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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自己插進了一段故事——有個中美洲外交官特別鍾愛某個年代的英國火車模型，於是圓場派蒙蒂·阿伯克的小隊從倫敦的一家玩具博物館裡偷來一套霍恩比牌的雙“O”型轉軌機車模型，從此以後這位外交官一輩子都對我們忠心耿耿。大家都大聲笑起來，直到我們注意到史邁利憂慮的眼神似乎盯著房間外面的什麼地方，於是又突然陷入一陣沉默。

“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們也會真正面對我們操縱的現實，”他靜靜地說道，“在那種情況出現之前，我們只不過是旁觀者。我們手下的情報員替我們實現著夢想，而我們這些情報官則安安穩穩、舒舒服服地坐在單向透光的鏡子後面，自己跟自己說，‘所見’即‘所感’。可是等到見真章的一刻突然來臨——如果你們能碰到的話——嗯，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在使喚別人為我們幹這幹那的時候，就會變得稍微謙卑一些。”

說這番話時，他根本沒朝我看一眼。他絲毫沒流露出自己腦海裡想到了什麼人。但是我知道，他也知道。我們知道彼此心裡都很清楚，那個人指的就是耶日上校。

我看到了他，但我什麼都沒對梅布林說。可能是因為我太震驚了。也可能是因為掩飾情緒的老習慣太難改。直到今天，我面對任何意外事件時的第一步措施，仍然是竭力壓制住那種下意識的反應。當時我們正在看電視上的晚九點新聞，那段日子裡這個節目已經成為了梅布林和我自己的晚課，別問我為什麼。突然間我就看到了他。耶日上校。我並沒有從椅子上一躍而起，大喊道：“天哪！梅布林！快看，站在後面的那個傢伙！那就是耶日！”——這本應該是任何一個普通人的正常反應。然而，我卻繼續盯著熒光屏，小口喝著我那杯加了蘇打水的威士忌。後來，等到房間裡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就趕緊往錄影機裡塞了一盤新的錄影帶，這樣肯定能在《夜新聞》重播的時候把節目錄下來。從那時起——那個晚上到現在已經有六個星期了——我肯定把錄影帶重看了十幾遍，因為每次看的時候都能發現一些珍貴的新細節。

不過，故事的那一部分我還是留到結尾的時候再說，它本來就應該在結尾出現。最好還是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跟你講一講，因為在慕尼黑，除了特奧多爾教授之外還有過別的事；比爾·海頓背叛事件暴露之後，還有許多間諜工作要做，不能只是坐等傷口復原。

耶日上校是個波蘭人，我始終沒弄明白為什麼許多波蘭人會偏愛我們。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他們的國家，這在我看來是極其可恥的行徑。我要是個波蘭人，看到英國佬的影子從旁邊經過我都會吐口水，不管我到底有沒有受過納粹或蘇聯人的折磨——英國人先是把可憐的波蘭人民丟給了納粹，然後又丟給了蘇聯。我肯定很想在英國外交部所謂的“主管部門”裡裝上一顆炸彈。“主管部門”，上帝啊，這算是個什麼詞！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波蘭人又一次被向來沒個準的蘇聯大熊和向來很有準的德國公牛夾在了中間。不過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波蘭人需要哪個好朋友來幫他們一把，英國外交部的“主管部門”準會甜言蜜語地表示遺憾，並承諾將在未來起到更積極的作用。

儘管如此，據我們情報部的記錄顯示，波蘭行動的成功率高得也有點不成比例。有許多波蘭男人和女人以大無畏的波蘭勇氣，不惜搭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冒險為“英格蘭”做間諜工作，這些人的數量之多簡直讓人尷尬。

