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特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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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房間只有教室那麼大。一端放著五六條長凳，上面坐著衛兵和看守，中間夾雜著觀眾—中央委員和一些選定的官員。房間的另一端是法庭的三名成員，都坐在高背椅上，身前放著一張橡木桌子。他們頭上吊著一個三合板製成的大紅星，用三根鐵絲吊在天花板上。法庭牆壁的顏色和關利瑪斯的牢房牆壁一樣，都是白色的。

那三個人前方的桌子兩邊，還有兩個男人面對面坐著。其中一個在六十歲左右，穿黑西裝，系灰領帶，打扮得像是要去德國鄉下教堂做禮拜似的。另一個人就是費德勒。

利瑪斯在後排，坐在兩名看守之間。透過前排觀眾，能看到被警察圍著的蒙特，他頭髮剃得很短，寬寬的雙肩，穿著那熟悉的灰色囚服。裝束很能說明問題，也影響著法庭的氛圍—費德勒穿著他自己的衣服，而蒙特穿的卻是囚服。

利瑪斯剛坐下不久，法庭主持人，就是坐在當中的那個人敲了一下鈴。利瑪斯順著聲音看過去，發現主持人竟是個女的，不禁打了個寒戰。也不能怪利瑪斯粗心，那個人五十歲左右，有著黑色的小眼睛，頭髮很短，像個男人似的。身上穿著黑色的類似列寧裝式樣的衣服。她掃視了一眼全場，點頭示意衛兵關上門，沒有什麼開場白，立即進入正題。

“會議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了，要記住整個會議程序都是保密的。這是中央特別指定成立的法庭，我們也只向中央負責。我們將按適當的途徑聽取各方的陳述。”她例行公事地指著費德勒說，“費德勒同志，還是你先講。”

費德勒站起身來。對桌子周圍坐著的人點了點頭，從身邊的公文包裡拿出一沓在角上用黑線穿起的紙。

他說話的時候很安詳，利瑪斯從沒有見過他這樣的神情。利瑪斯覺得他表現得很好，很像一個懷著遺憾的心情把自己上司送上斷頭臺的人。

“有一個情況要先說明一下，也許有些人還不瞭解。”費德勒開始發言了，“在我把有關蒙特同志的報告送交中央的那一天，我被逮捕了，一起被捕的還有叛逃者利瑪斯。我們都被關了起來，我們都……被逼供，要我們承認這些指控都是迫害好同志的法西斯陰謀。

大家從我送交的報告中已經知道，利瑪斯是怎麼引起我們注意的。事實上是我們選中了他，引誘他叛變並把他帶到了民主德國。有個情況能充分證明利瑪斯狀況的真實性，那就是：他到現在還拒絕認為蒙特是英國特務，當然其原因我在後面會講到。所以，如果認為利瑪斯設計陷害，那就太荒唐了。因為對蒙特的指控是我們發起的，利瑪斯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看似零碎卻很重要的資訊。那使我們在過去三年中收集的證據連成了一體，從而獲得了證實。

在你們的面前放著這個案子的書面材料，所以對大家都瞭解的情況我就不再多說了。

對蒙特同志的指控，就是指控他是某個帝國主義國家的間諜。雖然還有如下一些指控—他給英國情報機構遞送情報，他利用其掌管的部門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服務，他故意包庇反黨集團並收取鉅額外匯酬勞。這些指控都有這樣一個前提：漢斯·迪愛特·蒙特是某個帝國主義國家的間諜。這種罪行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在我們的刑法中沒有比這更嚴重的犯罪了。他極大地危害了我們國家的安全，犯下了我們國家機關最需要提防的罪行。”說到這裡，他把手上的材料放在桌上。

“蒙特同志今年四十二歲，現任國家人民保衛部副部長，未婚。長期以來，人民一直認為他能力出眾、對黨忠誠，為保衛人民的利益不知疲倦地工作著。

“請允許我介紹一些他的工作經歷。他二十八歲被招進部裡工作，並接受了相應的培訓。實習期滿後，他被派往北歐國家執行一些秘密任務，主要是在挪威、瑞典和芬蘭。在那裡，他成功地組織了一個情報網，打入敵人陣營，同法西斯分子作鬥爭。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所以我們可以確信他那時候還是一名優秀的戰士。但是，同志們，這裡要請你們記住他在北歐國家工作過這個事實。由於二戰中他在北歐國家組織過情報網，這一點使他在戰後有藉口經常去芬蘭和挪威。正是在那裡，他從國外銀行提取了鉅額的美元，收取他賣國獲得的酬勞。有一點很明確：蒙特同志並不是反革命勢力的犧牲品。他的蛻變有著內在的因素，是內心的膽怯、懦弱和貪婪，以及發財的夢想毀了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他獲取敵人酬勞的途徑很隱秘，他的罪行卻正是因此而敗露。”

費德勒停了停，掃視了一下全場，眼睛裡突然充滿了激情。利瑪斯看著，也被他深深吸引。

“讓我們都引以為戒吧，”費德勒大聲說，“還有很多敵人，躲在陰暗的角落裡，策劃著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後排的一些觀眾交頭接耳地談論起來。

“企圖出賣人民利益的那一小撮人，絕對逃不過人民警惕的眼睛！”費德勒表現得像是在隆重的群眾大會上作報告，其實眼前小房間裡也就坐了沒多少的官員和衛兵。

利瑪斯這才認識到，費德勒對這件事情非常慎重，因為現場坐著的都是些政治上無可挑剔的人。費德勒知道不能把對方一棍子打死就對他自己很危險。現場發言都被記錄在案，在此達成的共識很難再被推翻。

