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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生們打算給史邁利出點難題，就像他們時不時地對待我那樣。課本來上得很順利——比如快到傍晚時關於自然掩護的兩節連堂課——然後學生裡面就會有一個人開始捉弄我，通常是故意表現出無法無天的態度，任何頭腦正常的人都會覺得無法忍受。接著第二個也開始插話，最後所有人都參與進來。要不是我的幽默感還算充足——我畢竟只是個普通人——他們就會一直折磨我，到下課鈴響這出戏才算結束。到了第二天，一切似乎都沒發生過：昨天控制住他們的不知什麼小惡魔已經得到滿足，現在他們想繼續學習了，好不好？昨天我們講到哪兒了？一開始我碰到這樣的情況老是會生悶氣，懷疑有人私下串通，想把領頭的揪出來。後來細想之下，我慢慢意識到，這些惡作劇只是孩子們自然反應的一種表現，他們要反抗的，是自己選擇的人為束縛。

可是他們也開始對史邁利搞這一套，史邁利可是我和他們的貴賓，他們竟然質疑起了他畢生工作的根本意義，我的忍耐一下子到了極限。而且這一次挑事的還不是馬格斯，而是他的女朋友，嫻靜的克萊爾，晚宴時她一直滿懷崇拜地坐在史邁利的對面。

“別，別，”看到我忿忿地站了起來，史邁利反對說，“克萊爾問得很有道理。十次有九次，好的新聞記者也能像間諜一樣告訴我們許多資訊。不管怎麼說，他們的資訊來源往往是相同的。所以說，幹嗎不廢除間諜，轉而去資助報紙？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這個問題應該得到回答。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我很不情願地又坐了下來。克萊爾緊緊依偎在馬格斯身邊，天使般的眼神還注視著她的受害者，其他學生都板著臉不露出笑意。

碰到這種情況時我往往會以幽默來化解，但史邁利卻打算認認真真地對待她的俏皮話。

“說得完全沒錯，”他贊同說，“我們的大部分工作要麼是毫無意義，要麼就是和公開來源的訊息重合。問題是，間諜存在的目的並不是啟迪公眾，而是啟迪政府。”

我漸漸感覺到，史邁利的魔力又把他們重新聯絡在一起。他們把椅子挪到史邁利身旁，圍成了一個不規則的半圓形。有幾個女孩子還以好看的姿態坐到了地板上。

“政府和其他所有人一樣，相信自己花錢買來的東西，對白白得來的東西總是將信將疑。”史邁利說。這樣他就巧妙地繞過了克萊爾意在挑釁的質問，而是轉向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間諜工作是永恆的，”他簡單地宣告說，“就算政府可以沒有間諜，它們也不會願意這麼做。它們特別喜歡搞這一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沒有了敵人，政府也會幫我們創造出敵人來，所以用不著擔心。還有——誰說我們只對敵人搞間諜活動？所有的歷史都教導我們，今天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敵手。潮流也許可以決定輕重緩急，但深謀遠慮永遠不會過時。只要還有流氓成為領袖，我們就要有間諜。只要這世界上還有人恃強凌弱，還有騙子和瘋子，我們就要有間諜。只要國與國之間還相互競爭，政客們還相互欺騙，暴君們還想征服，消費者還需要資源，無家可歸的人還在尋找土地，飢餓的人還在尋找食物，富裕的人還想變得更富，你們選擇的職業就完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們保證。”

史邁利就這麼幹淨利落地把話題轉回到了學生們自己的前途上，接著他再一次警告他們這份前途充滿了危險。“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職業比你們選擇的職業更荒唐，”他心滿意足地向學生們保證，“你們最沒有經驗的時候，也就是最適合分派的時候；可等到你們掌握了竅門，無論你們被派駐到什麼地方，脖子上都像是掛著這一行的標誌。老運動員都知道，自己全盛時期的比賽成績是最優秀的。可是全盛時期的間諜卻只能被束之高閣，因此他們人到中年時總會心懷怨恨，也會開始計較這種生活方式的代價。”