照此說來，海頓事件之後我們設在波蘭的情報網中傷亡率相對比較高，這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了。拜海頓所賜，英國人在背信棄義的長長記錄上又加了一筆。由於損失一次接著一次無可避免地發生，慕尼黑站裡的哀悼氣氛幾乎是觸手可及，我們的恥辱感之中還疊加著無能為力。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對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毫無疑問。在“陷落”以前，波蘭安全部門——在行動處處長耶日上校的英明領導下——始終對海頓背叛一事秘而不宣，忙著把自己的人打入我們現存的情報網，再以他們為渠道來傳遞虛假資訊——他們要是能成功地策反情報網，也會以高超的手段利用情報網來對付我們。

不過“陷落”之後，上校覺得沒必要再搞得那麼微妙了，於是僅僅在幾天的時間裡，他就把一些忠於我們的情報員滅了口，在此之前他始終沒去驚動那些人。死者的人數幾乎每天都在上升，我們把它稱作“耶日的暗殺名單”。我們備感挫折，同時也對耶日這個傢伙產生了刻骨的仇恨。他殺害了我們手下的情報員，有時候甚至連審判的程式都懶得走，而是聽任審問者一直把他們折磨致死。

把慕尼黑視為通往波蘭的跳板，這個想法或許有點奇怪。但幾十年來，慕尼黑始終是許多波蘭行動的指揮中心。我們領事館地處綠樹成蔭的郊區，附屬建築房頂上的天線日夜監聽著我們在波蘭的情報員發出的訊號——往往只是公開電臺講話時夾在詞句中間的短短一聲“嗶嗶”。收到訊號後，我們會按照事先約定的程式向他們傳送一些安慰的話，並下達新的指令。我們從慕尼黑髮送寄往波蘭的信件，信件中藏有密寫的資訊。如果我們的情報員設法離開了波蘭國境，我們也會帶著他們從慕尼黑出發，到別處聽取情況彙報，盛情款待他們，傾聽他們的煩心事。

如果我們站裡的情報官員確有必要親自前往波蘭，同樣還是得從慕尼黑出發。我們總是獨自一個人去，通常會假扮成到波蘭參加交易會或是展覽會的外地生意人。在某個路邊的野餐地或是小巷裡的咖啡館，我們的使者會短暫地和彌足珍貴的情報員們面談，辦完事情之後就各自離開，大家都知道油燈又已經加滿了。沒幹過情報員的人，不可能想象出那意味著怎樣的一種信仰上的孤獨。能在恰當的時候和一位好心的情報主管喝上一杯不怎麼好的咖啡，這也會讓一名情報員計程車氣高漲幾個月。

因此才會有後面發生的事：在慕尼黑工作的任期剛剛過半（特奧多爾教授和他的隨行人員也動身去了美國，這可很受歡迎），我坐上了一架波蘭航空公司的飛機從華沙飛往格但斯克，口袋裡裝著一本荷蘭護照。護照上稱我是來自奈梅亨120的弗朗茨·約斯特，四十年前出生。根據我以商人身份填寫的簽證申請表，我此行的任務是代表一個西德農業聯盟去考察預製的農業建築。因為我有一些工程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憑這點本事和他們農業部的官員們換換訪問名片肯定是綽綽有餘。

我的另一個任務則要複雜一些。我要尋找一個名叫奧斯卡的情報員，大家都以為他犧牲了，可六個月之後他竟然又起死回生。宛如晴天霹靂，奧斯卡往以前的一個掩護地址給我們寄了一封信，信中用的是他的密寫工具，詳細描述了從他第一次聽說有人被捕直到現在，他做過的、沒做過的所有事情。他始終保持著冷靜。他還在繼續自己的工作。為了不讓別人懷疑到他，奧斯卡匿名檢舉了他所在的檔案部門裡的一位無可指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他就那麼等著，幾個星期之後那個工作人員不見了。他深受鼓舞，就繼續等下去。他聽到一些謠傳，說那個工作人員已經招供。以耶日上校那些“溫和”的服侍手段而論，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又過了幾個星期，他漸漸覺得自己安全了。現在他已準備重新開始工作，可是得有人告訴他該幹什麼。為表達他的堅定態度，他在信中的第三個、第五個和第六個句號處貼上了密點，這些都是原先約定的位置。密點中微縮的內容放大之後，是多達十六頁的絕密命令，都是波蘭國防部下達給耶日上校的部門的。圓場的分析師稱檔案“較可信，暫定為可靠”，他們嘴裡能說出這樣的評價，就等於興高采烈地承認了檔案的真實性。

