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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訊問啊，”史邁利凝望著壁爐裡跳動的火苗說，“其實根本不是什麼訊問，而是備受摧殘的靈魂在相互交流。”

史邁利說的是他對莫斯科中心代號“卡拉”的間諜大師的盤問，此人向我們投誠就是他促成的。但對我而言，他說的卻是那個可憐的弗雷溫。據我所知，史邁利從沒聽說過弗雷溫的事。

告發弗雷溫是蘇聯間諜的信，是在一個星期一的傍晚送到我桌子上的，上個星期五從倫敦西南一區加急寄出。星期一早晨，總部檔案室拆開了這封信，當班的檔案室副主任在上面標註了“HIP 157閱”幾個字。“HIP”這個令人不快的縮略語指的是“訊問處處長”，換言之也就是我本人。在有些人看來，打頭的字母“H”應該換成“R”——“你就在訊問處好好安息吧。”當天五點鐘，總部的綠色廂式車才在諾森伯蘭大道卸下沒幾封信的郵件包，訊問處對這種姍姍來遲的煩人事往往會置之不理，擱到第二天早晨再說。不過我正打算改變這種狀況，況且手頭也沒別的事可做，便立刻開啟了信封。

兩張粉紅色的描圖紙片和信別在一起，紙片上都用鉛筆注了字。總部寫給訊問處的字條向來有種對白痴下達指示的意味。一張紙片上寫著：“已認定C.弗雷溫即為西里爾·阿瑟·弗雷溫，外交部譯碼員……”後面是弗雷溫正面議決記錄的索引號和個人檔案編號，這等於是在大費周章地告訴我，檔案中沒有任何對此人不利的記錄。第二張紙片上寫著“已認定S.莫德里安即為謝爾蓋·莫德里安”，後面又跟著一連串檔案索引號，不過我根本沒去理會。在蘇聯處幹過五年之後，對我來說謝爾蓋·莫德里安就是謝爾蓋，其他人對他也同樣熟悉：老夥計謝爾蓋，詭計多端的亞美尼亞人。莫斯科中心設於蘇聯駐倫敦大使館的常駐站裡配了一大幫工作人員，謝爾蓋在其中可是個頂尖人物。

就算我心裡還有一點點猶豫，想拖到明天再看信，謝爾蓋的名字也打消了這個念頭。這封信裡寫的也許全都是假話，不過我當時可是在主場。

寄：倫敦西南區唐寧街

外交部安全域性局長　收

尊敬的先生，

此信意在讓您知悉，外交部譯碼員C.弗雷溫（此人長期、經常接觸絕密及以上密級的材料）最近四年來，一直與蘇聯駐倫敦大使館第一秘書S.莫德里安保持著秘密聯絡，而且沒有在年度審查報告中如實反映這一情況。兩人之間傳遞過秘密材料。莫德里安先生的行蹤現無法查實，因近期他已被召回蘇聯。弗雷溫現仍居於薩頓區比弗大道的慄樹街，莫德里安至少曾去其家造訪過一次。C.弗雷溫現在過著極其孤獨的生活。

您真誠的，A.帕特里奧158

是用電動打字機打的。普通的白色A4紙，沒有水印。信上寫有日期、標點符號使用過多、拼寫準確無誤，信紙疊得非常工整。沒有寄信人的地址。從來都不會有的。

那天晚上我沒什麼別的事可做，在夏洛克·福爾摩斯酒吧喝過兩杯威士忌就晃悠到總部，簽名登記進了檔案室的調閱室，調出了檔案。第二天早晨十點的接待時間，我坐到了伯爾的等候室裡，先是把自己名字的拼寫告訴了伯爾那位圓滑的私人秘書，此君好像從來沒聽說過我是誰。莫斯科站的布羅克排在我前面。喊到他的名字之前，我們倆熱火朝天地談論著板球，硬是沒提到布羅克曾在蘇聯處為我工作過的事，況且他最後經手的就是巴雷的案子。幾分鐘之後，彼得·吉勒姆抱著一大堆檔案晃了進來，看樣子是宿醉未醒。他最近當上了伯爾秘書處的處長。

“在你前頭插個隊不介意吧，老夥計？十萬火急地傳我來見他。看樣子那傢伙是希望我連睡覺時也加班幹活。你碰到什麼問題啦？”

“麻風病。”我說。

情報部裡的大人物會在一夜之間變得籍籍無名，這速度除了莫斯科之外恐怕沒有哪兒能比得上。巴雷·布萊爾的叛變引發了一系列動盪，即便是伯爾的前任克萊夫那麼精明的人物，也沒能在五樓滑溜溜的甲板上站穩腳跟。據最新訊息，克萊夫正在趕赴蓋亞那擔任當地站長的途中，在那個地方任職倒是很有益健康。經過歷次風波仍舊巋然不動的，似乎只有我們那位畏畏縮縮的法律顧問哈里·帕爾弗裡。就在我走進伯爾光可鑑人的辦公套間時，帕爾弗裡從另一扇門裡鬼鬼祟祟地溜了出來——不過他的動作還是不夠快，只好衝著我投來一個狂亂的笑容。近來他蓄起了小鬍子，想讓自己的模樣顯得更正派些。

