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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內斯特·佩裡格魯正在問史邁利關於殖民主義的問題。不管誰到沙拉特來，佩裡格魯遲早會問起有關殖民主義的問題，而且他的提問往往帶著幾乎難以掩飾的憤怒。他是個深受困擾的孩子，父母是英國派往西非的傳教士。佩裡格魯屬於情報部肯定會招募的那一類人，因為他們具備常人沒有的知識和語言能力。他和往常一樣，獨自坐在圖書館後面的陰影裡，憔悴的臉向前伸著，一隻長長的胳膊舉了起來，彷彿是要抵擋別人的嘲笑。他的提問一開始很合情合理，然後就變成了長篇大論的批判演說，指責英國對曾被她奴役的子民漠不關心。

“嗯，是的，我倒是很同意你的觀點。”史邁利一直聽完佩裡格魯的話才禮貌地做出了回答，這讓大家都感到很驚訝，“不過令人難過的答案卻是，‘冷戰’在我們中間催生出了一種代理式的殖民主義。一方面，我們在美國的對外政策面前，幾乎放棄了本民族的所有身份認同。另一方面，我們卻不情願在觀念上徹底扼殺我們的殖民主義自我，而是想辦法爭取到了緩期執行的機會。更糟糕的是，我們還鼓勵美國人採取同樣的行為方式。這並不是說美國人需要我們去鼓勵才會這麼做，不過有這樣的鼓勵他們當然會覺得很高興。”

漢森也說過類似的話。連用的語言也差不多。不過史邁利說這番話時仍然不失文雅風度，漢森卻對我怒目而視，眼睛裡彷彿燃燒著他從逃出的地獄裡帶來的烈火。

我從以色列飛到曼谷，因為史邁利說漢森發瘋了，而且此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他發來的密電要求我本人親自譯碼，由特拉維夫站站長轉交。史邁利當時負責情報部的安全事務，掛著個副職首長的名譽頭銜。我每次聽到他的訊息，他好像都在四處奔忙，一會兒堵住這個漏洞，一會兒掩蓋那個醜聞。整個週末我都在汗流浹背地忙著查閱專人送來的資料，還花了一個小時打電話安慰梅布林，因為她參加了本地高爾夫俱樂部一年一度的女隊長競選，卻在最後一輪落敗，她懷疑有人在耍陰謀詭計。

我不知道她們為什麼要對梅布林那麼苛刻。也許是她直來直去的說話方式讓她們有點反感。我想盡法子勸慰她。我跟她說，我在情報部裡經歷過的所有事，都無法與肯特郡那幫家庭婦女狡詐陰險的詭計相提並論。我向梅布林保證，回來之後一定帶她出去美美地度個假。我忘了那個假期安排在什麼地方了，因為我們根本就沒能成行。

漢森的檔案為我描繪出的形象是我越來越熟悉的那一類人，因為我們用的許多人都是那樣的。我自己就算一個，本也是：混血的英國人把情報部當作自己的祖國，還自作多情地賦予這個祖國一大堆它其實並不具備的品質。

和我一樣，漢森也是半個荷蘭人。也許這就是史邁利選中我的原因。他出生在荷蘭被德國佔領的漫漫長夜之中，在代爾夫特143大教堂的庇廕下長大。漢森的母親是托馬斯·庫克旅行社的職員，父母都是英國人，“二戰”爆發後他們一再勸她回英國。她拒絕了，反倒嫁給了代爾夫特的一位助理牧師，一年之後助理牧師被德國行刑隊開槍打死，丟下懷孕的妻子獨自過活。漢森的母親毫無畏懼地加入了一個英國的地下救亡組織，戰爭結束時她手裡已經掌管著一個頗具規模的情報網，有自己的聯絡方式、線人、安全屋和常見的裝備。我母親在情報部從事過的工作也和她大同小異。

小漢森究竟是怎麼一路成長為耶穌會教士的，這一點檔案裡並未提及。也許是因為他的母親改變了宗教信仰。當時還是很黑暗的年代，出於權宜之計的考慮，她也許會隱瞞自己的新教信仰，好讓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可能是這麼想的：把他的靈魂獻給耶穌會就是了，他們會培養出他的聰明才智。也可能她很早就從兒子身上感覺出了日後主宰他人生的反覆無常的天性，決心讓他受到更為嚴厲的宗教準則的制約，這些準則是新教寬鬆的教義無法提供的。如果是出於這個原因，那麼她可謂非常明智。漢森熱切地接受了耶穌會的信仰，就像他熱切地接受其他所有事物一樣。修女們管著他，兄弟們管著他，神父們管著他，學者們管著他。二十一歲時，他已經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篤信教義，不過還是個見習教士，因此被派到印度尼西亞的一所神學院去學習異教徒的教義——蘇門答臘、摩鹿加群島，還有爪哇島。