你肯定能想象到奧斯卡的來信在站裡激起了怎樣的興奮情緒，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內，雖說我從來沒見過他。奧斯卡！相信他的人們驚歎道。那傢伙可真厲害！身陷一片廢墟還能活蹦亂跳！奧斯卡有本事擺脫困境，準沒錯！奧斯卡，我們久經考驗的波蘭海軍部職員，安插在格但斯克海岸防禦指揮部，當地情報站有史以來最出色的特工之一！

只有那些經驗最豐富或是最接近退休年齡的人，才認為這封信是個誘餌。在這種情形下說“不行”很容易，說“可以”則需要勇氣。然而，那些說“不行”的人的意見往往會被聽取，尤其是在海頓事件之後，於是支援反對的雙方一時陷入了僵局，誰都不敢貿然採取行動。為了爭取時間，我們寫信給奧斯卡，讓他再搞點旁證。他怒衝衝地回信質問我們到底信不信任他，而且這次他還堅持要見面。“要麼見面，要麼一切免談。”他在信中說。見面地點定在波蘭。趕快安排，否則永遠別想再見到他。

總部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我請求上頭允許我去見奧斯卡。情報站裡不相信這件事的人說我瘋了，相信的人則說這是唯一正當的做法。兩派人的話都不能讓我信服，但我想要弄清真相。這可能也是為我自己吧，因為從梅布林最近流露出的一些跡象看，她似乎想從我們的關係中抽身離開，而我對自己的評價向來也並不太高。總部選擇了不信者的立場。我提醒他們說，我有在海軍工作的背景。總部猶豫了，說“不行，但可以看看再說”。我提醒他們說，我會講兩種語言，我那強勢的荷蘭性格可是經歷過考驗的，這一點也得到了我們在荷蘭的聯絡員的寬恕，因為他想在其他方面得到照顧。總部權衡了各種風險和可能的選擇，最後說：“好吧，但只能去兩天。”也許他們想明白了，自從海頓事發之後，我反正也沒有多少秘密可以洩露。我匆匆忙忙地整理好掩護身份的資料，趁著他們還沒改變主意之前趕緊動身。我乘坐的飛機在格但斯克機場降落時，氣溫是零下六度。街道上全是厚厚的一層雪，而且雪還在不停地下，靜謐的氣氛讓我覺得很安全，雖說這麼想有失謹慎。但我並不打算冒任何風險，相信我。我也許是在尋找真相，但我也絕不是什麼傻瓜。

格但斯克的旅館都一樣可怕，我住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堂散發著一股消毒過的小便池的氣味；登記住宿的手續簡直跟領養孩子一樣麻煩，而且花的時間還更長。給我登記的房間後來發現已經住了人，那位女房客說的語言我根本聽不懂。等到我找到另一個房間，再讓女服務員把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種種噁心痕跡清理乾淨，天色已近黃昏，我該讓奧斯卡知道我已經到了。

每個情報員都有自己的個人風格。檔案上說，奧斯卡夏天的時候喜歡釣魚，我的前任曾經在河邊跟他有過好幾次成功的交談。他們甚至還一起釣到了幾條魚，不過因為受到了汙染，這些魚根本沒法吃。但當時是在天寒地凍的冬天，只有小孩子和受虐狂才會跑去釣魚。到了冬天，奧斯卡的習慣就變了，他喜歡到港口附近一家專門招待小官員的俱樂部去打檯球。這個俱樂部裡有一部電話。我的前任會說波蘭語，他想和奧斯卡見面的時候，只要往俱樂部打個電話找到他，兩個人興高采烈地談論一番，談話的基礎就是他假稱自己是奧斯卡在海軍的老朋友，名叫萊赫。然後奧斯卡會說：“好吧，明天我在我姐姐家見你，咱們喝一杯。”這話的意思是：“一個小時之後，開著你的車到某某街的拐角接我。”