“內德！太好了！哪天咱們一定得一起吃頓午餐。”他氣喘吁吁地低聲嘟噥了一句，接著就消失到水線以下去了。

恰如他時髦的辦公室，伯爾也是個徹頭徹尾的現代人物。他是從哪裡調來的，對我來說是個謎，不過那時我畢竟已不再是圈內人物。有人告訴我他原來是做廣告的，另一個人說他來自倫敦市政府，還有人說他來自法律學院。訊問組收發室的一個聰明人跟我說，伯爾根本就沒什麼來歷：他生下來就是現在這副模樣，渾身散發著鬚後水和權力的氣息，身著兩件套的藍色商務西服，腳蹬一雙別緻的側搭扣式黑皮鞋。他是個大塊頭，步態飄忽不定，而且年輕得出奇。一握住他軟乎乎的手，你馬上就會減掉幾分力氣，生怕會把那手捏出印子來。他面前的辦公桌上放著弗雷溫的檔案，封面上彆著我做的不算嚴謹的摘錄——是昨天深夜寫出來的。

“信是什麼人寄的？”沒等我落座，他就用乾巴巴的英格蘭北部口音問道。

“我不知道。信中對情況瞭解得很透。不論是什麼人寫的，肯定都做足了功課。”

“說不定是弗雷溫最要好的朋友。”照伯爾說話的口氣，所謂“最好的朋友”就是專門幹這種事情的。

“他信中有關莫德里安的日期都對，弗雷溫的許可權也沒錯，”我說道，“他了解正面議決的程式。”

“但還算不上什麼大師傑作，對不對？如果是內部人乾的，這還不夠完美。很可能是個同事。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你想問我什麼？”

我沒料到自己會遭遇這種連珠炮式的發問。在訊問處待了六個月之後，我已經不習慣被別人催著了。

“呃，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我來追查這件案子。”我說。

“為什麼不讓你去查呢？”

“這種事超出了訊問處通常的職責範圍。弗雷溫的許可權高得嚇人。他的部門負責處理白廳某些最為敏感的電訊往來。我本以為你會把這事轉給國家安全域性。”

“為什麼？”

“這是他們的職責範圍。如果真的有問題，那也應該直接由他們進行安全質詢。”

“這是我們的情報，我們管的人，我們的信。”伯爾反駁道，他的率直倒是讓我心頭一熱，“讓他們見鬼去吧。等我們弄清情況，再來決定該怎麼處理。公園對面的那幫死板傢伙整天就想著做成鐵板釘釘的起訴，再搞一大堆勳章來分分。我可是在為市場收集情報。如果弗雷溫變節了，說不定我們可以讓他繼續幹，然後把他策反過來。說不定他還能讓我們接觸到莫斯科那邊的莫德里安老兄。誰知道呢？但搞安全工作的那幫大師不知道，這是肯定的。”

“這麼說的話，我覺得你最好還是把案子交給蘇聯處去處理。”我固執地說道。

“我為什麼要這麼幹？”

我本以為在伯爾眼中我肯定是個不招人喜歡的傢伙，因為他這種年紀的人會覺得失敗是不可接受的。不過他似乎是在問我的意見，讓我說清楚他為什麼不應該指望我。

“訊問處沒有參與情報行動的職能，”我解釋說，“我們管著一間打掩護的辦公室，傾聽孤獨的人們倒苦水。我們沒有許可權開展秘密調查或是指揮情報員，也沒有被授權去追查像弗雷溫這樣能接觸高層機密的嫌疑人。”

“你可以搞電話竊聽，對不對？”

“你要是給我授權，我就可以做。”

“你可以向監視組介紹情況，對不對？他們說你以前在監視組幹過幾次。”

“那也得你親自授權才行。”

“就當我授權給你了呢？訊問處也有權進行有關資格審查的質詢。你可以假裝是普洛德警官159嘛。你很擅長這個，大家都這麼說。這就是一件跟審查有關的事，對不對？弗雷溫也該輪到一次附加調查了，對不對？那就去查他吧。”

“涉及到正面議決的時候，訊問處要調查的所有情況必須事先報國家安全域性審批。”

“就當他們已經批過了。”

“我不能這麼幹，除非拿到書面的許可。”

“嗨，你當然能了。你又不是情報部裡那幫沒用的老傢伙。你可是了不起的內德啊。你打破的規矩多得很哪，對不對？你的檔案我全都看過。況且你也認識莫德里安。”

“不是很熟。”

“有多熟？”

“我跟他吃過一次飯，打過一次壁球。這算不上什麼認識。”

“在哪兒打的壁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