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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斯，我手下那個令人不快的假記者，正打算引著史邁利去談我們工作中超越道德的層面。他想讓史邁利承認，我們可以不擇手段，只要不被人逮住就行。我懷疑他想聽的其實是：這一準則適用於生活的全部。因為馬格斯不僅殘忍無情，也沒有絲毫風度，他想在我們的工作中找到某種憑據，好藉此拋掉他本來就所剩無幾的其他顧忌。

可是史邁利不會讓他這麼容易得到滿足。一開始他似乎就要發脾氣了，我也希望他發個火。不過他還是剋制住了自己。他開始說話，可是又停了下來，支支吾吾的，我不禁心想這個活動是不是該就此打住。好在他又恢復了平靜，這讓我鬆了一口氣。我意識到史邁利只不過是因為想到了只有他知道的某件事而有點分心，他那隱秘的自我正是由無數那樣的記憶組成的。

“你們要知道，”他解釋說——和平常一樣，他回答的是問題的實質，而非問題本身——“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幹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應該保持永不妥協的態度，這一點非常重要。沒錯，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和魔鬼共進晚餐，而且手裡的勺子往往還不夠長。大家都知道——”他狡猾地瞟了一眼馬格斯，這引起了一陣快意的大笑——“魔鬼往往比上帝要好相處得多，對不對？不管怎麼樣，我們也不應該放棄對道德的堅守。自私自利會嚴重地限制你們。權宜之計也是一樣。”他又停了下來，還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之中。“我想說的其實是，你們的確會時不時地遭到人性誘惑的侵襲，在這種時候我希望你們不要把它當成自己的缺點，而是給它一個表達的機會。”

是那對袖釦，我靈光一閃，一下子想起來了。史邁利想起了那位老人。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想不通，那個故事為什麼會始終在我腦海裡縈繞不去。後來我意識到，碰巧聽到那個故事的時候，我和我兒子阿德里安的關係恰好處在最低點。他老是說不想去讀什麼大學，找個能掙錢的工作就得了。我錯把他的躁動不安當成了拜金主義，錯把他渴望獨立的夢想當成了懶惰。有一天晚上我大發雷霆，狠狠地罵了他一頓，事後好幾個星期我都覺得很羞愧。就在其中的一個星期，我挖掘出了那個故事。

這時我也想起來了，史邁利沒有孩子，他在那段故事裡之所以扮演著模稜兩可的角色，也許這也是一部分原因。想到史邁利可能是希望幫別人修復一種他從未擁有過的關係，藉此來填補自己內心的空虛，我不禁覺得有些悲涼。

我終於想起來了，就在接觸到那些材料之後的幾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責那個可憐的弗雷溫是一名蘇聯間諜。我想起來了，弗雷溫和那位老人之間有一些神神秘秘的相似之處，好像和極度的忠誠、失落的世界有關。你要知道，說這些是為了介紹來龍去脈，因為據我所知，每一件案例都與上百件其他案例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最後我意識到了一個事實：史邁利又一次成了我的先驅，這樣的事在我生命中時常發生。因為我還沒在訊問處那張陌生的桌子前坐穩，就發現到處都留著史邁利的印跡：在滿是灰塵的檔案庫裡，在值班軍官早已過期的日誌裡，在高階秘書回憶往事時的微笑裡，她們說起史邁利的時候都帶著老處女那種甜蜜的敬畏之情，說他這個人既有點像上帝，又有點像泰迪熊，還有點——不過她們說到史邁利性格中的這一部分時總是匆匆帶過——還有點像吃人的鯊魚。她們甚至會給你看那隻骨瓷杯——當然是從南奧德利街上的托馬斯·古德公司152買的，還能是哪兒？——那是喬治送給安恩的禮物，她們充滿愛意地解釋說，喬治獲得緩刑回總部復職之後，把這隻杯子贈送給了訊問處。當然了，史邁利的這隻杯子就像聖盃一樣，任何凡人都絕不能拿它來喝水。

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感受到的話，我可以說訊問處就是情報部裡的西伯利亞。我頗覺安慰地發現，史邁利被流放至此並不是一次，而是兩次：第一次是因為他惡毒地指責總部五樓的高層之中可能豢養著莫斯科中心的一隻“地鼠”；第二次則是在幾年之後，因為他當時說對了。訊問處不僅像西伯利亞一樣單調無聊，位置也同樣偏遠。它不在情報部的主樓裡，而是坐落在白廳北端諾森伯蘭大道上的一座有山牆的建築中，在一樓佔著幾間空蕩蕩的辦公室。

