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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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奧睜開眼睛，一時一道手電筒的光束令他目眩。他無須看手錶——這是拘捕時間，凌晨四點。他下床，心臟怦怦地在跳。他在黑暗中蹣跚前行，摸不著方向，與一個人相撞，被撞到一邊。他一個踉蹌，失去平衡。燈亮了。適應明亮的光線之後，他看到三名軍官：三個年輕人，不會超過十八歲。他們個個全副武裝。里奧不認識他們，但他知道他們屬於哪一類軍官：不假思索地服從一切命令的低階軍官。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施加暴力，任何輕微的反抗都會遭致極端的暴力。他們身上散發出菸酒的味道。里奧猜想這些人還沒睡覺，整宿喝酒，熬夜等待執行這次任務。酒精讓他們反覆無常，激動不安。想要安然度過接下來的幾分鐘，里奧必須小心謹慎，任由他們擺佈。他希望瑞莎也明白這一點。

瑞莎穿著睡衣站在那裡，全身瑟瑟發抖，但不是寒意所致，她不確定到底是因為震驚，還是因為恐懼或憤怒。她就是忍不住地顫抖，但她的眼神不會閃躲。她並不感到難堪，讓他們為自己的暴行感到難堪吧，讓他們看看她皺巴巴的睡衣和凌亂的頭髮吧。不，他們個個無動於衷，對他們而言都是一回事，這只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她在這些男孩子的眼睛裡看不到任何感情。他們是遲鈍的，卑鄙陰險的眼睛從一邊轉到另外一邊。國家安全部上哪裡找到的這些鐵石心腸的男孩子們？是他們將這些孩子塑造成這個樣子，她對此確信無疑。她瞥了一眼裡奧。他站在那裡，雙手擱在身前，低著頭，避免眼神交流。謙卑溫順這時也許是明智的選擇，但她現在感覺不到這有什麼明智可言。三個惡棍出現在他們的臥室裡，她希望他起來反抗，表現憤怒。這當然是本能反應。普通人都會感到憤慨，但即使現在，里奧的表現也很具政治性。

其中一個人離開房間，但很快就拿著兩個小盒子返回了。

“你們只能帶兩盒東西，除了衣服和檔案，其他什麼個人用品都不許帶。一小時之後，不管你們有沒有準備好，我們都要離開這裡。”

里奧盯著這兩個盒子，盒子由一塊帆布緊緊繃在木頭框架上做成。他們提供了一個適度的空間，足夠當天來回的短途旅行。他轉身對妻子說道：

“儘可能地多穿衣服。”

他瞄了一眼身後，一名軍官正在一邊抽菸，一邊觀察他們。

“你能出去等嗎？”

“不要浪費時間提任何要求，答案都是不可能。”

瑞莎在換衣服，她感覺到這名警衛卑劣的眼神在她身上肆無忌憚地遊移。她儘量合理地將更多衣服穿在身上，一層套一層。里奧也是如此。要是在其他情況下，這可能有點滑稽，他們的胳膊和腿被棉衣和羊毛撐得腫脹起來。穿好衣服之後，她就開始琢磨，在所有物品當中，他們應該帶些什麼，留下什麼。她仔細看了一下自己的盒子，盒子不過九十厘米寬，大約六十厘米高，二十厘米深。他們的生活被迫要適應這個空間。

里奧知道，這些人可能不會對他們進行任何情緒干擾，不施加任何暴力，只是讓他們收拾行李之後將他們送到某個地方，轉而一想，他們這一去也可能就是死路一條。如果他們堅持自己會活下去的想法，無論這個想法多麼渺茫，將他們轉移到某個地方總還是要相對容易一些。但他能做什麼呢？放棄，還是戰鬥？他在心裡迅速盤算了一下，空間雖然寶貴，但不得不作必要的浪費，《宣傳者之書》與《布林什維克的短期歷程》這兩本書一定得帶上，否則這會被詮釋為具有顛覆性的政治姿態。在他們目前的危境當中，如此輕率的行為無異於自殺。他抓起這兩本書，將它們放進盒子裡。年輕的警衛在一旁觀察一切，看著他們裝進什麼，作了哪些決定。里奧碰了碰瑞莎的胳膊：