雖說他半睜半閉的眼睛好像一直在盯著自己的那杯白蘭地，我卻發現他朝我瞟了一眼。“然後，到了一定的年齡，你們就會想要答案，”史邁利接著說道，“你希望最隱蔽的密室裡會藏著一張捲起來的羊皮紙，那上頭會告訴你，控制著你的生活的人是誰、為了什麼。可問題是到了那個時候，你們自己心裡其實才最清楚，那個密室是空空的。內德，你沒喝酒啊。你這是在背叛白蘭地嘛。來個人，給他加點酒。”

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接下來的一段時期有著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我記得自己當時正在拼命尋找一個模模糊糊的目標。後來當我終於找到目標的時候，發現它就是那個消失了的間諜，名叫漢森。

雖然那時候我在向東方而去的旅程中追尋的其實是其他的目標、其他的人，但現在回想起來，所有這些目標和人彷彿都在一路指引著我最終找到他。我只能這麼來表達。躲在柬埔寨叢林中的漢森就像是位於我的黑暗之心裡的庫爾茨124。一路上在我身上發生的一切，都像是在為我們的會面做準備。漢森是我等待著要聽到的聲音。漢森手裡有問題的答案，雖說我並不知道自己會問出哪些問題。外表上看，我是個一本正經、性情溫和、行事得體、抽著菸斗的傢伙。但在內心深處，我卻對自己的百無一用感到不可理喻；我覺得雖然自己在拼命努力，卻無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奮力為別人爭取自由的時候，我自己卻沒有得到絲毫自由。在心情最為低落時，我覺得自己是個很荒唐的人。我這個主人公和巴肯125本人沒有一點兒相似，卻像極了他筆下的堂吉訶德。

我開始把自己生命中具有諷刺意味的經歷寫下來，這樣我回過頭來再看前面和你說過的幾段故事，就可以給它們加上傳奇小說式的標題，以突顯這些事件是多麼的徒勞無益：“熊貓”——我保衛了我們國家在中東地區的權益！本——我掘地三尺找到了一名英國叛逃者！貝拉——我做出了終極的犧牲！特奧多爾——我參與了一場可怕的騙局！耶日——我一直奉陪到底！不過在耶日的事情上，我得承認，那件事的確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儘管其持續時間和大多數情報工作一樣短暫，而且和現在已充斥著耶日上校所在國家的人性力量沒有絲毫關係。

和堂吉訶德一樣，我這輩子從一開始就發誓要遏止邪惡的潮流。可是在我情緒最為低落的時候，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也成了助長邪惡的力量之一。但我仍然希望這個世界能給我提供一個做出點貢獻的機會——我責怪世界不知道該如何利用我。

要理解這一點，你得先知道在慕尼黑之後，我身上都發生了些什麼事。不管耶日上校對我做過些什麼，他給我帶來了某種威望，因此五樓決定專門為我設立一個工作崗位，負責到各地解決行動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派駐到外地執行短期任務，“旨在評估工作，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充分發掘當地情報站職權範圍以外的機會”——這就是我的任務摘要，簽過字之後又交還給釋出者了。

事後回想起來，我意識到這份工作需要經常旅行——這個星期去中美洲，下個星期去北愛爾蘭，然後跑非洲、中東，再去非洲——平息了我心中一直揮之不去的躁動不安，對我的這種狀態人事組的頭兒極有可能早已心知肚明。最近我和一個名叫莫妮卡的姑娘搞起了一段毫無意義的婚外情，她在情報部的工業部門聯絡處工作。當時我覺得自己需要來點風流韻事；我在餐廳裡見到了莫妮卡，就把她給選中了。就是這麼平淡無奇。有天晚上下起了雨，我準備開車回家的時候，看到她站在23路公共汽車站等車。平淡無奇的事有了內容。我送她回公寓，和她上了床，帶她去吃飯，我們倆都想弄清楚自己在幹什麼，最後得出了一個省事的結論：我們墜入了愛河。有幾個月我們過得挺開心，直到後來發生的悲劇一下子讓我清醒過來。幸運的是我剛好回到倫敦，正要聽取下一次任務的情況介紹，接著就聽說我的母親快不行了。也許是上帝在搞惡作劇吧，接到電話時我正和莫妮卡在床上。不過最起碼我總算能在葬禮時到場。儀式雖然很長，卻出人意料的平靜。

