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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意思是，現在我們中間有可能還包藏著另一個海頓？”有個名叫馬格斯的學生大聲喊道，招來了周圍同伴們的一陣抱怨，“史邁利先生，這個海頓的動機會是什麼？誰付錢給他？他的戰利品又是什麼？”

自從馬格斯加入進來，我就對他心存疑慮。給他指定的掩護職業是新聞業，可他現在已經具備了今後要從事的這個行當的種種最壞的劣根性。不過史邁利仍然是氣定神閒。

“好吧，我覺得回過頭來看，我們真應該好好地感謝比爾，”他平心靜氣地答道，“他給這個苟延殘喘了太久的情報部門注射了致命的一針。”他微微皺了皺眉，困惑的神情略有些誇張，“至於新出的叛徒嘛，我敢說咱們現在的頭兒也會與人結怨，肯定會有人對他心懷不滿，對不對？說不定我就是其中之一呢。我確實發現，自己上了年紀之後變得激進多了。”

不過請相信我，當時的我們對比爾可沒有心存感激。

陷落之前、陷落之後，所謂“陷落”指的就是海頓。突然間，圓場的男男女女不論是誰，都能說出自己聽到那可怕訊息時的細節：當時他（她）身在何處、在做什麼。直到今天，老資格們還會說起當年沉默無聲的走廊、餐廳裡一張張木然的臉迴避著彼此的目光，以及無人接聽的電話。

最大的損失就是信任。漸漸地，就像空襲過後茫然無措的難民，我們一個接著一個，怯生生地從破碎的房子裡走出來，開始重新構築我們的堡壘。根本性的改革勢在必行，於是“圓場”放棄了這個包藏著恥辱的古老綽號，放棄了劍橋總部如同狄更斯筆下的擁擠走廊和彎彎曲曲的樓梯，在離維多利亞車站不遠的地方新建了一座鋼鐵玻璃結構的寒酸小樓。一碰到颳大風，那兒的玻璃就會被刮碎，走廊裡瀰漫著餐廳傳來的爛白菜味兒和打字機清洗液的氣味。只有英國人才會用這種可怕的囚牢懲罰自己。一夜之間，我們在正式用語中的名稱就變成了“情報部”，不過“圓場”這個名字還是會偶爾從嘴裡冒出來，就像幣制改為十進位制之後很久，我們還會提到鎊、先令和便士一樣86。

信任之所以遭到破壞，是因為海頓本來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比爾並不是什麼專愛尋釁滋事、口袋裡揣著手槍的自大狂。他總是含譏帶諷地稱自己屬於教會和間諜的領導集團，而他恰恰就是這樣的人：他的幾個叔叔坐在託利黨87委員會的位置上，他自己在諾福克郡有一處破敗的房產，那兒的佃農都喊他“威廉先生”。他是英國勢力精心編織的關係網上的一股線，我們本以為自己是網的核心。他用這網把我們給逮住了。

至於我本人當時的經歷——因為這事，我直到現在還算小有名氣——比爾被逮捕的訊息傳到圓場其他人的耳朵裡剛過二十四小時，我也就知道了。當時我被關在梵蒂岡城一間修建於中世紀時期、連窗戶都沒有的牢房裡，牢房的背後是一排豪華的公寓。我在一位眼眶深陷的修士的引導下指揮著圓場的一隊竊聽人員。修士是梵蒂岡自己的情報部門提供的，他們寧可去找蘇聯人幫忙，也不願沿街走上一公里去求羅馬世俗社會的同事。我們的任務是設法在一位腐敗的天主教主教的會見室裡裝上竊聽器。此人牽扯進了一樁用毒品換取武器的交易，對方是英國治下某個正在分崩離析的殖民地——嗨，遮遮掩掩的幹什麼？就是馬耳他。

蒙蒂和他的手下為此飛了過來。我們大夥兒躡手躡腳地鑽過有拱頂的地牢，順著地底的臺階上到了一個有利的位置，打算從這兒開始，順著三英尺厚的界牆上的石縫，從石縫間那層年深日久的水泥裡鑽出一條細細的孔道。大家一致認為孔徑不能超過兩厘米，這個寬度足夠我們插進一根加長的塑膠吸管，把會見室裡的聲音傳進竊聽器，又不至於破壞教皇宮殿裡神聖的水泥磚石結構。如今我們會用到更高階的裝置，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畢竟還處於蒸汽時代的尾聲，探頭式麥克風在那時仍然最為流行。另外，無論出於多麼良好的用意，你也不能在梵蒂岡官方的聯絡人面前顯擺你的種種精巧裝置，更別說對方是一位身穿黑袍、看起來彷彿剛剛步出宗教裁判所的修士了。

