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週年版前言]五十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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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時，我在一種極端秘密的狀態下寫出了《柏林諜影》，我當時身處一種強烈的個人重壓之下，那種重壓他人根本無法分擔。作為一名在英國駐聯邦德國（西德）首都波恩使館裡冒充為初級外交官的情報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個秘密，而對我自己而言，大多數時間裡我也是個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經寫了兩部小說，都是以筆名發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經過了我所供職的機構的許可。經過漫長而深入的審查後，《柏林諜影》也被許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這部作品未能獲得出版許可的話，我之後會做些什麼。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審查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強，但最終還是正確地認定，這部書從始至終都是虛構的，與個人經歷無關，而且相應地，也不會造成安全問題。然而，世界範圍內的輿論可不是這麼認為，他們異口同聲地判定，這部書中的故事不僅是真實事件，還更傳遞來自另一個“冷戰”陣營的資訊。被這一論斷嚇壞了的我懷著敬畏觀察事態的發展，隨著一個接一個的專家宣稱這部書裡講的是一個真實事件，這部書逐漸登上了暢銷榜，並在榜單上停留了很長時間。

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漸演變為了一種無力的憤怒感。

憤怒，是因為自從我的這部小說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識到我會永遠被看作一名間諜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僅僅在那個秘密的世界裡做過一丁點事情並把這些寫下來的正常作家。

但當時的記者對此完全不知情。對他們而言，我是一名憑空冒出來的英國間諜，講述著間諜世界的真實景象，我越否認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謎團。

偏偏我的小說讀者們都深深地迷戀著“007”系列，正迫切渴望著來點兒007以外的新鮮故事，於是這個謎團便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注意力。這時我受到所有作家夢寐以求的關注，可唯一的問題在於，我壓根兒就不相信那套讓我獲得關注的宣傳說辭。雖然我未作任何反對，但我仍然不喜歡。可即便我想反對，我也說不出什麼能改變這一趨勢的東西。而且我也不確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對。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國情報機構成員的身份一直是國家機密，這絕對無可指摘。任何洩露情報人員身份的行為都是犯罪。而情報機構則可能會在他們認為合適時選擇洩露出一個名字。他們或許會展示一兩個情報巨頭來讓我們小小見識下他們的無所不知和開放度—他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但前情報機構成員的身份被洩露出來對他們而言只能意味著災難。

不管怎樣，我都有我自己的顧慮。我和之前的僱主沒有任何過節，事實上我們相處得頗為融洽。這本小說在美國揚名幾個月後，我現身於在紐約舉行的新聞釋出會。在釋出會上，我雖然很緊張，但一直在誠實地否認著：不，不，我從來沒當過間諜。但是，那次經歷卻是一場噩夢，毫無疑問。

當一位有訊息來源的美國記者嘲諷地告訴我說，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國情報機構上層對中央情報局的前任官員透露說，我一直是在職的英國情報人員，這讓原本的謎團更加說不清了。而且這位記者還把這個訊息分享給了眾多參加此次新聞釋出會的同行好友，這樣一來，現場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謊。

五十年來，自此之後的每一次採訪似乎都是為刺穿我的偽裝、找到那個並不存在的真相而進行的努力，也許這便是為何我這麼討厭採訪的原因吧。

***

《柏林諜影》是一種任性的想象力的產物，這種想象力最終因我對政治的厭惡和個人的困惑而終結。五十年過去了，我從未將這部書與我自身的經歷聯絡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倫敦機場的一次無言的相遇。當時一名軍人模樣的中年男子穿著沾有汙點的雨衣筋疲力盡地將一把混著外國硬幣的錢甩到了吧檯上，用粗礪的愛爾蘭口音給自己點了杯蘇格蘭威士忌，他告訴酒保說那點錢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間，阿歷克·利瑪斯這個人物形象誕生了。雖然我的記性不太靠得住，但這便是我所能記起的。

