有戰火猶有衝突鬥爭猶有間諜在其中偷雞摸狗的所謂第三世界去—從勒卡雷的寫作年表來看，這個出走早在“冷戰”正式告終前就已展開，這是理所當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蘇兩方的政治軍事高層，更有資格提前看到“冷戰”的終點。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圍牆拆除作業七年時間，便開啟了勒卡雷小說的出走序幕。

因此，有意義的改變不是對抗的終結，不是間諜此一古老行業的就此消失，人間沒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戰”更熾烈更狂熱的戰爭仍此起彼落，人們仍舊荒謬地仇視並狙殺陌生的彼此，有意義的改變遠比這個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說少了“冷戰”那種不戰不和虛張聲勢的奇怪大氛圍，間諜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滲透追獵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間。比方說戰爭配備及其形態的變化，間諜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應地變化或進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業的幻象，更像個訓練有素的殺人傭兵，或更像個操作精密機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這才是後“冷戰”間諜小說家得面對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於倫敦市街那些潦倒虛無但不失優雅的老式英國間諜可能得從此凋零，默默隱入他們非得適應卻永遠適應不良的廣漠正常人世界從此消失，這則是勒卡雷終究要去面對的。

我個人不是個重度的間諜小說讀者，小說的世界中，我總有一個反數學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於整體。一個頂尖的小說家，對我而言，也比十個廿個二流小說家乃至於整個書寫領域的成敗更重要，因此我關心並樂意持續追蹤勒卡雷，優先於我對間諜小說未來書寫的關注。

今天，勒卡雷猶無恙，2004年他仍交出《摯友》（

<i>Absolute Friends</i>）一書，這樣，間諜小說是否隨“冷戰”終結這個問題我便可當它不存在了。我們仍可幸福地閱讀勒卡雷，並安心地靜靜等待他日下一個勒卡雷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