像許多荷蘭人一樣，東方似乎是漢森生來就會熱愛的地方。善良的荷蘭人像海涅名句中的那棵松樹似的站在他們低地小國的海岸邊，卻能從凜冽的海風中聞出亞洲香茅草和煮飯時發出的香味。漢森來了，他看見了，他被征服了。佛教、伊斯蘭教，還有住在最為蠻荒的地帶的化外之民的宗教儀式和迷信活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這些宗教之中，而且他越深入叢林，這種熱情也越高漲。

學語言對他來說也輕而易舉。除了作為母語的荷蘭語和英語，他毫不費力地又學會了法語和德語。現在他又掌握了泰米爾語、高棉語、泰語和梵語，對粵語的瞭解也不僅僅是皮毛。為了尋找某種失落的方言或是宗教儀式中的關聯，他往往會在山區徒步旅行幾百英里。他撰寫了許多關於語言學、婚姻風俗、照明和猴子的論文。他在叢林深處發現過失落的神廟，贏得過耶穌會不許他接受的許多獎項。經過六年的無畏探索和尋知之後，他不僅成了耶穌會賴以知名的那種學術典範，也成了一位完完全全的神父。

可是很少有什麼秘密能經過六年還不被人發現。漸漸地，關於他的故事開始蒙上了醜陋的陰影。漢森渾身都是刺青。漢森是個色鬼。現在可別瞧啊，過來的那個女的是漢森的一個情婦。

性質太惡劣，持續的時間又太久，這兩點害了漢森：他們一開始調查，就發現他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面都有問題，他走過的每一段旅程都有彎道。這兒一個女人，那兒一個女人——還有一兩個男朋友——唉，據我觀察，這種小小的過錯在全世界的神父圈子裡都是犯的人多，不犯的人少。

然而，如此肆無忌憚的放縱行為竟然發生在他到過的每一個部落、每一條有傷風化的小巷。他們現在才發現，這種不知疲倦的墮落之舉已經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明目張膽地進行了十多年。按照西方的標準，漢森碰過的許多女孩剛有資格領受第一次聖餐，更別說躺到婚床上去了——其中的很多女孩還處在教會的保護之下——這樣一來，漢森以突然而富有戲劇性的方式，變成了一個無法信任的人。面對漢森長期以來不知悔改犯下的種種罪過，會長的反應更多的是傷心，而不是憤怒。會長命令漢森回羅馬，並且在他到達之前先送了一封信給教區總會長。會長傷心地對漢森說，去過羅馬之後他很可能會被派到西班牙的洛約拉，那兒的耶穌會心理治療專家會幫助他正視這些可怕的弱點。洛約拉之後——唉，那會是一個新的開始，也許會派他到另一個半球去，再待上十年。

但是漢森也和他的母親一樣固執，堅決不願意離開這塊收養他的地方。

教導他的神父毫無辦法，只得打發他去了偏遠山區裡的一個教會，那兒的主管是個傳統派，奉行更為嚴厲的教義。漢森在那裡被蠻橫地軟禁起來。別人像看管瘋子一樣看管著他。他不能離開自己待的那座屋子，不許讀書看報，不許有人陪伴，連大聲笑笑都不行。人們遭到囚禁時的反應各不相同，就像他們站到高處、挨凍或是臨死時會作出不同的反應一樣。漢森的反應非常糟糕，三個月之後他再也無法忍受了。看管他的教友陪著他去做彌撒的時候，他把其中一個人摔下了樓梯，另一個被嚇跑了。這之後他又回到雅加達，身上既沒有錢也沒有護照，就躲進了他熟門熟路的那些妓院。那兒的姑娘們都很照顧他，作為報答，他就替她們拉皮條、當保鏢。他還給客人端啤酒、洗杯子，把搗亂的傢伙趕出去，聽別人懺悔，接濟別人，還跟孩子們在後面的房間裡一起玩。現在我瞭解他了，我知道他做這些事的時候既沒有大驚小怪地抱怨，也沒有惹是生非。他剛剛三十歲，慾望之火仍在熊熊燃燒。直到有一天，漢森又像往常那樣受到了衝動的驅使，他刮掉鬍鬚，換上一件乾淨的襯衣，自己走進了英國領事館，要找回他那英國人的靈魂。

