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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已近午夜，不過隨著史邁利每講出一個新的離經叛道的故事，他的興致也越來越高。我心想，他就像是個快樂的聖誕老人，發禮物時也順帶著發掉了煽動性的傳單。

“有時候我覺得，‘冷戰’最為庸俗的一點就是我們學會了如何大口大口地自食其言，”他說話時臉上的笑意特別親切，“我並不想讓你們覺得我是在說教，況且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在整個歷史過程中都是這麼幹的。但是在‘冷戰’期間，我們的敵人撒謊時是為了掩蓋本國體制中的骯髒。而我們在撒謊的時候，掩蓋的卻是自己的美德。連我們自己都成了欺騙的物件。我們掩蓋的，恰恰是那些讓我們成其為正確的事物。我們尊重人的個性，熱愛多元化和辯論，堅信只有在得到被統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公正地統治國家。我們能從別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尤其是在那些我們出於自己的目的剝削得奄奄一息的國家。在堅持所謂的意識形態正確性的時候，我們把自己的同情心獻祭給了偉大的冷漠之神。我們保護的是那些欺壓弱者的強者，把公開撒謊這門藝術發揚到了極致。我們與正直的改革家們為敵，卻和那些可惡之極的當權者交上了朋友。我們很少會停下來問問自己，用這些手段，我們還能保護我們的社會多久？這樣的社會還值得去保護嗎？”他又朝我瞟了一眼，“所以說如果我們向反社會主義團伙裡的每一個騙子和冒牌貨敞開大門，沒什麼好奇怪的，對不對，內德？我們就會得到那些本該屬於我們的壞蛋。內德知道。你們問內德好了。”

說到這兒，史邁利大聲笑了起來，這讓大家也很開心。而我呢，猶豫片刻之後也跟著笑了，還向學生們保證某一天會講給他們聽。

你說不定趕上演出了，就像美國人說的那樣。他們曾不知疲倦地在美國中西部奔波，獻上了許多場激動人心的演出，說不定你也在臺下欣賞的觀眾中間；他們在巡迴演講中向人們握手致意，在老雞宴90上賣力推銷，每個位置要賣一百美元，全都賣得精光。我們把這叫做“特奧多爾-拉茨”演出。特奧多爾是那位教授的名字。

我們的兩位英雄謙遜地站到舞臺中央的時候，觀眾們不知有多少次為他們起立鼓掌，或許你也曾參與其中。教授個子很高，特意為巡迴演講做了幾套價格不菲的西服，穿在身上顯得光彩奪目。還有那位身材矮小的拉茨，站在教授身旁就像個胖乎乎的啞僕，兩隻鼓起的眼睛裡充溢著理想的光芒。他們開講之前觀眾會起立鼓掌，結束後又起立鼓掌。“兩個偉大的匈牙利裔美國人，憑著一己之力衝破了‘鐵幕’。”獻給他們的掌聲再怎麼響亮都不為過。我引用的是塔爾薩91《論壇報》上的報道。

說不定你那百分之百美國血統的女兒曾換上匈牙利農家女平時穿的漂亮服裝，還特地在頭髮上戴著花——這樣的事情也發生過。說不定你還向解放聯盟捐過錢，地址是威爾明頓92的某某郵箱。說不定你是在去看牙醫的時候，在候診室的《讀者文摘》上讀到了關於兩位英雄的文章？

說不定你和當時派駐在華盛頓的彼得·吉勒姆一樣，有幸受邀出席了他們盛大的全球“首映式”，那場盛事由我們的美國表兄、華盛頓市警察局和聯邦調查局共同擔任舞臺監督。演出的地址不啻為理性思維的寶座——風格簡樸、鑲著嵌板的海-亞當斯酒店，就在和白宮隔著一座廣場的對面。如果是這樣，你在世人眼中想必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最起碼你也得是個前方記者或是政界說客，才有資格進入靜悄悄的會議廳。在那兒輕描淡寫吐出的每一個字，都像銘刻在石碑上的戒律一樣權威；在那兒還有些男人身穿鼓鼓囊囊的深藍色上衣，神情緊張地觀察你的一舉一動。誰知道克里姆林宮會在什麼時候發起反擊？當時的人們還處在那個年代。