可是我不會說波蘭語。另外，按照海頓事件之後制定的諜報技術法則，重新動用一名間諜時決不能採取原有的工作程式。

奧斯卡在他的信裡提供了三家咖啡館的電話號碼，還有他可能待在每一家咖啡館裡的時間。之所以提供三個電話號碼，是因為其中某一部電話很有可能會壞掉或是佔線。如果三個號碼都不管用，那麼我們就得利用車子來接頭，奧斯卡也說了我應該在什麼時間站在哪一個電車車站等他。他還提供了他新買的那輛藍色特拉貝特121的車牌號。

也許你會覺得這一切安排似乎都讓我處在了一種被動的地位上，這是因為此類會面有一條鐵律：在一線工作的間諜就是上帝，只有間諜本人才能決定什麼樣的程式對他來說最安全、最符合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奧斯卡的建議和我的想法大相徑庭，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在見面之前非得在電話裡交談一番。但也許奧斯卡自己是明白的。也許他是害怕掉進圈套。也許他是想在冒險之前聽聽我的聲音，掂量掂量我是不是靠得住。

也可能是因為有些附帶情況我當時還不知道：他要帶個朋友一起來；他想馬上撤離；他改變主意了。因為諜報技術裡還有第二條法則，跟第一條一樣毫無餘地：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應該把不合常理的情況視為家常便飯。一個優秀的情報官員應該預計到，他剛開始打電話的時候，格但斯克的電話系統可能會全部崩潰。他應該預計到，那個電車車站有可能恰好處在道路施工段的正中間，那天早晨奧斯卡有可能會開著車撞上電線杆，也有可能發燒到四十度；奧斯卡的老婆有可能說服了他先索要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黃金，然後再繼續和我們聯絡；也有可能是她肚子裡的孩子偏偏要早產。所有的訣竅——我反反覆覆地跟學生們唸叨這個道理，弄得他們都討厭起我來——都在於依靠索德定律122，除此之外別的什麼都別信。

我白白花了一個鐘頭往三家咖啡館打電話，只好在九點十分的時候來到約定的電車車站，等著奧斯卡的那輛特拉貝特轎車小心翼翼地從街上朝我駛來，當時我心裡就一直想著這條定律。雖然這會兒雪已經停了，街上電車軌道一側的路面上也只有兩道輪胎壓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爾駛過的幾輛車都像從前線返回的倖存者一樣膽戰心驚。

有兩個但澤：一個是以前的但澤，漢薩同盟123的宏偉港口；另一個是現在所說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蘭的工業貧民區。我在那兒等待的時候，左右兩旁一棟棟燈光昏暗的公寓房陰沉沉的，彷彿在令人窒息的橘黃色天空下佝僂著腰。我朝街道兩邊望去，竟然看不到絲毫人類愛情或者快樂的痕跡。沒有咖啡館，沒有電影院，甚至沒有一盞好看的街燈。就連縮在馬路對面一個門洞裡的兩個酒鬼好像都不敢說話。在這室外監獄般乏味的場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聲，因為朋友情誼或是開心的緣故喊上一嗓子，彷彿都會是一種犯罪。一輛轎車從我旁邊開過，但那車不是藍色的，也不是特拉貝特。車側面的窗戶上蓋著厚厚的一層雪，車子都已經開過去了，我還沒看清楚裡面坐了幾個人。車子停住了。沒停在街邊，沒停在人行道上，也沒停在拐彎處或是應急停車道上，因為這幾個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積雪堵住了。汽車直接停在了路上那兩行黑乎乎的輪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後燈也關了。