費德勒翻開面前的卷宗。

“1956年年底，蒙特被派駐倫敦，任東德鋼鐵業代表團隨員。他還承擔著對流亡英國的反革命團伙展開鬥爭的任務。這項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險性—我們也不否認—他的工作還是有成果的。”

利瑪斯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前排就坐的那三個人身上。主持人左邊坐著一個年輕人，面板黝黑，眼睛半睜半閉。他留著蓬亂的直髮，臉色灰暗，像個苦行僧。他的手很細長，不停地撥弄著面前的一沓紙張。利瑪斯猜他是蒙特的人，具體原因說不清楚。另一邊坐著的人歲數要大一些，頭上謝頂，面容和善。利瑪斯覺得那人是個糊塗蛋。利瑪斯估計出一種可能的結果：年輕的那個會為蒙特說話，女主持人會認為蒙特有罪，年長的那個男人看到僵持不下會覺得難辦，最終還是會支援主持人的意見。

費德勒又接著發言：

“在他倫敦工作任期快結束的時候，出問題了。我剛才說過，他那時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危機，英國秘密警察開始追捕他，發出了對他的通緝令。蒙特在英國並沒有外交豁免身份（英國作為北約國家，不承認民主德國），在那種情況下只有四處躲藏。那時各交通口岸都收到了印有他照片和資料的通緝令，英國各地都在抓捕他。可躲藏了兩天後，蒙特同志卻乘計程車趕到倫敦機場，再搭飛機飛到了柏林。大家不禁會發出讚歎，真了不起啊！在全英國的警力都被調動，所有道路、鐵路、港口和機場都在嚴密監控之下，蒙特同志卻能在倫敦機場乘上飛機。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志們，你們也許會覺得奇怪，仔細一想會覺得蒙特能從英國逃出來這件事也太神奇了，太容易了。事實上，沒有英國政府的默許，他根本就沒有可能逃出來！”這時房間後排觀眾中引發了比第一次更大的騷動。

“真相是這樣的：蒙特那時已經被英國機構逮捕，在他短暫的關押期間，對方給他兩條路選擇。要麼在帝國主義的監獄裡坐幾年牢，事業全完蛋；要麼讓蒙特戲劇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國家，讓他出色地完成工作。當然了，選擇英國方面第二條路的條件就是必須給他們提供情報，同時英國會支付給他大筆的金錢。一邊是胡蘿蔔，一邊是大棒，蒙特在威脅利誘下叛變了。

“而現在英國人想的是讓蒙特繼續在職位上更上一層樓。蒙特這些年來清除的那些不重要的西方間諜，可能是他的帝國主義主子所安排的：犧牲一些不重要的特務，從而保證蒙特獲得往上爬的資本。這一點我們儘管還無法最後確認，可這樣想也完全合情合理。

“從1960年開始，也就是蒙特同志擔任‘部門’的反間諜處處長的那一年，從世界各地的情報都提示我們，內部高層潛伏著一個間諜。大家知道卡爾·雷邁克是名間諜，當他被清除後我們都鬆了口氣，認為沒問題了。可問題仍然存在。

“在1960年下半年，我們以前發展的一名情報員在黎巴嫩結識了一個據說和英國特工部門有關係的英國人。那人給了英國人一整套我們‘部門’的機構資料，是他曾工作過的那兩個處室的資料。當那些情報被送給倫敦方面後，倫敦方面拒絕接受。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英國方面不要那類資料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了，有人向倫敦方面提供了我們‘部門’的最新資料。

“從1960年年中開始，我們就大規模地損失去海外工作的情報員。他們常常剛被派到國外僅幾周時間，就被捕了。有時敵人也試圖策反我們的情報人員，但次數不多，好像他們並不是很熱衷於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時間記得沒錯的話，我們交了次好運。我們透過某種方式，獲得了英國情報機關掌握的有關我們‘部門’的資料。那些資料非常完整和準確，而且還是最新的資料。這使我們很吃驚。我把那些資料給蒙特看過，因為他是我的領導。他那時對我說，他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他現在手裡已經掌握了一些情況，讓我不要干擾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認，就是從那一刻起，我開始隱約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個出賣情報的人。還有其他一些跡象……

“不用說，人們很難去懷疑我們反間諜部門的首腦會是敵人的間諜。這個想法是如此驚人，如此的具有戲劇性，真的讓人難以相信，更不用說站出來揭露了。我承認，我當時也非常不願意看到真有這種事發生。可事實就是事實。

“同志們，我們現在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證人。我建議現在帶證人作證。”他轉過身來，面向房間後部說，“把利瑪斯帶到前面來。”

坐在他兩邊的衛兵站起身來，利瑪斯從長凳之間挪到了房間中央的過道上。中間的過道也僅有兩英尺寬。一名衛兵讓他面對主席臺站著，離費德勒站的地方也就六英尺的距離。法庭主持人首先對他問話。

“證人，報上你的姓名。”她說。

“阿歷克·利瑪斯。”

“年齡？”

“五十。”

“結婚了嗎？”

“單身。”

“可你結過婚。”

“我現在是單身。”

“你的職業？”

“助理圖書館員。”

費德勒氣憤地插話。“你以前是英國特工人員，不是嗎？”問得直截了當。

“是的。一年前是的。”

“法庭已經閱讀了對你的審訊記錄，”費德勒接著說，“我要你把去年五月某天，你和彼得·吉勒姆的談話內容告訴大家。”

“你是說我們談論蒙特的那些話？”

“是的。”

“我告訴過你了。那是在倫敦圓場，我在走廊上碰到彼得。我知道他正在處理芬南那件案子，就問他喬治·史邁利的情況。後來我們談到死去的丟特·弗雷，還有與之有牽連的蒙特。彼得那時說，他認為曼斯頓—當時的案件負責人—並沒有真的要抓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