儘管如此，我發覺自己對這事還是沒有絲毫準備。不知怎地，我曾經想當然地認為自己能和以前渡過種種難關時一樣，想法子應付母親去世帶來的打擊。我簡直是大錯特錯。史邁利曾經說過，只要一接觸現實，很少有什麼陰謀詭計能夠得逞。我對自己耍的陰謀也是這樣——我想騙自己說母親去世時已經得享天年，只有死亡才能讓她從痛苦中解脫，這樣我就可以把這事放下。我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那痛苦指的也可能是我自己的。

我成了個孤兒，同時又覺得很興奮。當時的心情我只能這樣去描述。我的父親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從前並沒有意識到，母親一直承擔著父親和母親的雙重責任。我覺得她的去世不僅意味著我失去了童年，也意味著我失去了我的大部分成年時代。我終於不帶任何牽絆地獨自站在了生活的種種挑戰面前，但大部分挑戰已經成了過去——矇混過去了，錯過了，或者是搞砸了。我終於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愛了，但我該去愛誰啊？恐怕不會是莫妮卡，哪怕我再口口聲聲地否認、指望現實會隨之改變，我愛的也不是她。莫妮卡也好，我的婚姻也好，都不能提供我需要的魔力——作為一個擅長生存的人，這種魔力是從今以後我必須要去追尋的東西。守過夜之後，我在殯儀館粉紅色衛生間的鏡子裡看到了自己的臉，被自己的樣子嚇了一跳。那是一張間諜的臉，打著他自己欺騙自己的烙印。

你是不是也見過？在你周圍，或者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有沒有見過那樣的臉？對我來說這樣的臉簡直是司空見慣，所以都已經不再留意了，直到母親去世的打擊讓我猛然反應過來。我們也會笑，但心裡卻有所保留，這讓我們的笑容顯得很虛偽。就算我們喜出望外、喝得爛醉——我聽說，甚至也包括做愛的時候，這種保留也不會消失。我們腦袋裡的陀螺儀仍然保持著垂直狀態，還有告誡的聲音在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職責。直到後來我們的保留漸漸地變得越來越明顯，以至於本身都成為了一種安全隱患。所以到了今天——比如我去參加一個聚會，或是沙拉特老同學的晚會的時候，我在房間裡環顧四周，真的能看到秘密工作的印記浮現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我看到有的面孔過於開朗，有的面孔則過於陰鬱，但每張面孔後面都能看到備受壓抑的生活的殘跡。我聽到有人發出了似乎是拋卻所有顧忌的大笑，但我都用不著去看笑聲來自何處，就知道其實什麼顧忌都沒拋掉——笑的人是這樣，他內心的種種限制也是這樣，所有的顧忌都還在。年輕時，我常常以為這只不過是英國統治階級生性拘謹的緣故。“他們生下來就受到束縛，此後也別無選擇。”聽到他們言不由衷的客套話、對著他們看似厚道的笑容報以一笑的時候，我會這麼對自己說。不過，我只是半個英國人，我覺得自己不會遭到他們那樣的不幸——直到那天在殯儀館貼著粉紅色瓷磚的衛生間裡，我看到籠罩著周圍所有人的那種陰影，也同樣落在了我的身上。

現在我覺得，從那天起，我眼裡看到的就只有地平線了。我心想，我起步得太晚了！而且起點也太落後。生命本應該是追尋，否則就會一事無成！不過，推動我向前的動力恰恰是對一事無成的恐懼。現在我就是這麼看的。所以你也應該從這些零星的回憶片段中看到這一點，它們來自我生命中這段離奇的經歷。在我如今成為的這個人眼中，我遭遇的每一段經歷也都是與我自己的相遇。每一個陌生人的坦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坦白，漢森的坦白則帶著最為嚴厲的譴責——因此歸根到底，他的坦白也最令人感到安慰。我埋葬了母親，向莫妮卡和梅布林道了別。第二天我動身去了貝魯特。但即便是那次簡單的動身啟程，也伴隨著一個令人不安的事件。