說不定你讀過他們寫的書。美國表兄把稿子偷偷塞給麥迪遜大道93上某個言聽計從的出版商，在一片熱熱鬧鬧、容易操縱的好評聲中將其發售，然後它竟然在紀實類暢銷書榜單的後半截位置上佔據了兩個星期。我希望你讀過，因為那本書上署的雖說是他們兩個人的名字，但我也寫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儘管美國表兄不肯用我原來起的書名。正式的書名是《克里姆林宮殺手》。我起的書名過一會兒再告訴你。

和往常一樣，人事組的頭兒這一次又搞錯了。對於任何在漢堡生活過的人來說，慕尼黑根本算不上德國，而是另外一個國家。我始終沒感覺到這兩個城市之間有一絲哪怕並不密切的關聯。但就間諜工作而言，慕尼黑和漢堡一樣，堪稱歐洲默默無聞的諜報之都。比起慕尼黑隱形社群的規模與表現，連柏林都只能遠遠地落在第二名。規模最大、手段最狠的情報組織是一個設在普拉赫94的機構，人們通常都用這個地名來稱呼它。1945年剛過沒多久，美國人就在普拉赫召集起了一幫令人反感的原納粹軍官，主管以前是個將軍，曾在希特勒的軍事情報部門工作。這些人的任務是向身在東德的其他老納粹軍官獻殷勤，並透過賄賂、敲詐、訴諸同志情誼等手段，讓他們為西方效力。美國人似乎從來都沒想到，東德人可能也在幹著同樣的事，其目的恰好與此相反，而且這種事他們幹得更多、更好。

於是，德國情報機構就在普拉赫坐鎮，美國人和他們坐在一起。美國人先是慫恿他們，後來自己又臨陣退縮，勸他們罷手。況且，不管美國人坐在哪裡，大家也都得跟過來。時不時會傳出一些駭人的醜聞，通常是因為這幫小丑中間的某個傢伙乾脆忘記了自己在替誰工作，要麼是喝醉了酒哭哭啼啼地不打自招，要麼是開槍打死了自己的情婦、男寵或是自己，要麼就醉醺醺地從“鐵幕”的那一邊冒出來，宣佈要效忠於他此前始終在背叛的物件。我這輩子都沒見過如此不堪的情報妓院。

普拉赫之後又來了些破譯密碼的人，還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傢伙；這幫人走了之後又來了“自由電臺”、“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哪兒哪兒電臺”。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差不多就是同樣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陰謀家。當時他們已經感覺到自己有些時乖運蹇，只不過不敢說出來。這些流亡團體花了許多時間爭論細枝末節的東西，比如君主制復辟之後，誰應該來當皇家騎兵隊的隊長；誰應該獲得聖彼得和刺蝟勳章；那幫共產主義膽小鬼從大公夏宮的客廳裡滾出去之後，該由誰來接管；誰能撈到沉在看不見的水底的那罐黃金。可他們總是忘記自己說的那個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被布林什維克“篡權者”抽乾了，還在那兒建起了一座面積六畝的水力發電站，直到後來河水枯竭。

好像這還不夠似的，慕尼黑還有胸懷最為狂熱的德國式抱負。在這種抱負的追隨者看來，就連1939年劃定的邊界95都只不過預示著德國將提出更多的要求。東普魯士人、薩克森人、波美拉尼亞96人、西里西亞97人、波羅的海人和蘇臺德區的德國人全都抗議說遭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只能靠從波恩方面領取的脹鼓鼓的薪水袋來安撫自己的悲傷。有些夜晚我疲憊地走在滿是啤酒味的街上，回家去找梅布林，這種時候我彷彿都能聽到他們唱著國歌，跟在希特勒的鬼魂後面開步走。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們還在幹這個行當嗎？唉，恐怕是還在幹，不過比起當年我不得不跟他們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已經沒那麼瘋狂了。史邁利有一次對我引用過霍勒斯·沃波爾98的話，要不然我也不會好端端地想起此人的名字。沃波爾曾說過，對於思考的人而言，這個世界是一出喜劇；對於感受的人而言，這個世界則是一出悲劇。好吧，要說喜劇，慕尼黑這兒有的是巴伐利亞人；要說悲劇，這座城市則有她的過去。

關於教授的政治經歷，時隔近二十年之後我的回憶已經不太清晰了。當時我以為自己能理解這些經歷——我肯定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每次晚上我和教授待在一起時，幾乎都是在聽他講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匈牙利歷史。而且我敢肯定，這些經歷也都被寫進了書裡——最起碼得佔一章的篇幅，我要是能弄一本書來瞅瞅就好了。