領事既不是瞎子也不是聾子，而是長年為情報部效力的一位工作人員。他聽了漢森的故事，問了一兩個乏味的問題，雖然表面上裝得無動於衷，私底下卻立即開始行動。許多年以來，他一直想找一個有漢森這種天賦的人。漢森放蕩不羈的性格一點也沒影響領事，他就喜歡他這個樣子。領事發電向倫敦詢問了漢森的背景情況；他借給了漢森為數不多的現金，還讓漢森在三聯收據上簽字，因為他不想表現得過分熱情。倫敦方面發來的回覆把漢森的母親標為“白色”，這表明她曾是情報部門的一名間諜。領事高興得連杯子裡的水都灑出來了。

又過了一個月，漢森有點懵懵懂懂的，這意味著他已經知道了，不過只知道了一半，但也有可能什麼都不知道——他有可能和被人們籠統稱為英國情報機構的部門搭上了一點關係。又過了兩個月，像以前一樣從不安分的漢森跑到爪哇南部轉了一圈，名義上是去尋找古代的卷冊，實際上卻是幫領事調查共產主義顛覆勢力的情況，最近漢森把這類人當成了新的敵基督。這一年結束的時候，他懷揣著自己一直想要的嶄新的英國護照，動身前往倫敦，只不過護照上寫的並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翻到漢森的訓練記錄摘要，他接受訓練總共只有六個月。當時負責沙拉特的是克萊夫·貝拉米，他又高又瘦，愛搞惡作劇，是伊頓的畢業生。“在一切實用技能方面的表現均十分出色，”他在漢森的結業報告中寫道，“記憶力一流，反應迅速，獨立生存能力強。需要強力駕馭。如果我的船上發生兵變，第一個要挨鞭子的肯定是漢森。需要廣闊的施展空間，得有個一流的指揮官。”

我又翻到他的行動記錄。這一部分也看不出任何毛病。由於漢森還是個荷蘭人，總部決定保持他的原有身份，刻意減弱他身上英國人的特點。漢森表示不服，不過他們制住了他。當時，幾乎所有人（除了他們自己）都把身在海外的英國人視為美國人，只不過覺得他們沒有美國人那麼大的影響力罷了。因此，總部為了招到一個瑞典人恐怕都願意去殺人，為了招到一個西德人也會去偷去搶。就連比較容易弄到手的加拿大人，總部也會笑臉相迎。回到荷蘭之後，漢森正式與耶穌會脫離了關係，開始尋找東方就業的新機會。在那個年代，西歐各國的首都總共有二十多家東方學術機構。漢森一家一家地登門應聘，這個地方答應要他，那個地方也給出了承諾。法國的一家東方新聞社聘請他當特約通訊員。倫敦的一家週報在總部的敦促下也給他設了一個職位，條件是不從報社拿一分錢。他的掩護身份就這樣一點一點地完善起來——範圍很廣，因此有理由四處旅行，隨心所欲地問各種問題；從事的職業五花八門，這樣別人就搞不清他的財產狀況，因為誰都不知道僱用他的好幾個老闆分別給了他多少錢，或是讓他做什麼工作。他已經做好了準備。英國在東南亞的利益也許是在隨著帝國的衰落而逐漸減少，不過美國人在東南亞也是泥足深陷，他們跟越南在正式地打仗，跟柬埔寨在非正式地打仗，跟寮國則是在悄悄地打仗。雖說我們扮演著美國人跟屁蟲的不光彩的角色，但能向他們提供像漢森這樣可貴的才能，我們還是覺得很高興。

間諜技術能做成許多事。它能夠拍攝到農作物、壕溝、坦克、火箭發射場、輪胎印，甚至能拍到馴鹿遷徙的過程。哪怕是俄羅斯戰鬥機飛行員在四萬英尺的高空放個屁，或是有中國將軍在夢中打嗝，這種聲音它都能捕捉到。但它無法取代人的理解。要是一個柬埔寨農民種在山坡上的莊稼被基辛格博士派來的沒有標記的轟炸機炸得精光，女兒被賣到城裡當妓女，兒子被哄騙得離開農田去替美國傀儡軍打仗，或是為了保證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加入紅色高棉的隊伍，間諜技術不可能告訴你這位農民心裡的感受是什麼。間諜技術也無法讀出身穿黑色寬鬆褲的叢林士兵的唇語，他們手中最強有力的武器是被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其倡導者是一個嗜血成性、曾在索邦大學接受教育的柬埔寨精神病患者144。間諜技術偵測不到一支非機械化部隊排放的廢氣，破譯不出一支沒有無線電的部隊的密碼，計算不出靠甲蟲和樹皮就能生存下去計程車兵需要多少給養，也無法估量那些一無所有、只能去贏得未來的人們會有怎樣計程車氣。