執行任務之前我得事先熟悉情況，這段時間我一直和一個名叫賈爾斯·拉蒂默的聰明人共用一間辦公室。他在一個被稱為“瘋子毛拉部”的部門裡佔據著一席之地，專門研究在黎巴嫩活動的眾多伊斯蘭激進主義組織，這些組織構成了一個極其複雜的網路，看起來簡直無從下手。人們談到業餘恐怖主義行業時總愛說，這些組織全都是一個超級大陰謀的組成部分，但這種說法純粹是胡說八道。要真是這樣就好了——因為這樣就有辦法抓到他們。事實上，照他們無意間透露的情況，這些組織到處流動，像防水牆上的水滴似的忽而匯聚忽而分開，所處的位置也像水滴一樣難以確定。

不過，身為阿拉伯學專家和橋牌高手的賈爾斯，卻比任何人都接近這個幾乎無法企及的目標，我當時的工作就是向他討教，為我要執行的任務做準備。賈爾斯個子很高，瘦骨嶙峋，長著一頭濃密的鬈髮。他的脾氣跟我比較對路。他的行為舉止就像個小孩子，紅紅的臉頰讓他更顯得年輕，不過那紅色其實是皮下一簇簇破裂的毛細血管造成的。他這人從來不知疲倦，紳士得簡直讓人受不了，總是主動替人開門，見到女士就會立刻站起身。春天的時候，我兩次看到他被淋得渾身透溼，因為他習慣把傘借給不帶傘就往門外跑的人。他很有錢，但生活簡樸，是個徹頭徹尾的好人，也有個徹頭徹尾的好妻子。他妻子組織情報部裡的橋牌賽，記得住每位低階工作人員和他們家屬的名字。因此他的檔案開始消失不見時，這件事就顯得更加奇怪了。

這個現象是我先無意中發現的。當時我正在尋找一個名叫布麗塔的德國女孩的蹤跡，想了解她冒險跑到黎巴嫩西南部的舒夫山區恐怖主義訓練營的情況。我請求調閱的一份附帶檔案裡有截獲到的敏感材料，與布麗塔有關。材料是美國人的，僅限一份名單上的幾個人借閱，但等我費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名字加進名單，卻誰都找不到那份材料在哪兒。從簽名記錄上看材料是賈爾斯借走了，但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這樣，因為賈爾斯畢竟是賈爾斯，所有的名單上都寫著他的名字。

可是賈爾斯什麼都不知道。他記得看過這份材料，還能引述上面的內容；他以為把材料轉交給我了。肯定是被拿到五樓去了，他說，要不就是送回了檔案室。或者是別的什麼地方。

於是，那份檔案被標為“遺失”，檔案室的探子們得到了通知，一切又恢復了正常。可沒過幾天，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但這回發起搜尋的是賈爾斯自己的秘書——檔案室通知她要歸還關於一個組織的全部三卷材料。這個神秘組織名為“先知兄弟會”，據信設在達穆爾126。

賈爾斯還是一無所知：他根本沒碰過那些檔案，連看都沒看到過。檔案室的探子們給賈爾斯看了借閱單上他自己的簽名。他堅決不承認。如果賈爾斯不承認什麼事情，你也不會想去質疑他。我說過，他一望而知就是個非常正直的人。

這時候，搜尋工作已經搞得熱火朝天，上上下下都在清點檔案。當時檔案室還沒實現電腦化，想找什麼東西還是能找到的，也能確定什麼東西真被搞丟了。如今的人只會搖搖頭，然後打電話叫電腦工程師來查。

檔案室發現，賈爾斯簽字借出的三十二份檔案都不見了。其中二十一份是我們通常說的絕密檔案，還有五份密級更高，另外六份則被歸類為“保留件”。我恐怕得告訴你，這指的是“任何懷有強烈親猶太情緒的人都不得簽名調閱”。其中含義你怎麼理解都行。這是一條卑劣的限制令，當時我們之中幾乎沒有人不為此感到難堪。可它涉及的是中東地區啊。

這場危機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我的第一個提示來自於人事組的頭兒。那是個星期五的早晨。人事組準備揮動斧頭的時候，總喜歡找週末來打掩護。

“內德，賈爾斯最近怎麼樣啊？”他問道，語氣裡透著老夥計的親熱勁兒。

“好得很。”我說。

“他是個基督徒，對吧？是個信基督的傢伙。很虔誠。”