問題在於，教授更樂意談及匈牙利的歷史，而不是她的現在。也許他在一輩子不斷調整適應的過程中學會了一個道理：只關注那些已經蓋棺定論的問題，這才是明智之舉。我記得他講過擁護正統王權的匈牙利人，他們支援的是查理國王99。1921年國王突然返回匈牙利，這讓同盟國大為恐慌，立刻命令他下了臺。我覺得當年這一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教授的年紀肯定還沒超過五歲。可是他提到此事的時候，睿智的雙眼竟滿含淚水，而他行為舉止的許多方面也能看出曾受到君主制稍縱即逝的影響。提到《特里亞農條約》100的時候他強壓著心中的怒火，連握酒杯的優雅而白皙的手都在發顫。

“那是一場災難，內德閣下，”他以彬彬有禮的責備態度向我抗議，“是你們這些勝利者強加給我們的。你們搶走了我們國王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們把土地分給了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那可都是些渣滓啊，內德閣下！我們匈牙利人是有教養的民族！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對待我們？為什麼？”

我只能替我們國家的惡劣行徑道歉，就像我只能替國際聯盟道歉一樣，它在1931年毀掉了匈牙利的經濟。這件不計後果的事國際聯盟到底是怎麼幹成的，我一直都沒弄明白，不過我記得好像跟小麥市場有關，還跟國際聯盟嚴格的正統通貨緊縮政策有關。

然而，在談到當代的事情時，教授的看法卻奇怪地變得謹慎起來。

“這又是一場災難，”他只會說，“全都是《特里亞農條約》和猶太人造成的後果。”

傍晚的幾縷陽光斜斜地穿過花園的窗戶，照在特奧多爾氣度不凡的一頭白髮上。相信我，他是個雄獅般的人物，寬寬的額頭宛若蘇格拉底，就像是一位時刻有天才在側的偉大導師。精心雕琢的雙手、波浪似的濃密頭髮，有點兒駝背——應該是思想太深邃的緣故。長相如此可敬的人絕不可能是膚淺之輩——即使那雙博學多識的眼睛在眼眶裡顯得稍微有點小，即使那雙眼睛會鬼鬼祟祟地瞥向旁邊，就像食客在餐館裡瞧見更好的菜餚從身旁經過時一樣。

不對，不對，他是個了不起的好人，給我們當了十五年的情報員。如果一個人長得高，那他顯然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權威。如果他的嗓音猶如金聲玉振，那他說的話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樣長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顯得淡然而又睿智，那麼笑容背後的人肯定也是如此。這就是一個以貌取人的社會。

只不過偶爾也會有例外情況，我現在就是這麼認為的——上帝偶爾會自己尋點開心，給我們送來一個與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徹底看穿。有些人卻不斷膨脹，直到外表的價值被他們利用殆盡。還有些人這兩種情況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奪目的外表當作上天賜予的恩寵招搖過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該屬於他們的敬意。

教授參與行動的經歷很快就說完了。簡直是太快了，因為那經歷實在有點平庸。他出生於離羅馬尼亞邊境不遠的德布勒森102，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對他十分溺愛的父母都是小貴族，擅長見風使舵。他從父母那兒繼承到了財產和關係，即使在那個年代，這種事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很常見，你想都想不到。他是個文人，為學術雜誌寫寫文章，也算半個詩人，還是個有過幾次婚姻的情種。他穿外套的時候就像是披著斗篷，袖子就那麼空著。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負擔得起，因為他享受著特權，也還有點財富。

在布達佩斯，他教著一門死氣沉沉的哲學課，在學生中間還算有點影響。他們覺得特奧多爾講課時充滿火熱的激情，這倒是他沒有料到的，因為他從來沒打算當演說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來是下等人乾的事。不過，他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響應了學生們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們的熱情；作為一個天生擅長調解安撫的人，他對這種熱情的回應就是為其代言——說實話他代言時的聲音溫和得很，但畢竟那也是一種聲音，而且受到學生們的尊重。再加上他風度翩翩，儼然代表著一種更為久遠、更好的秩序。那時的他正處在聽了年輕人的阿諛奉承就感到興奮的年紀，況且他一向都很愛慕虛榮。在虛榮心的驅使下，他讓自己捲進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個可怕的夜晚，當蘇聯坦克從邊境返回包圍布達佩斯的時候，別無選擇的他只得倉皇逃命，一直逃進了英國情報部門的懷抱。