是一對情侶，我心想。要真是這樣的話，那他們就是一對無視危險的情侶，因為這條路是雙向通行的。又一輛車出現了，和第一輛車來時的方向一樣。它也停了下來，不過停的位置還沒到我所在的電車車站。又來了一對情侶嗎？還是說這個司機只不過是比較明智，要跟前面停著不動的那輛車保持一定的剎車距離？反正效果都是一樣的：這下子我的兩旁就各有一輛車了。我站在那兒繼續等，看到那兩個一聲不吭的酒鬼站起身離開了門洞，看起來清醒得很。然後我聽到背後傳來腳步聲，輕得就像有人穿著臥室的拖鞋踩在雪地裡，但距離很近。我知道此刻我不能做出一丁點兒突然的動作，任何動作都是不明智的。我不可能拔腿就跑，也不可能靠先下手為強來脫身，因為我腦海中開始擔心一個問題：要麼就什麼事都沒有，要麼就徹底完蛋。如果真的是徹底完蛋，我也沒有任何辦法。

一個男人站在我左邊，近得伸手就能碰到我。他穿著一件毛皮大衣，戴著皮帽子，拿在手裡的那把摺疊雨傘說不定是塞在尼龍套裡的一根鉛管。好得很，他和我一樣，也在等電車。另一個男人站在我的右邊。他身上有一股馬的味兒。好得很嘛，他跟我還有我的那位同伴一樣，也是在等電車，雖說他是騎著馬到這兒來的。接著一個男人的聲音用糟糕透頂的波蘭英語跟我說起話來，既不是從我的左邊，也不是從我的右邊，而是從我的身後。我之前聽到的彷彿穿著拖鞋的腳步聲就是從那個方向傳來的。

“先生，恐怕奧斯卡今天晚上來不了了。六個月之前他就死了。”

但到這個時候，他已經給了我思考的時間。實際上，簡直是整整一個時代。我不認識什麼奧斯卡。奧斯卡誰？從哪兒來的？我是個荷蘭人，只會說一點點英語，口音還很重，就像我在奈梅亨的叔叔嬸嬸們一樣。我停了一會兒，留足他的話在我身上產生作用的時間；然後我轉過身——轉得很慢，而且顯得興趣索然。

“你把我弄糊塗了，先生，”我用從小在母親膝下學到的那種緩慢而平板的聲調說，“我叫弗朗茨·約斯特，是從荷蘭來的。我就是在這兒等電車啊，不是在等人。”

這時，站在我兩旁的兩個人很專業地一把抓住我，在扭過我的胳膊的同時讓我失去了平衡，然後拽著我搖搖晃晃地一路朝第二輛車走去。但此時我已經認出了剛才跟我講話的那個矮胖男人，灰白的臉頰上表情陰鬱，眼神像夜班職員一樣呆滯。他就是我們的耶日上校，就是那位廣受宣傳的保衛波蘭人民共和國的英雄。在他毫無顧忌地逮捕、折磨我們的間諜的那段時期，他面無表情的照片曾頻頻出現在幾家著名波蘭報紙的頭版上。

根據我們各自選擇的職業，有些“死亡”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是有所準備的。殯葬人會仔細考慮他自己的葬禮，富人考慮的則是一文不名的窘境。監獄裡的看守會想到自己有可能身陷囹圄，浪蕩子擔心的卻是陽痿。我聽說，一位演員最大的恐懼，就是眼睜睜看著整個劇院裡的人走光了，只剩下他自己徒勞地想著忘掉的臺詞，這情景跟提前看到自己死去又有什麼區別？對公務員來說，死亡就是保護著他的特權之牆轟然倒塌的那一刻，他會發覺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毫無保障，暴露在公開世界的審視之下，還得像一個不忠的丈夫那樣為自己的放蕩和遁詞付出代價。如果讓我實話實說，我在情報界的大多數同事都可以歸入下面這個分類：他們最大的恐懼就是某天早晨一覺醒來，發覺自己的真名沒加密碼就出現在報紙上，或是聽到電臺和電視節目裡提到了他們，把他們當成了逗樂和嘲笑的物件；最糟糕的是，受到他們自以為在服務的公眾的質疑。在他們看來，上了敵方的當，甚至在全世界所有的情報部門中暴露了身份都不算什麼，像這樣受到公眾的審視才是最大的災難。這對他們來說簡直無異於死亡。