可是漢森能夠做到。漢森已經成了一個亞洲人，他可以不帶食物徒步行走一個星期，可以蹲在部落裡聽村民的竊竊私語。早在當地人日益高漲的反抗之風吹動金邊和西貢大使館上的星條旗之前，漢森就可以預先判斷出他們的情緒。他還能向轟炸機指示出——他的確這麼做了，後來他覺得很後悔——他能向美國的轟炸機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窩藏越共分子。他也是個善於利用別人的傢伙。他能從各行各業裡招到幫忙的人，教他們怎麼去看，去聽，去記，去報告。他知道該告訴他們多少東西，知道該如何獎勵他們，也知道什麼時候不該這麼做。

先是幾個月，然後是幾年，漢森就這樣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謂“解放區”裡行動著，這些地區名義上處於紅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漢森從自己居住的那個村子裡消失了。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村裡的人也都給帶走了。很快人們都以為他已經死了，這成了又一起發生在叢林中的失蹤案。

他就這麼死了，誰知道不久以前，他又在曼谷的一家妓院裡死而復生。

“不用著急，內德，”史邁利往特拉維夫打電話時對我說，“你要是想再休息兩天倒倒時差，我這兒也沒什麼關係。”

在史邁利的語言裡，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儘快找到他並向我彙報，可別讓我手上再搞出一個天大的醜聞。”

我們曼谷情報站的站長是一個為人粗魯、性格專橫的小個子男人，他名叫朗貝洛，是個禿頂，留著八字鬍，我始終都不太喜歡這傢伙。情報部對於年屆五十的人不會再提供什麼好機會。他們中間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經暴露，許多人要麼覺得太累，要麼就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覺得身份暴露不暴露都無所謂。其他人則去了私人銀行或大企業，不過這種關係很少能長期保持下去。他們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變化，已經不適應公開的生活了。但是也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託比·伊斯特哈斯和朗貝洛都名列其中——能夠繼續霸佔著情報部裡的位置，據這些人自己說，他們仍然很有價值。

朗貝洛的價值究竟是如何體現的，我始終都不知道。他是個無恥下流的傢伙，我可以肯定，因為就算他真的精通什麼，那也只是人的卑鄙天性。有謠言說他手裡掌握著兩個腐敗的泰國將軍，他們只聽命於朗貝洛，別人一概不理。還有謠言說他曾經幫一位皇室成員幹過很齷齪的事，根本不能說出口。不知道朗貝洛手裡捏著五樓爵爺們的什麼把柄，反正他們連一句對他不利的話都聽不進去。“內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別惹毛了朗貝洛，”史邁利懇求過我，“我知道那傢伙很討厭，但我們的確需要他。”

我在旅館房間裡跟朗貝洛見了面。對公開的世界而言，我名叫馬克·西摩，職業是會計師，不想跑到大使館或者朗貝洛的家裡去招搖。我坐了二十個小時的飛機，跟他見面時已經快到黃昏了。朗貝洛說起話來像是從伊頓公學出來的出版商。現在回想起來，他的模樣也挺像。

“我們能碰到那個狗雜種簡直是太他媽的走運了，”他氣沖沖地對我說，“當然了，我們得把觸角放出去。得把耳朵貼到地上去仔細聽。我們知道真相。聽說過其他類似的案子。我們可不是麻木不仁的傢伙。我們不想看到自己的情報員被捆在樹枝上，連著幾個星期被人在叢林裡拖來拽去，當然，這期間紅色高棉的那幫傢伙肯定會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我們可不是鴕鳥。我們知道真相。你那個棕色面板的傢伙不遵守昆斯伯裡規則145，你要知道，”他從滿是汗漬的西服袖子裡摸出一塊手絹，使勁擦了擦那兩撇傻里傻氣的鬍子，好像我向他暗示過情況恰恰相反似的，“換作普通的情報員，只要一夜就會哭喊著求別人給他一顆子彈了。”

“你確定他遇到了這樣的事？”

“我什麼都不確定，謝謝你，老夥計。只不過是傳言而已。那傢伙根本就不和我們說話，我怎麼能確定呢？我們逼急了他就威脅說要動手！據我所知，紅色高棉的人既沒有見過他，也沒聽說過他。我從來都不相信荷蘭人，在這地方我可不信——他們還以為這兒是自己的地盤。漢森絕對不是頭一個，有許多人像他這樣一出事就躲起來，事情過去之後活蹦亂跳地躥出來，要獎章，要撫卹金。按照大家的說法，他的手指頭一根也沒少。從他躲藏的地方來看，他身上其他的部位也沒少任何一塊。是達菲·馬奇班克斯發現他的。記得達菲嗎？是個好小夥子。”