教授來到維也納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個電話，專橫地敦促那位朋友給他寄錢、幫他引薦，還要寫信證明他是何等傑出的人物。這位朋友恰好也是圓場的一位朋友，而且當時正是招募人員的高峰期。

不出幾個月，教授就被列入了僱員名單。沒有巴結討好，沒有迂迴曲折的接觸，也沒跳通常那出欲拒還迎的扇子舞103。一方提出來，另一方順理成章地接受。不到一年，在美國人的大力幫助下，特奧多爾教授就在慕尼黑安了家，住在河邊一座安逸的房子裡，配了一輛車，還有他那位忠實可靠卻有點焦慮不安的妻子海倫娜。她是和教授一起逃出來的，估計教授對這事多少有點後悔。從那時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特奧多爾教授始終是我們匈牙利攻勢中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先頭部隊，連海頓都沒能把他搞下臺。

教授的掩護身份是“自由歐洲”電臺聘請的一位流亡貴族，主講匈牙利歷史與文化，這對他來說簡直再合適不過。說實話，他也沒幹過別的什麼。此外，他有時還上上課，私下輔導學生——我發現大多是女學生。他的秘密工作報酬優厚——這得感謝美國人——就是與仍在匈牙利的朋友和以前的學生建立聯絡，成為他們的焦點和召集人，並在上級的指導下把他們塑造成一個行動網路，不過據我所知，這樣的網路從來都沒出現過。這是一項不切實際的行動，可能在紙面上看要比在現實中好得多。然而，這個行動卻始終在繼續。先是五年，接著又是五年；等我拿到這位大人物的檔案的時候，行動已經令人驚歎地整整持續了十五年。有些行動就是這樣，它們是經濟停滯時期的寵兒。花費不多、結論不明，不一定會取得什麼結果——但政治僵局也是如此——而且不會帶來任何醜聞。每年要搞年度審計的時候，這些行動用不著投票就能獲得批准，直到後來它們長期存在的事實本身就成了其存在的理由。

我倒不是說教授這麼多年來沒為我們取得任何成果，這麼說不僅有失公允，而且對託比·伊斯特哈斯而言也是一種貶低。託比本人就是匈牙利裔，“陷落”之後他又復了職，成了負責指揮教授的內勤情報官。託比因為盲目支援海頓付出了沉重代價，他接手匈牙利地區的事務後——在針對“鐵幕”各國的職務中，這從來都算不上什麼好位置——教授立即成為了託比個人東山再起計劃之中最為重要的角色。

“特奧多爾啊，我得這麼說，內德——特奧多爾絕對是我們的大明星。”離開倫敦前共進午餐的時候，託比向我保證說。那頓飯他差點就付了錢。“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謹慎，在職多年，忠誠得像水蛭一樣。特奧多爾是我們的王牌，絕對的。”

當然了，教授比較令人驚歎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頓的斧頭下倖免於難。也許這是因為他運氣好；換個不太厚道的說法，也許是因為教授從來都沒搞到什麼有價值的情報，沒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準備接手的時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維薩島104休假時死於心臟病突發——儘管特奧多爾的個人檔案足有好幾卷，但他的成果檔案卻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的主要職責是發現人才而非利用人才，還有一部分原因則是，在教授替我們工作的多年時間裡，由他引入情報網的人寥寥無幾，而且始終也沒做出多少貢獻。

“其實啊，內德，匈牙利真他媽是個很難啃的目標，我得說，”我委婉地向託比指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對我說，“那地方太開放了。公開的目標嘛，你搞到手的都是些早就知道的垃圾。如果你弄不到皇冠上的珍寶，就只能搞點人人知道的常識——這玩意誰要？特奧多爾給美國人弄到的東西，那才叫了不起。”

這似乎才是要害所在。“那他究竟給美國人弄到了什麼呢？”我問道，“除了電臺上說的心靈啊意志啊之類的，還有那些沒人看的文章？”

託比的笑容顯出了一副優越感，讓人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內德老夥計，恐怕這是‘需者方知’的事。你不在這個名單上。”