至於我自己，最可怕的死亡、最大的考驗，自從我邁進秘密工作門檻一直在準備著的，就是我現在面臨的遭遇：我那並不確定的勇氣要遭到酷刑的考驗；我在精神和肉體上都要被折磨到無法忍耐的最後極限，知道自己只要說一個字就能阻止死亡的發生——知道我心中正在進行精神與肉體的殊死較量，知道那些對我施加痛苦的人，其實只是我自己心中這場秘密戰爭的僱傭兵而已。

於是，從感到第一陣令人失去判斷力的劇烈疼痛開始，我的反應就是接受現實：喂，我心想，你終於來找我了——我叫約斯特，你叫什麼名字？

你要知道，根本就沒有什麼儀式。他並沒有像電影裡的老套情節那樣讓我坐在桌前，對我說：“快說，不然你就得捱揍。這是你的供認狀。簽字吧。”他沒叫手下把我鎖進牢房裡，讓我熬上幾天，等我自己意識到老實交代比逞強更為明智。他們就那麼把我從車上拽下來，拖著我走過一棟可能是私宅的房子的大門，進到一個院子裡，那地方只有我們幾個人的腳印。然後他們只好拖著我走過厚厚的積雪，再讓我站直，三個人開始輪流打我，一會打臉，一會打腹股溝和肚子，一會又開始打臉，不過這次用的是胳膊肘或者膝蓋。接著，趁著我的腰還沒直起來，他們把我踢得在滑溜溜的鵝卵石地面上滾來滾去，就像在踢一隻被電得半死的豬，好像都等不及把我弄進房間再動手似的。

後來，一進到房間裡，他們就變得更有條理了，彷彿那個空落落的舊房間裡僅存的幾絲文雅讓他們有了一點兒條理的意識。他們開始輪流打我，就像文明人一樣，兩個抓著我，另一個人上來打，這種換班的方式還挺民主的。只不過輪到耶日上校的第五次或是第五十次的時候，他把我揍得實在太慘也太狠了，我真的死過去了一會兒。等我再甦醒過來，房間裡只剩下我和他兩個人。他坐在一張摺疊桌前，胳膊肘撐在桌子上，悶悶不樂地用擦傷了的雙手抱著腦袋，好像是宿醉未醒一樣。他頗為失望地檢視著我在一次次痛打的間隙對他所提問題做出的答覆，先抬起頭不滿地盯著我那變了形的臉，然後又痛苦地搖搖頭嘆了口氣，彷彿在說生活對他實在太不公平，他不知道自己怎樣才能幫助我看到光明。這時我才意識到，時間過得比我以為的快得多，也許已經過去好幾個小時了。

也是在這一刻，我覺得當時的情景跟我一直以來的想象有點相似了。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旁，以一種專業人士的關切之情認真地研究著我。而我則被四肢分開鎖在滾燙的水管上，兩隻胳膊被銬在黑色的六角手風琴式散熱片兩旁，散熱片的尖角像火紅的牙齒一般嵌進我脊背的尾骨處。我的嘴和鼻子都在流血，一隻耳朵好像也出血了，襯衫的前襟看起來活像屠夫的圍裙。不過流出的血都已經乾結了，這會兒也沒再繼續流，從這一點也能推算出過了多長時間。在格但斯克一座空蕩蕩的大屋裡，你被鎖在暖爐上，盯著耶日上校那張小狗崽似的臉，你的鮮血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