如今，我把這部小說看作發生在我內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飾好的爆炸，這次“爆炸”之後，我的人生就此改寫。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內心爆炸，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沒錯，沒錯，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已經斷斷續續地為情報機構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為有了這十年而變得完整，我一直為自己太年幼沒有參加“二戰”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親是靠發戰爭財發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這個秘密藏在心底。

不過，雖然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但也不至於才疏學淺，而且在進入英國情報機構許久之前，我就具備了一種編故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促使我將信將疑地將各種事實收集起來。在我的情報機構職業生涯中，我從未經歷過什麼危險的事，事實上，這份工作經常讓我感到無聊透頂。否則，我的僱主也不會允許我的小說出版，雖然後來他們一定為自己做出的這一決定後悔莫及，因為他們覺得太多的人太把這本小說當真了，還因為任何英國情報人員會做出叛國之舉的暗示，在他們看來都對情報機構的倫理原則造成了貶損，而且會不利於情報人員的招募工作，進而會傷及英國的國家利益，最後這一項指控可真有些誇大其辭。

這部小說並不是“真實事件”的證明—我都重複了多少遍了？—就在於它被出版了。一位僱傭了我的情報部門前任主管甚至曾經公開宣稱，我對情報工作的貢獻微乎其微，對此我深信不疑。對於這部小說記錄了“所發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雙重間諜行動”的說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說事實絕非如此，但他認為這部小說很有趣。可問題就在於，當真正的情報人員走出來做出明確的澄清時，公眾偏偏認定他們都在說謊。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人做的解釋全都白費。

然而，如若不是情報機構在我年輕時僱傭了我，也一樣會有不知哪個倒黴的機構把我招募進去，過幾年之後，我也一樣會發表我的作品闖出我自己的路來。

***

那麼，這部小說的深層背景，還有在“二戰”結束十五年之後依舊瀰漫在東西兩個德國每一處角落的景象、氣味和聲音，都是從何而來的呢？利瑪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類自身愚昧和歷史悖論相結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處英國駐波恩大使館的有限範圍內，我觀察著這個國度，偶爾我也會走出大使館更近距離地觀察它。我見證了柏林牆從一排帶刺的鐵絲網變成了用空心煤渣磚壘起的厚牆，見證了“冷戰”的堡壘從“二戰”仍未冷卻的灰燼上拔地而起。我當時絕對沒有意識到世界正從一場戰爭進入到另一場戰爭中，因為在情報世界中，從來就只有一場戰爭。對於東西方兩個陣營中的強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只不過是一個插曲。現在，插曲結束了，他們可以繼續雙方原來的戰爭了。這場戰爭始自1917年的布林什維克革命，雖然交戰的雙方改換好幾次名目，但這場戰爭一直在進行著。

如果阿歷克·利瑪斯發現在西方的情報機構裡遇到了一些聲名狼藉的同事的話，那一點兒都不奇怪。那些有著輝煌履歷的前納粹分子不僅得到了盟國的寬容，更因為他們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國的寵溺。組建西德情報機構時，誰是美國心目中擔任機構頭目的最優人選呢？是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將軍，他曾在希特勒的軍隊裡擔任要職，在東線戰場與蘇聯軍隊的交鋒中陷入了困境。預料到德國的戰敗，蓋倫召集起了他的人馬，在第一時間向美國人投降，美國人張開雙臂熱情地接納了他。被收編後，蓋倫機智地棄用了“將軍”這個頭銜，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將蓋倫和他的人馬安置在哪裡呢？美國人決定把蓋倫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亞一個名為普拉克的舒適村莊，距離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達那裡的情報機構總部。