“好像是的。”

“呃，內德，我是說咱們大家也都信這個，但他信基督教信得厲害。你覺得呢？”

“我們從來沒聊過這個。”

“那你呢？”

“我可不是。”

“那你說，打個比方啊，他會不會對——比如說，英國以色列主義教會127——諸如此類的什麼持同情態度？我不是反對他們啊，你得知道。每個人都有信仰自由，對吧。”

“賈爾斯這人很正統、很中庸，我敢肯定。在本區教會，他應該算是非宗教界人士裡的名流吧。偶爾會在大齋節128的儀式上講講話，沒別的。”

“我掌握的情況也是這樣。”人事組的頭兒抱怨道，指節敲打著一份合上的檔案，“內德，我對他的判斷和你說的分毫不差。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知道，我這份差事有時候也不容易啊。也不總是那麼愉快。”

“你幹嗎不自己去問他？”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得問。當然了，除非你願意出馬。可以請他出去吃個午飯——錢我來出，那還用說。摸摸他的底。然後把你的想法告訴我。”

“不行。”

他那副老夥計的親切態度變成了疾言厲色。“就知道你會這麼說。有時候我挺擔心你的，內德。總跟娘兒們鬼混，還頑固得很，這對你可不好。肯定是你的荷蘭血統在作祟。好吧，別給我亂說。這可是命令。”

結果是賈爾斯請我出去吃的飯。很可能人事組的頭兒對我們倆耍了同一招，反過來編了我的一通故事跟賈爾斯說。不管他究竟有沒有這麼幹，反正到了十二點半的時候，賈爾斯刷地一下站起身，說道：“去他的，內德。今天是星期五。走，我請你吃飯。這麼多年，我可從來沒吃過一頓不像樣的午飯。”

於是我們去了旅行者飯店，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很快喝光了一瓶桑塞爾129。突然，賈爾斯說起他最近到紐約聯邦調查局執行聯絡員任務的事。剛開始說的時候他顯得很正常；然後他的嗓音似乎固定在了一個調門上，兩眼也總是盯著什麼只有他才能看見的東西。起初我還以為是酒的緣故。賈爾斯看上去不像個酒鬼，喝酒的樣子也不像。但他說話時的態度卻讓人覺得很像。他接著往下說的時候，我還能感覺到一種充滿幻想的熱切情緒。

“內德，他們真是一幫奇怪的傢伙，那些美國人。你可得小心他們。你一開始都不會察覺到他們盯上了你。比如說你住的旅館。你在旅館裡總能發現蛛絲馬跡。登記入住的時候，衝著你滿臉堆笑。對你的行李太感興趣。他們在監視你。摩天大樓裡竟然還有溫室，真見鬼。頂樓上還有游泳池。低頭望下去，你能看到直升飛機在河上飛。‘歡迎，蘭伯特先生，祝您今天過得愉快，先生。’我用的化名是蘭伯特，我在美國總用這個名字。他們把我安排在十四樓。我是個有條有理的人。一向如此。我會用到鞋楦之類的東西。沒辦法，改不了。我父親也一樣。鞋子放這裡，襯衫放那裡，襪子放這裡。西裝得按順序掛起來。我們從來不穿質地輕薄的西裝，對不對，我們英國人是這樣的吧？你覺得那些衣服很輕薄。你就想挑輕薄的。你的裁縫告訴你那套衣服就是輕薄的。‘我們這兒的衣服可是最輕薄的，先生。找不到比這更輕薄的衣服了。’你會覺得到現在他們總該學會了，跟美國人做了那麼多的生意。但他們還是學不會。乾杯。”

他喝了，我也跟著他喝。我給他倒了一點礦泉水。他在冒汗。

“第二天我回到旅館。開了一整天的會。大家都很努力，想取得彼此的好感。我也是，我覺得他們那幫人都還不錯。只不過——唉，就是不一樣。態度不一樣。身上帶著槍。一心想得到結果。但結果是不會有的，對不對？這我們都知道。你殺掉的狂熱分子越多，出現的就越多。我知道這一點，但他們不知道。我父親也是個阿拉伯文化專家，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