“穿上鞋子，挑最好的，一人一雙。”

優質的鞋子可是罕見貴重的商品。

里奧將衣服、貴重物品和相集——他們的婚禮照片、他的父母親史蒂芬與安娜的照片，但沒有瑞莎家人的照片——收攏起來。她的父母親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中雙雙遇難，她所在的整個村莊被徹底摧毀。除了穿的衣服，她在那場戰爭中失去一切。盒子滿了以後，里奧的眼睛停留在牆上掛著的那幅裱框剪報上：他自己的照片，他曾是戰爭英雄，坦克摧毀者，被佔領土地的解放者。他的過去與這些年輕的警衛毫無分別：在逮捕證上簽字，每一次英雄主義的行為與個人犧牲都變得毫不重要。里奧將剪報從框中取出來。剪報經過多年精心保管，懸掛在牆壁上，彷彿就是一個神聖的標誌；他將報紙沿中間對摺，將它扔到盒子裡。

時間到了。里奧關上盒子，瑞莎也關上盒子，他在想他們是否還會有機會再看到這套公寓，似乎不太可能。

他們被護送著下樓，五個人擠在一起，將電梯塞得滿滿的。外面有一輛車在等著他們，兩名軍官坐在前面，另一名坐在後座，夾在里奧和瑞莎之間，呼吸散發著汙濁的氣味。

“我想看一下我的父母親，想跟他們告別。”

“別提什麼要求。”

清晨五點，出站大廳已經熱鬧起來。士兵、普通乘客、車站工作人員都在準備登上西伯利亞特快列車。火車頭上覆蓋有戰爭期間裝上去的裝甲板，車身上印有凸起的字樣“為共產主義歡呼”。當乘客們紛紛登上列車，里奧和瑞莎各自拿著自己的盒子，在武裝警衛的陪同下，站在站臺末端等待。彷彿他們攜帶有某種傳染性病毒，沒有人靠近他們，在熙攘忙碌的車站裡，他們似乎成了一個隔離的氣泡。警衛沒有作出任何解釋，里奧也懶得問他們。他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也不知道現在等誰。他們有可能被送往不同的勞改營，也許再也看不到對方了。但這顯然是一趟客運列車，不是用來裝運囚犯的紅色運牛卡車。他們是否有逃生的可能？毫無疑問，直到目前為止，他們都還算幸運。他們還活著，還在一起，這遠遠超出里奧的想象。

在里奧作證之後，他被遣送回家，在制定判決之前，他被軟禁在家。他認為這最多需要一天。在回公寓的路上，在上第十四層樓的過程中，他突然意識到口袋裡還裝有那枚足以受牽連的中空硬幣，他將硬幣丟到一邊。也許是瓦西里藏了這枚硬幣，也許不是，但這已無關緊要了。當瑞莎從學校回到家裡，她發現門外站著兩名武裝軍官；軍官對她進行搜查之後命令她待在屋裡。里奧向她解釋了他們所處的危境：對她無充分證據的斷言，他自己所做的調查工作以及最後自己對指控的否認。他無須解釋他們生還的希望非常渺茫，因為當他在敘述這一切的時候，她一言不發地聽著，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等他說完之後，她的反應讓他有些出乎意料：

“以為我們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真是太天真了。”

他們坐在公寓裡，等著國家安全部隨時派人過來。由於接下來的事情不可知，現在儘量地多吃一點東西才是比較明智的做法，但他們倆誰都懶得做飯，誰都感覺不到餓。他們既不脫衣睡覺，也沒離開過廚房餐桌半步。他們只是靜默地坐著——等待著。由於考慮到他們可能再也不會相見了，里奧有一種想與妻子交談的衝動：交代一些有必要交代的內容，但他一時卻無法闡述清楚。隨著時間一點點過去，他意識到這是他們共處時間最長的一次，在他的印象當中，很少出現這種面對面的、不受任何干擾的共處。他們倆誰也不知道如何應付這種局面。