那麼，他們為博士先生挑選的那幢空出來的美麗鄉間宅邸之前又是歸誰所有呢？答案是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最為信任的私人秘書。當這位元首選擇在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時，他的親密戰友立刻將他們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圍。蓋倫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這座曾屬於馬丁·鮑曼的別墅裡。現在，這座建築則成為了受巴伐利亞州政府保護的歷史文物。就在幾年前，承蒙現任德國聯邦情報局某位上層的照顧，我有幸以私人名義到那裡參觀。在我看來，會議室裡擺放的1830年代傢俱和屋後花園裡新藝術風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這裡最吸引人的地方，莫過於從地窖裡盤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樓梯，以及一座與元首宅邸中那座類似的地堡，地堡設施齊全，只不過小了些而已。

利瑪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嗎？他別無選擇。沒有聯邦德國情報局的配合，深入東德的情報行動根本無法實施。在利瑪斯多次常規到訪中，他也許還會遇到頗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報長官、曾經的納粹黨衛軍和帝國保安部成員海因茨·菲爾夫（Heinz Felfe）？他一定見過菲爾夫。菲爾夫可是一位傳奇人物，不就是他單槍匹馬地揭露了一堆蘇聯間諜的身份嗎？

沒錯，是他毫不奇怪。當人們發現他本身也是一名蘇聯間諜後，他因此而獲刑十四年。後來，他被用來交換被蘇聯逮捕的一些不走運的西德諜報人員。

利瑪斯知曉透過“黃金”行動獲取的“特別材料”嗎？耗資巨大的黃金行動是由美英兩國情報部門共同合作的一項秘密行動，行動內容包括在地下架設一段長達一英里的竊聽電纜隧道，這條隧道深入到蘇聯佔領的東柏林地下，將竊聽電纜接入俄國人的通訊電纜中。早在隧道開挖前，蘇聯方面便已經獲知了黃金行動的全部內容，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蘇聯間諜就是英國人喬治·布雷克（George Blake），他曾經在朝鮮戰爭被俘，還是英國情報部門的驕傲。

然而，如果俄國人沒有讓自己的間諜暴露並故意讓美英兩國繼續竊聽自己的通訊的話（這種假設本身就站不住腳），黃金行動的很多設計師如今一定會使我們認為這項行動不僅僅是一項工程建設上的勝利，而且還是一次成功的情報偷襲呢。

又過了兩年，甚至連金·菲爾比（Kim Philby），這位有望成為英國情報機構負責人的情報明星，也被發現原來是蘇聯間諜。所以，怪不得利瑪斯會在倫敦機場給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蘇格蘭威士忌來平復那愁苦的心緒。英國情報機構內部幾近被蘇聯間諜攻陷，造成的損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來彌補，但利瑪斯依然保持著堅定的忠誠。他知道這點嗎？我想，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認為我一定也深知這一點，否則我就不會在幾年之後以此為背景寫出了《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

《柏林諜影》的價值—或是它的過錯，這要看你從哪個方面來看了—並不在於這部小說是真實事件，而在於這個故事讓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經歷過故事裡的夢魘，因為五十年後，我們面對的仍然是那個相同的問題：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當捍衛西方的價值觀同時又不會將其丟棄呢？我在書中虛構的英國情報機構頭目—我給他起名“掌控”—對答案毫不懷疑：

在我看來，不能僅僅因為你的政府實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會像你的敵人那般殘忍無情，不是嗎？

今天，還是這個人，牙齒和頭髮打理得更加精緻，衣著更為考究，在為伊拉克發生的災難般的非法戰爭辯解著，在為使用中世紀式的酷刑手段作為21世紀首選審問方法提供正當的理由，或是在捍衛精神變態持有半自動武器的權利，以及給使用無人飛機毫無風險地刺殺某位假想敵及其周圍任何不幸的人尋找藉口。或者，作為某個公司的忠實僱員，正向我們保證，吸菸不會傷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銀行機構來為那裡的公眾利益服務。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我學到了什麼？細想了一下，我發現並不多。除了一點，情報世界與我們所在的世界的道德並無二致。

約翰·勒卡雷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