於是我們開始鑽洞，蒙蒂也幫忙鑽，修士則在一旁作壁上觀。我們把水淋到滾燙的鑽頭上，也朝自己汗涔涔的雙手和臉頰上潑。我們利用液體泡沫掩蓋鑽機發出的嗡嗡聲，每隔幾分鐘就測量一下路徑，確保鑽孔不會錯通進那位聖人的寓所。目標是在離貫通還差一厘米的地方停下鑽頭，隔著薄薄的一層牆紙或灰泥進行監聽。

突然我們就鑽通了，可情況比鑽通了還糟糕。鑽頭直接鑽到了空處。我們趕緊拿吸塵器清理了一下，結果吸出來的卻是些很有異國情調的絲綢碎片。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隧道里一片沉默。莫非鑽到了什麼傢俱？窗簾？床？哪位絲毫沒料到衣服會遭殃的高階修士的長袍下襬？還是說會見室裡的陳設又有了變動，和起初我們偵查地形時拍的照片不同了？

就在這倒黴的時刻，修士先生忽然靈光一閃，驚恐地低聲告訴我們，他想起主教大人喜愛收藏價值連城的刺繡藝術品。我們這才意識到自己盯著的碎綢布並非沙發或窗簾的碎片，也不是哪位教士的錦衣華服，而是哥白林掛毯88上的碎綢。修士找了個藉口，溜得無影無蹤。

現在場景切換到肯特郡的古鎮拉伊，那兒有一對姓奎爾的姐妹經營著織補掛毯的生意。幸運的是——或者說，拜英國社會關係不可避免的規律所賜——姐妹倆的哥哥亨利曾是情報部的成員，現已退休。情報部費盡周折找到了亨利，姐妹倆被從床上薅起來，皇家空軍的噴氣式飛機風馳電掣地把她們送到羅馬的軍用機場，再由一輛汽車飛速送到我們身邊。接著蒙蒂鎮定自若地轉回房子前面扔了顆煙霧彈，清空了半個梵蒂岡城，為我們這支力量有所壯大的小隊爭取到了絕處逢生的四個小時，好溜進被監聽的會見室善後。到那天下午三點鐘左右，哥白林掛毯已織補得像模像樣，竊聽器的探頭也安放得非常妥帖。

這會兒，場景又切換到了我們的梵蒂岡主人舉辦的盛大晚宴。瑞士衛兵們不怒自威地戳在門口。蒙蒂脖子裡掖著白色的餐巾，坐在態度安詳的奎爾姐妹倆中間，一邊拿麵包蘸盤子裡剩下的一點奶油通心粉，一邊跟她們大談女兒在馬術學校取得的最新成就。

“羅西，說了你肯定不知道，嗨，你怎麼可能知道呢，在整個南克洛伊登，像我的小貝基這麼大的小孩，就屬她那雙手最巧——”

蒙蒂的話戛然而止。他在看我遞給他的便條，那是由羅馬站的送信人親自交到我手裡來的：圓場秘密行動組組長比爾·海頓已承認自己是莫斯科中心的一名間諜。

有時候我會想，比爾永遠地偷走了我們共同擁有的輕鬆心情，也許這才是他犯下的最大罪行。

回到倫敦時我被告知，如果再有別的情況需要告知，自然會有人告知我。幾天後的一個上午，人事組通知說我被定為“半音喪鐘”。這是圓場內部的行話，意思是“僅可派駐到友好國家”。這就好比是對我說，後半生我都得在輪椅上度過。我沒犯任何錯誤，沒幹過任何不光彩的事——實際情況恰恰與此相反。可在我們這個行當裡，掩護身份是最寶貴的，而我的身份已經暴露。

我收拾好辦公桌，給自己放了一天假。我開車去了鄉下，一路上怎麼去的都不記得了。不過我記得自己在薩塞克斯山丘89下車走了一會兒，那兒鯨魚背似的白堊巖山下方就是五百英尺高的懸崖。

又過了一個月，我知道了對我的判決結果。“恐怕你又得去應付那些流亡者了，”人事組的頭兒帶著司空見慣的厭惡態度說道，“還是德國。和以前一樣，津貼還是很不錯的，去滑滑雪也不賴，只要你上得足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