當天晚上，沒人敲門。凌晨四點過去了，也沒人來逮捕他們。第二天快要中午的時候，里奧做了早餐，心想他們為什麼會需要這麼長時間。後來終於聽到有人敲門，他和瑞莎站起來，急促地呼吸，心想到此為止了，軍官們來拘捕他們了，他們會就此分開，各自接受審訊。沒想到竟是一點小事：警衛們換班，一名軍官要借用他們的洗手間，然後又問了一些購買食物的問題。也許他們沒找到任何證據，他們也許得到澄清，起訴他們的案子將不成立。里奧的腦子裡只是簡單地閃過這些念頭：指控從來不會因為缺乏證據而被推翻。同樣，一天變成兩天，兩天變成四天。

他們就這樣在家裡被囚禁了一個星期之後，一名警衛臉色蒼白地走進公寓。看到他，里奧確定他們的時間終於到來，結果聽到這名警衛用一種激動顫抖的聲音宣佈，他們的領袖斯大林去世了。就在那一剎那，里奧暗自思忖，也許他們還有一絲倖存的可能。

報紙已經歇斯底里，警衛的情緒也過於激動，關於他們領袖的逝世，里奧將各種模糊不清的資訊貫穿起來，得知斯大林是平靜地死在自己的床榻之上。據說他最後的遺言是關於他們這個偉大的國家以及這個偉大國家的未來。他從工作中獲悉，斯大林最近逮捕了這個國家醫術最高明的醫生，這些醫生為了保持他的健康狀況傾注了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他覺得斯大林明顯死於自然原因，而沒有醫學專家能夠查明他突然發病的根源，這並不是巧合。將這些醫生關押起來，無疑給了那些冒充醫生的刺客隨心所欲的機會，他們可以袖手旁觀，看著他坐以待斃，並安全地知道能夠制止他們的那些專家正在監獄服刑。雖說如此，也可能只是因為斯大林已經生病，但沒有人敢違抗他的命令，釋放這些醫生。如果斯大林痊癒，他們可能已經因違抗命令而被處死。

這種陰謀詭計對里奧來說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已經死了。所有人的秩序與確定感都會被打亂。誰會來接管這個國家？他們會如何管理這個國家？他們會制定怎樣的決策？哪些軍官會得勢，又有哪些軍官會失寵？在斯大林統治之下被接受的東西也許會被新制度摒棄。沒有領導人意味著這個國家一時會陷入癱瘓，除非自己的決策受到認可，否則沒有人願意制定決策。數十年來，沒有人根據自己的信仰對錯來採取行動，而是根據他們的想法是否取決於自己的領袖。而一個人的生死取決於名單上的註解：名字上畫一道線就可挽救這個人的性命，沒有任何標記則意味著他將被處死。這就是司法體系——就看有沒有線條。里奧閉上眼睛，能夠想象魯布央卡過道里那種靜默的恐慌氣氛。他們的道德羅盤被忽略了這麼長時間，以至於現在已經失去控制，東南西北全部錯位。至於孰是孰非的問題——他們完全沒有概念。他們已經忘了如何作決定。在這樣的時期，最安全的舉措就是儘可能地按兵不動。

在這種情況下，里奧·德米多夫與妻子瑞莎·德米多夫的案子雖被證明是具有分裂性、煽動性及有問題的，卻被暫時擱置一邊，這也是案子為什麼被拖延的原因。沒有人願意觸碰這個案子，所有人都忙著調整自己在克里姆林宮新權力集團的定位。為了讓問題更為複雜，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拉夫連季·貝利亞——如果有人給斯大林下毒，里奧推測一定就是他——承擔起他的衣缽，摒棄了關於陰謀論的想法，並下令釋放那些醫生。嫌疑犯因為清白無辜而被釋放——誰聽說過這種事情？里奧當然想不起任何先例。在這種情況下，起訴一個被授予勳章的戰爭英雄，一個曾經上過《真理報》頭版頭條的人，而且沒有任何證據，這可能會被視為冒險。因此，在三月六日，不僅沒有人敲門帶來決定他們命運的訊息，里奧與瑞莎反而獲准參加他們偉大領袖的國葬。

