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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奧抬頭凝視18號樓公寓——這是一棟由灰色混凝土板砌成的低層建築。現在是傍晚,但天色已暗。整個一天都用來處理一項毫無趣味又無足輕重的任務。根據民兵事故報告,在鐵路上發現一名死亡的男童,只有四歲零十個月大。該男童一直在軌道上玩耍,就在三天前,被一輛客車從身體上軋過。這趟21點前往哈巴羅夫斯克的列車司機在停靠第一站的時候就傳送資訊,說列車在離開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後不久就看到軌道上有人或東西。列車到底有沒有撞到該男童,現在尚不能確定。也許司機不願承認自己撞到這個小孩,但實在沒有必要對這件事情追根究底:這是一場不幸的事故,不是譴責誰的問題。事情本該就此了結。

一般情況下,國家安全部成員里奧·斯特帕諾維奇·德米多夫是不會捲入到此類事故當中的。他能做什麼呢?對家人和親戚來說,喪子固然令人心痛,但坦白地說,從一個國家的標準來看,這沒什麼意義。除非他們出言不慎,否則粗心的孩子不會成為國家安全部關心的物件。然而,這個特殊的情況已經變得出乎意外地複雜。孩子的父母親有些悲痛過頭,他們似乎無法接受兒子(里奧看過報告,記得孩子名叫阿爾卡迪)要對死亡自行負責這個事實。他們逢人就說自己的孩子是被謀殺的,但至於被誰謀殺——他們也不得而知;謀殺的動機是什麼——他們同樣不得而知;這樣一個事故怎麼會發生——他們還是不得而知。然而,就算他們沒有合理可信的論據,但他們掌握情感力量。他們也正是靠這種情感上的東西說服那些容易輕信的人:鄰居、朋友以及陌生人,所有聽他們講述的人。

讓情況更加惡化的是,孩子的父親費奧多·安德列夫本人也是國家安全部的一名基層成員,是里奧的一個下屬。他除了更瞭解情況之外,還利用職權影響力讓人相信這個不可能的說法,簡直讓國家安全部名譽掃地。他的行為已經越界,已經讓情緒模糊了自己的判斷力。如果情況一直得不到緩和,里奧今天來這裡的任務可能就是拘捕這個人。整個事情一團糟。為了趕快解決這件事,里奧被迫暫時丟掉一項真正敏感的任務。

里奧並沒有迫不及待地想與費奧多見面,而是從容不迫地上樓,一邊思忖今天如何了結此事——警察的反應。他從未打算進入國家安全部;他的職業生涯源於兵役期間。在偉大的愛國戰爭期間,他被招進特種部隊——負責特殊任務的獨立運動步槍旅。這個部門的第三、第四隊伍從中央體育大學選拔人才,他當時就是該大學的一名學生。他們在競技與體力這兩方面進行嚴格挑選,然後將這批人送往位於莫斯科北邊的梅季希的一個訓練營,在那裡接受近距離搏鬥、武器訓練、低空跳傘以及使用炸藥等訓練。該營地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這是國家安全部成立之前的蘇維埃秘密警察組織。這兩支隊伍直接受內務人民委員部管理,不是在軍事上,而是他們的任務性質反映了這一點。被派往敵人後方、破壞基礎設施、收集情報、執行暗殺任務,他們就是秘密襲擊者。

儘管需要謹守秘密,但里奧還是很享受獨自行動的整個過程。他喜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個事實,或者說這樣一個感想。他一直髮展得很順利,曾受過蘇沃洛夫勳章二等獎章的獎勵。他的客觀冷靜、戰績、出眾的相貌,尤其重要的是,他對自己國家絕對忠誠的信仰讓他成為蘇聯解放德佔區的功臣。他和一幫來自不同部門計程車兵圍著一輛被燒燬的德軍坦克拍照,他們將槍舉向空中,腳邊都是死亡士兵的屍體,他們臉上流露出勝利的表情。背景是來自被燒村莊的縷縷濃煙。破壞、死亡、勝利的微笑——里奧,由於長了一口整齊的牙齒和一副寬厚的肩膀,被推到照片的前面。一週之後,照片被刊登在《真理報》的頭版頭條,里奧收到各方人士的祝賀,有陌生人、軍隊、市民等,他們想要和他握手擁抱,他成了勝利的象徵。