和周圍的其他建築一樣，訊問處也經歷過輝煌的日子。這個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接待陌生人而設的，職責是接收他們提供的資訊、聽取他們的疑問、平息他們的恐懼，或者——萬一他們真的碰巧知道了不該知道的真相——想法子誤導他們，或是嚇得他們不敢作聲。

比方說，如果你深更半夜瞧見你的鄰居蹲在一臺無線電發報機前；如果你看見一扇窗戶後面有奇怪的燈光在閃動，可是又不好意思或是不放心報告當地警察局；如果那個在公共汽車上問過你幹什麼工作的外國人，又在你光顧的酒吧裡冒了出來，還坐在你旁邊；如果你那位秘而不宣的情人向你坦白——不管是出於孤獨、魯莽，還是拼命想讓自己在你眼中顯得更有意思——說他在替德國秘密警察工作……到了這樣的時候，你先會和某個聞所未聞的政府副部長無中生有的助理書信聯絡一番，然後很可能會在傍晚時分被召去面對一場閃電式的訊問。你會在別人的帶領下，心驚膽戰地穿過牆皮剝落、堆著沙袋的走廊，來到909房間，這兒有一位某某少校，或者是某某上尉——他們都和麵值三美元的鈔票一樣假——會客客氣氣地請你把事情詳細地描述一遍，不必擔心會有什麼後果。

根據訊問處記錄中的秘密歷史，這些不祥的開端偶爾也引出過重大的事件，而且直到今天類似的情況也還偶爾發生，不過工作本身早已今非昔比，訊問處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對付雜七雜八的事情上，比如有人主動要求為我們服務、處理針對可憐的弗雷溫那樣的匿名信，甚至還有關於正面議決153情況的詢問，那是為了支援受到輕視的國家安全域性154。這些雜事才是最可怕的西伯利亞。你原先處理的可都是蘇聯處的危險行動。除了徹底告別情報部之外，訊問處恐怕就是最遠的流放地了。

儘管如此，你在這些懲罰中學到的絕不僅僅是謙卑。一個情報官員如果失去了傾聽的願望，那麼他將會一無是處，而喬治·史邁利，這個身材矮胖、滿心憂慮、戴著綠帽子、從不裝腔作勢、永遠不知疲倦的史邁利，這個總是在用領帶襯裡擦眼鏡、總是在給自己打氣、總是在恍然出神地嘆息著的史邁利，卻是我們之中最出色的一位傾聽者。

史邁利可以眼睛半睜半閉、似睡非睡地傾聽；他那圓胖的身子向前傾著，一動不動，臉上帶著善解人意的微笑，這也是他在傾聽。他能夠傾聽別人，是因為他從不指望從其他人那兒得到任何好處，從不做任何批評，而且在你坦白之前，他早已寬恕了你犯下的一切可怕罪行。不過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他的妻子安恩。他比竊聽器還善於聆聽，因為一旦碰到至關重要的資訊，他的頭腦立刻就會興奮起來；他好像有本事預先發現這些資訊，即使他還不清楚它們究竟會引向何處。

在我來到訊問處的許多年前，史邁利也就是這樣聆聽來自賴斯利普區迪恩街十二號的阿瑟·威爾弗雷德·霍索恩先生的，也是在這個909房間。現在我正坐在這裡，好奇地翻閱著一卷標著“即將銷燬”的發黃的檔案，這是我從訊問處保險庫的架子上翻出來的。

我是漫無目的地開始翻看的——你甚至可以說有幾分輕佻——就像在俱樂部裡隨手拿起一本過期的《閒談者》雜誌一樣。突然，我無意間發現檔案中出現了史邁利那熟悉而謹慎的筆跡，一頁接著一頁，小寫字母“t”有著德國式的尖銳筆鋒，“e”則是希臘式的花體，還有他那傳奇一般的簽名標記。每次他不得不在表演中親自出場的時候——他都會把自己簡稱為“DO”，這是“值班軍官”（Duty Officer）的首字母縮寫。史邁利對首字母縮寫的痛恨可是出了名的，從這一點上你也能再次看出他天性中避世的一面，如果不能算是完全遁世的話。即便是發現了一卷失落的莎士比亞手稿，我也不會像現在這麼激動。所有的材料都在：霍索恩那封信的原件、根據談話時的錄音整理出的文字材料，甚至還有霍索恩簽過字的旅費和零用錢的收據。