嚴格來講，里奧與瑞莎還在軟禁當中，他們與兩名警衛恭順地加入人群，所有人徑直朝紅場走去。許多人都在哭泣，有些人的情緒處於失控狀態，這其中有男有女，也包括孩子。里奧心想，在成千上萬個悲慟欲絕的人當中，能否看到一個人沒有因他們正在哀悼的這個人喪失親朋好友。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無法抗拒的傷感，也許這與對死者的盲目崇拜有關。里奧聽說，即使在最殘酷的審訊當中，許多人都大聲疾呼，只要斯大林知道國家安全部的過分行為，他也會干預。不論這種傷感背後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葬禮為多年鬱積的痛苦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出口，人們可以藉機放聲大哭，藉機擁抱自己的鄰居，藉機表達一種之前從未有機會表達的傷感，因為這暗示了對這個國家的某種批評。

主要街道與國會都擠滿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簡直讓人無法呼吸，人流洶湧往前，走在人群當中就像崩落的岩石無法自控。里奧一直拉著瑞莎的手，儘管四周都是擠壓的人群，但他確定他們不會被人群衝散。他們很快就和警衛走散了，當他們靠近廣場的時候，人群越聚越攏。感覺到周圍人群越來越擠，情緒越來越激動，里奧下定決心。這時，他們碰巧被擠到人群邊緣，他跨進一個門道，並將瑞莎拉出人群。他們就躲在門道下，看著熙攘人流繼續往前湧動。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前面的人群幾乎要被壓死。

他們本可以趁著混亂逃走，他們再三思量，在門道下小聲爭論。跟隨他們的警衛不見了。瑞莎想逃跑，但逃跑會讓國家安全部有十足的理由對他們處以死刑。而且，從現實情況來看，他們沒有錢，沒有朋友，也沒有藏身之處。如果他們決定逃跑，里奧的雙親也會遭到槍決。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夠幸運了。里奧決定孤注一擲，勇敢面對。

最後一批乘客都已經上車。火車站站長看到這些穿著軍服的軍官們簇擁在火車頭附近的站臺上，不讓他們離開。司機從駕駛室裡探出頭來，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好奇的乘客透過車窗偷偷地打量這對年輕的夫婦到底遇到什麼麻煩。

里奧看到一名身著制服的軍官朝他們走過來，正是瓦西里。里奧一直都在等他出現，他絕不會錯過幸災樂禍的機會。里奧隱約覺得心中有一股怒火，但他有必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也許還有什麼陷阱。

瑞莎以前從沒見過瓦西里，但她聽過里奧對他的描述：

英雄的臉龐，狗腿子的靈魂。

即使只是掃了一眼，她覺得對他的有些描述並不太準確。他當然是非常英俊，但他的笑容似乎很單純，並無惡意。當他最後走近他們時，她注意到他對里奧蒙羞的幸災樂禍及失望之情。

瓦西里臉上的笑意更深：

“我堅持讓你們等我，這樣我可以來與你們告別，並向你們解釋最後的決定。我希望由我親自來告訴你們，你們明白嗎？”

他在自我陶醉。儘管這個男人曾讓里奧受過驚嚇，在他們活到現在的這個時候，再去激怒他實在不是什麼明智之舉。他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嘟囔道：

“我對此很感謝。”

“你被重新分配工作。鑑於你的腦海裡有太多沒有答覆的問題，你不可能在國家安全部繼續待下去了。你被分到民兵部隊，不是作為偵探，而是最低階的職位。你去做一些打掃關押牢房、記筆記等工作——人家吩咐什麼，你就做什麼。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需要習慣接受命令。”

里奧理解瓦西里的失望心情，這種懲罰——在當地警方僱用流放——算是很輕的判決了。鑑於證詞的嚴重程度，他們可能會面對在科利馬河挖掘金礦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那裡的氣溫在零下五十度，囚犯的雙手因凍瘡而變形，預期壽命只有三個月。他們不僅死裡逃生，而且重獲自由。里奧不敢想象這是庫茲明上校的感性之舉，事實上是，起訴自己的手下讓他自己有些無地自容。在政治動盪時期，借重新安置的名義將他打發走，這種做法要穩妥精明得多。庫茲明也不希望他的審判受到詳細調查，畢竟，如果里奧是間諜，為什麼庫茲明一直對他偏愛有加，一直提拔他？不行，這些問題都會讓人很尷尬。將他分配到某個不起眼的角落才是比較容易和安全的做法。里奧清楚任何如釋重負的表情都會惹惱瓦西里，於是盡力表現得垂頭喪氣一些：

“哪裡需要我，我都會履行我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