戰爭結束之後,里奧從獨立運動步槍旅調往內務人民委員部。這種安排似乎順理成章。他對這種安排也沒有提出任何疑問:這是上級為他鋪的一條路,他只需要趾高氣揚地去走就行了。他的國家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他會義不容辭。如果他們要求,他會去科力馬河地區的北極凍原管理那裡的勞改營。他唯一的抱負就是:服務於自己的國家,這個國家戰勝了法西斯,這個國家提供免費教育與醫療保險,這個國家在全世界宣揚工人的權利,這個國家支付給他父親——裝配線上一名普通的彈藥工人——的薪水相當於一名完全合格的醫生。儘管他自己在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並不總盡如人意,但他對工作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他們有必要保衛自己的革命不受國內外敵人的破壞,不讓那些等著看好戲的人稱心如意。為了這個目標,里奧可以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為了這個目標,他也可以將他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今天的任務與他的英雄主義情懷或軍事訓練絲毫沾不上邊。這裡沒有敵人,只有一個同事兼朋友,一個傷心欲絕的父親。但即便如此,這也是國家安全部的規定,這位服喪的父親就是被調查的物件。里奧需要慎之又慎。他不能讓自己也被費奧多失去判斷力的情緒所影響,這種歇斯底里的情緒已經讓一個美滿的家庭岌岌可危。如果再不加以控制,這種毫無根據的關於謀殺的無聊言論將會如星火燎原一般,在這個社會蔓延開來,會讓那些不安的人們對新社會的一個基本支柱產生質疑:沒有犯罪。

幾乎沒有人相信這一點。這個社會還有瑕疵,這個社會尚處在過渡階段,還不夠完美。作為國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員,里奧的職責是研究列寧著作,其實這也是每個公民的職責。他知道,當貧困消失,社會暴行——犯罪就會消亡。他們尚未到達那個階段。偷竊、酗酒鬧事時有發生,還有犯罪團伙存在。但人民必須相信,他們正在朝一個更好的生存狀態邁進。把這次事件稱做謀殺,簡直是後退了一大步。里奧曾聽他的上司雅努·庫茲明——也是他的導師——講過1937年大審判的情況,斯大林在那次審判上總結說:那些被告已經失去信仰。

黨的敵人不僅僅只是搞陰謀破壞的人、間諜以及行業破壞者,還包括那些對政黨路線以及等著他們的那個新社會表示懷疑的人。根據這條原則,里奧的朋友兼同事費奧多的確已成為一個敵人。

里奧的任務就是去制止一切莫須有的揣測,將他們從懸崖的邊緣拉回來。謀殺的言論自然就具有一種戲劇張力,對那些想入非非的人無疑具有某種吸引力。如果事態真的演變成那個樣子,他一定得嚴加阻止:孩子是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沒有人需要為他的粗心大意遭受痛苦。這也許有點過頭了,他也沒必要這麼嚴厲,事情也許可以解決得更圓通一點。他們無非也就是難過沮喪——僅此而已。對他們要耐心一點,他們只是思路不清晰,向他們陳述事實。他來這裡的目的不是威脅他們,至少無須馬上就表現出這個樣子:他來這裡是幫助他們的,他來這裡是幫他們找回信仰的。

里奧敲了敲門,開門的是費奧多。里奧低下頭:

“對你的喪子之痛,我深表遺憾。”

費奧多後退一步,讓里奧進門。

屋裡座無虛席,擠滿了人,好像在召開村會議。有老人,有孩子——顯然,整個家族都聚齊了。不難想象,在這種氛圍下,情緒很容易就會被煽動起來。他們無疑在相互鼓動,認為存在某種神秘的力量導致男孩死亡。也許這麼想要比甘心接受這個不幸的事實更加容易;也許他們在為沒有教男孩遠離鐵路而深感內疚。里奧認識其中幾個人,他們都是費奧多的工作夥伴。突然被發現在這裡,他們感到非常尷尬。他們手足無措,不敢正視他,想趕快脫身,但卻無能為力。里奧轉身對費奧多說:

“就我們兩個人談談,也許會比較好一點。”

“拜託了,他們都是我的家人,他們也想聽聽你要說些什麼。”

里奧環顧屋內,大約有二十雙眼睛正盯著他。他們已經料到他要說什麼,他們也不喜歡聽他說這些話。他們生氣的是,他們的孩子已經死了,這是他們表達傷痛的方式。里奧暫時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他成了他們憤怒的焦點。

“我認為,喪子之痛是人生最大不幸之一。你和你妻子慶祝兒子誕生的時候,我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朋友。當時祝賀你的情形,依然歷歷在目。而我現在卻讓你節哀順變,這多麼讓人難過。”

聽上去可能有點生硬,但里奧認為這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屋裡鴉雀無聲。里奧開始仔細醞釀接下來要說什麼。

“我從沒經歷過喪子之痛,所以我也不清楚自己會對這樣的事情作何反應。我可能也會覺得要去指責某人,要去恨某人。但是,如果客觀冷靜地去想,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阿爾卡迪的死因毫無爭議。我將事故報告帶來了,如果你們願意,我也可以將報告留給你們。除此之外,你們有任何問題,我都可以解答,這也是我今天被派到這裡來的目的。”

“阿爾卡迪是被謀殺的,我們希望你能協助調查。如果你個人不能幫助我們的話,那麼我們會希望國家安全部對檢察官施加壓力,讓他設立一個刑事案件。”

里奧點點頭,試圖維持一種和解的氛圍。這個開頭極其糟糕,不利於接下來的商討。孩子的父親態度堅決:他們牢牢佔據自己的位置,絲毫不肯讓步。他在要求正式設立一個刑事案件,如果不確定這個的話,民兵是不會展開調查的。他的要求簡直是天方夜譚。里奧凝視著這個工作夥伴。他們意識到,“謀殺”這個詞對屋裡在座每一個人都是玷汙,但有些人可能沒有意識到。

“阿爾卡迪是被途經列車撞到的,他的死亡是個事故,一次可怕的事故。”

“那麼他為什麼沒穿衣服?為什麼他的嘴巴里塞滿了髒東西?”

里奧想要徹底瞭解剛才聽到的話。孩子沒穿衣服?這可是他頭一次聽到。他開啟事故報告,上面寫著:

孩子被發現的時候穿著衣服。

現在他看到這句話,就像一個奇怪的規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這句話明明寫得很清楚:孩子被發現的時候穿著衣服。他繼續瀏覽報告內容:

由於被沿地面拖拉,孩子嘴裡有汙物。

他合上報告。屋裡人全都在等著。

“你的孩子被發現的時候,衣服穿得很整齊。的確,他嘴裡有汙物。但他的身體被火車拖拉了一段距離,嘴裡有汙物也屬正常。”

一位年長的婦女站起來。儘管她年事已高,背都已經駝了,但目光依然犀利:

“我們所得到的訊息卻不是這樣。”

“非常遺憾,但你們得到的是誤傳訊息。”

這位婦女往前逼近了一點,顯而易見,她是這種揣測背後的重要力量:

“一個撿破爛的人發現了屍體,他叫塔拉斯·庫普林,就住在兩條街之外。他跟我們說阿爾卡迪沒穿衣服,你聽到了嗎?全身赤條條的,什麼也沒穿。與火車相撞,並不會脫掉孩子的衣服。”

“庫普林,的確是這個人發現了孩子。他的陳述都寫在這份報告裡了,他聲稱孩子是在軌道上發現的,穿戴整齊。他對此說得非常清楚,都白紙黑字寫在這份報告裡了。”

“那他為什麼跟我們說得不一樣?”

“可能他也糊塗了,我不知道。但這個人在他的宣告上籤了字,他的宣告就在這份報告裡。我懷疑,我現在問他的話,他說的內容可能也會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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