乏味無聊的感覺一掃而空。遭到貶謫的沉重不再壓迫著我，這間空蕩蕩的大房間裡的死寂也是一樣。我和史邁利分享著這兒的一切，等著聽到阿瑟·霍索恩那雙忠心耿耿的軍靴發出的咔嗒咔嗒聲，等著他大步穿過走廊，來到史邁利的面前。

“尊敬的先生，”霍索恩在致“國防部負責情報工作的長官”的信中寫道。看到這兒，由於我們都是英國人，他所在社會階層的特點已經躍然紙上——也許只是因為他隨便亂用大寫字母顯得很奇怪吧，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都喜歡這麼幹。我估計他寫這封信肯定花了不少工夫，說不定手邊還擺著一本字典。“我希望能和您部門裡的工作人員面談，關於一個人，他為英國情報機構做過秘密工作，是最高階別的。這個人的名字對於我妻子非常重要，也許對你們自己也很重要，所以在這封信裡我不便提及。”

全文到此結束。簽名是“二級准尉A.W.霍索恩，已退役”，即阿瑟·威爾弗雷德·霍索恩，史邁利從選民登記表中查到的就是這個名字，然後他還去查了陸軍部的檔案。史邁利在霍索恩的個人情況記錄單上不厭其煩地寫道：生於1915年，1939年應徵入伍，曾隨第八軍團在開羅和阿拉曼155作戰。原士官長阿瑟·威爾弗雷德·霍索恩，戰鬥中兩次負傷，榮獲三次嘉獎及一枚英勇勳章，退役時的記錄上沒有絲毫汙點，“堪稱全世界作戰人員中最為傑出的楷模”，他的指揮官在一通熱情洋溢卻有點誇張的嘉獎令中如此寫道。

我知道，作為一位出色的專業人士，史邁利肯定會在客戶登門拜訪之前早早就位，就像最近這幾個月以來我做的一樣：坐在同一張用戰爭期間的松木做的破舊的黃色桌子前，桌子的邊緣被燒成了棕褐色，據說是德國佬乾的；桌上擺著同一部老式電話，撥盤上既有數字也有字母；同一張手工上色的女王照片，是她二十歲時騎在馬背上拍的。我彷彿看到史邁利皺起眉頭盯著手錶，然後拉長了臉環視著和平常一樣亂糟糟的房間，因為從大家能記起的時候開始，我們一直在跟國防部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決定負責打掃衛生的究竟是他們，還是我們。我彷彿看見他從袖子裡掏出一塊手絹——又是很費勁，史邁利不管做什麼動作都得費一番工夫——擦掉他那把木椅子上的塵垢，然後提前把桌子對面霍索恩要坐的椅子也擦乾淨。接著就像我自己也做過好幾次的那樣，把女王陛下的照片擦拭乾淨，擺正相框，讓她那雙年輕的、充滿理想的眼睛重新煥發出光彩。

我估計史邁利已經在提前研究談話物件的心理了，任何優秀的情報官員都應該做到這一點。不管怎麼說，一個當過士官長的老兵肯定還是希望看到他這裡井井有條。然後我看到了霍索恩本人，準時得分毫不差，在看門人的帶領下走進房間，身上穿著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衣釦像軍裝一樣扣得整整齊齊，靴子的尖頭擦得錚亮，像七葉樹果似的在暗中閃閃發光。史邁利在會面記錄單上對霍索恩的描述只有寥寥幾句，卻非常傳神：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灰白的短髮，鬍鬚剃得很乾淨，一副軍人儀表。其他特徵：左腿微跛，穿著軍靴。

“我是霍索恩，先生。”他乾脆地說道，隨即以立正姿勢站好，史邁利好不容易才勸他坐下來。

史邁利那天的身份是諾丁漢少校，有一張帶照片的氣派卡片可資證明。這會兒我讀著史邁利寫的報告，口袋裡也裝著一張類似的卡片，上面的名字是內德·阿斯科特上校。可別問我為什麼要選阿斯科特這個名字，你只需要知道我在選擇地名作為化名的時候，又一次下意識地模仿起了史邁利小小的習慣。

“長官，您要是不介意的話我想問問，您來自哪個部隊？”霍索恩坐下後問史邁利。

“綜合後勤服務部隊。”史邁利說道，上頭只允許我們這麼回答。

不過我敢肯定，這句話史邁利很難說出口。和我一樣，他也不情願把自己說成某種從不參與戰鬥的人。

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霍索恩帶來了他的那些勳章，用一塊擦槍布包著。為了他，史邁利很有禮貌地逐一檢視了勳章。