幾天之後，按照協議的要求，我給格羅夫納廣場105的拉塞爾·謝里登打電話辭行。謝里登是美國表兄駐倫敦情報站的站長，不過他也負責他們在西歐地區的行動。我耐著性子說了一會兒客套話，然後隨口提到了特奧多爾的名字。

“哦，那就得讓慕尼黑來說了，內德，”謝里登很快說道，“你瞭解我。我從來不去侵犯別人的地盤。”

“可他給你們幫上什麼忙了嗎？我只想知道這個。我的意思是，情報員的激情確實會耗光的，對不對？都十五年了啊。”

“這個嘛，我們倒覺得他給你們幫上了忙，內德。照託比的說法，你準會覺得特奧多爾是在獨力支撐著自由世界。”

不是的，我心想。要是聽託比說，你會覺得特奧多爾是在獨力支撐著託比。不過我不是個尖刻的人。在間諜這一行裡，和在生活中的大多數情況一樣，說“不”總是比說“是”要容易。抵達慕尼黑時，我已經準備好相信特奧多爾就是被託比捧上天的大明星。我只是想得到確認。

我還真得到確認了。起初是這樣。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為跟梅布林結婚之後，自己已經失去了類似這樣瞬間迸發的熱忱——從某種程度上說的確是這樣——直到那天晚上。他為我開啟房門，我進屋後發覺自己簡直走進了一處儲存完好的中世紀曆史遺蹟，發覺自己能做的合乎禮儀的唯一舉動，就是像他的學生一樣拜倒在他的腳下，全神貫注地傾聽他充滿睿智的言語。這就是情報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這樣的一個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淵博。為我們效力了那麼多年。

他熱情款待了我，不過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是他的年齡和聲名使然。他給我倒了一杯上好的託卡伊106葡萄酒，然後把這種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來。我承認說，我對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談起了音樂，可悲的是我對音樂還是一無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為我演奏了幾個小節，還向我解釋道，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時隨身攜帶的，其製作者並非斯特拉迪瓦里107，而是一位厲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誰我早已想不起來了。我心想，能夠指揮一位帶著小提琴逃亡的間諜，這真是我極大的榮幸。他談到了戲劇，說有個匈牙利戲劇團正在慕尼黑巡演，他們的《奧賽羅》棒極了。雖然我和梅布林還沒去看過那出戏，他的描述已經讓我心馳神往。他穿著德國人說的那種“Hausjacke”108，黑色的褲子，一雙靴子擦得鋥亮。我們談到了上帝，談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這輩子嘗過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湯109，是焦慮不安的海倫娜端上來的，她低聲打了個招呼就藉故離開了。她個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長得很美，但她寧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們的晚餐最後以杏子帕林卡110結束。

“內德閣下，不知我能否這樣稱呼你，”教授說，“有件事情一直壓在我心頭。在我們剛剛建立起工作關係的時候，希望你允許我提出來。”

“您請說。”我大度地回答。

“很不幸。你最近的那位前任——當然了，他是個好人”——他突然打住了，看來是不忍說剛剛離世之人的壞話——“而且和你一樣，也很有文化——”

“您就說吧。”我重複了一遍。

“是關於我的英國護照的事。”

“你有英國護照？我怎麼不知道啊！”我吃驚地說。

“問題就在這兒。我沒有英國護照。我知道這事辦起來有麻煩。官僚機構都是這樣。官僚機構是人類體制中的萬惡之首，內德閣下。這些機構把最壞的人奉若神明，卻把最好的人視為糞土。作為一個生活在慕尼黑、受僱於美國組織的匈牙利流亡者，我並不具備成為英國公民的資格。這我理解。不過，我跟你們的部門合作了這麼多年，這本護照是我應得的。用臨時的旅行簽證來充數，這太不體面了。”

“但我聽說美國人會給你辦護照啊！你們一開始不就是這麼談好的嗎？美國人會負責解決你的公民身份和重新定居的問題，這當然也包括護照啊。這是肯定的！”

我感到很生氣，一生中這麼長時間都奉獻給了我們的人，竟然連這麼簡單的尊嚴都得不到。但教授已經學會了一種更為達觀的態度。

“美國人啊，內德閣下，他們是一個年輕的民族，一個唯利是圖的民族。他們已經把我利用得差不多了，覺得我今後不可能再有什麼前途。對美國人來說，我就該被扔進過時廢品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