沒錯，我心裡一沉，我記得達菲。我在檔案裡看到他名字的時候就想起他了。他派駐在香港，是個愛炫耀的騙子，喜歡快進快出地倒騰東西，從鴉片到彈殼什麼都賣。在導向有誤的幾年時間裡，我們還資助過他的辦公室。

“純粹是巧合，對達菲來說的確是這樣。他是坐飛機到這兒來辦事的。就一天時間。一個白天，一個晚上，然後就回去摟著老婆看書了。海上的休閒社團想讓他幫忙，在岸邊最好的地段買一百多畝地。他談好了生意，然後大家一起去了一家色情餐館，達菲和他的那幫生意夥伴——偶爾玩一玩達菲並不反對，他從來都不反對。那地方叫歡樂海洋，就在紅燈區的中心。我聽說那地方很高檔，有隱蔽的房間，吃的東西也很不賴，要是你愛吃中國湖南菜的話。就是很乾脆的交易，完事之後姑娘們也不會再來煩你，除非你不願放她們走。”

在色情餐館裡，朗貝洛解釋說，同時想方設法地暗示自己從來沒去過這種地方，年輕的女服務員有的穿著衣服，有的不穿，她們坐在客人身邊，喂客人喝酒吃菜，男人們在一旁談著大生意。除此以外，歡樂海洋的一樓還設有一個按摩廳、一個迪斯科舞廳和一個現場表演廳。

“達菲跟社團的人敲定了生意，支票也轉手了，他覺得很得意。所以他決定找個姑娘犒勞犒勞自己。他們談好條件，就到包廂裡去了。那姑娘說她口渴，點一瓶香檳給她熱熱身怎麼樣？當然，酒水她是有提成的，那兒的姑娘們都是這樣。達菲的興致高得很，所以他就說，這有什麼不可以？姑娘按了一下鈴，衝著內部通話器大聲說了幾句，緊接著達菲就看到一個該死的歐洲壯小夥大步走進來，手裡用托盤端著一個冰桶。放下托盤之後，達菲給了他二十泰銖的小費，那傢伙用英語說了聲‘謝謝’，倒是挺禮貌的，不過沒有笑容，然後他就離開了。他就是漢森。叢林裡的漢森。不是什麼畫像……就是他本人！”

“達菲是怎麼認出他來的？”

“他看過漢森的照片啊，不是嗎？”

“怎麼會？”

“看在上帝的分上，漢森失蹤的時候我們給達菲看過他那張該死的照片！我們把照片給所有認識的人看過，半個地球的人全他媽看過！我們沒說為什麼——我們只是說，要是見到這個人，就趕緊喊一聲。這是總部的命令，謝謝你，可不是我的主意。我覺得這個法子也太他媽的不安全了。”

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朗貝洛給我們一人又倒了一杯威士忌。“達菲開著車飛奔回旅館，立刻往我家裡打了個電話。那是在凌晨三點。‘是你的那個人。’他對我說。‘哪個人？’我問。‘就是你給我寄來的那張漂亮照片上的人，差不多一年以前寄到香港來的。他在一家叫歡樂海洋的妓院裡當招待。’你知道老達菲說話的樣子。口無遮攔。第二天我派亨利過去了。這個該死的笨蛋把事情搞砸了。這件事我估計你也聽說了吧？真倒黴。”

“達菲和漢森說話了嗎？有沒有問過他是誰？說過什麼嗎？”

“一句鳥話都沒說。連正眼都沒看他。達菲可是個老演員，頂尖的。他一貫是這樣。”

“亨利在哪兒？”

“在樓下的大堂裡坐著。”

“叫他上來。”

亨利是個中國人，是解放前山西省一個國民黨軍閥的兒子，也是我們常駐的首席間諜。不過我懷疑，他很早以前就在泰國警方那兒給自己又弄了一套保險，幹著一僕二主的事，小日子過得很平靜。

他身材矮胖，為人熱切得過了頭，渾身上下亮閃閃的，笑得也太多。他脖子上掛著一根金鍊子，手上總拿著一個漂亮的皮面筆記本，裡面還插著一支金筆。他的掩護身份是翻譯。我還從來沒見過哪個翻譯會拿著古馳筆記本到處炫耀，不過亨利這傢伙有點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