“是為了我們的兒子，先生，”老人說，“我一定得來問問您。我妻子——唉，她根本都不願意再聽了，她說那都是他在胡說八道。但我跟她說，我得來問問你們。我告訴她，哪怕您拒絕回答都沒關係，可要是不替兒子問問清楚，我就沒有盡到自己對他的義務。”

史邁利什麼都沒說，可我敢肯定他的沉默之中帶著同情的意味。

“少校，您要知道，我們只有肯這麼一個兒子，所以這是很自然的。”霍索恩帶著歉意說道。

史邁利還是讓老人慢慢地說著。我不是說過他最善於傾聽嗎？史邁利不需要問什麼問題，就能引導著你把答案說出來，這全都是因為他傾聽的時候特別真誠。

“我們不是想打聽什麼機密，少校。我們也不問那些不該知道的事。可是先生，霍索恩太太快不行了，她臨走之前需要知道那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問的問題他早已仔仔細細地準備過，現在他提出來了，“我們的兒子，他是不是——肯是不是——雖然看起來一直在幹著違法犯罪的勾當，但其實他是在蘇聯執行敵後任務？”

看到這兒，你也許可以說，我第一次趕在了史邁利的前頭。這僅僅是因為我在蘇聯處待過五年，對以前執行過哪些任務一清二楚。我感覺到一絲笑意浮上了我的臉頰，而我對這個故事的興趣也變得更濃了。

不過我敢肯定，史邁利的臉上沒有流露出任何東西。我估計他的表情變成了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就像個內務官員。也許他擺弄了一下眼鏡，他那副眼鏡總讓人覺得應該架在一張更大的臉盤上。最後史邁利問霍索恩為什麼會這麼想，不過他問話時很真誠，不帶絲毫懷疑。

“是肯跟我們說的，長官，就因為這個。”史邁利這邊還是沒有任何表示，只不過永遠敞開著那扇門，“您知道，霍索恩太太不願到監獄裡去看肯。我會去。每個月都去。他因為嚴重傷害罪被判了五年，因為是慣犯又加了三年。我們那個年代還有保護性拘留。我們坐在監獄的食堂裡，我和肯坐在一張桌子旁邊。肯突然把腦袋湊過來，壓低嗓子對我說：‘別再到這兒來了，爸。這樣我很難受。我其實並不是被關在監獄裡，你知道。我是在蘇聯。他們特地把我帶回來，就是為了讓你能看看我。我在做敵後工作，不過可別告訴媽。寫信給我沒問題，他們會把信轉過去的。我也會以囚犯的身份給你回信，我假扮的就是個犯人，因為沒有比監獄更好的掩護場所了。不過事實是，爸，我跟你當年在沙漠之鼠部隊156一樣，也在為祖國效力，我們這些最優秀的人就是為了這個才來到世上的。’打那以後我就沒再要求去探視肯。我覺得我必須服從命令。當然，我給他寫了信，是寫到監獄去的。寄給霍索恩，編號多少多少。三個月之後我會收到他用監獄的信紙寫的回信，每次看到信我都覺得兒子和以前不一樣了。有時候字寫得很大，很用力，好像有點生氣；有時候寫得又小又匆忙，好像沒時間似的。有一兩次信上還寫著我不認識的外國字，大部分又劃掉了，好像他都不會用自己的語言寫信了似的。有時候他會給我一點兒暗示。他會說：‘我有點冷，不過很安全。’他會說：‘上個星期我鍛鍊得有點過頭了。’我沒告訴我妻子，因為肯不讓我告訴她。而且就算說了，我妻子也不會相信。我把那些信拿給她，她直接就推開了——這太讓她傷心了。但是肯死的時候我們都去了，看到他的屍體躺在監獄的太平間裡，給戳得稀爛。足有二十處刀傷，可是連是誰幹的都不知道。她沒哭，她從來都不哭，但這跟殺了她沒什麼兩樣。坐公共汽車回家的路上，我實在忍不住了。‘肯是個英雄。’我對她說。我是想讓她醒醒，因為她整個人都木呆呆的。我抓住她的袖子輕輕搖了搖，讓她聽我說話。‘他不是什麼卑鄙的罪犯，’我說，‘我們的肯不是那樣的人。從來都不是。殺死他的人也不是罪犯。是那幫赤色的蘇聯人。’我把袖釦的事也告訴了她。‘肯在編故事，’我妻子說，‘他總是這麼幹。他不明白謊言和現實有什麼區別，從來都不明白，這就是他的問題。’”

和牧師、醫生一樣，訊問者也有一種天然的優勢，就是能夠掩飾自己的情緒。他們可以轉而問另一個問題，換了我自己也會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