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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毫無進展。法官、天氣、調查，都讓人心煩。甚至是勒岡都開始暴躁了。還有這個女孩，還是對她一無所知。卡米爾完成了他的報告，拖延了一陣不走。他從來不太愛回家。要不是嘟嘟溼在等他的話……

他們每天工作十小時，他們每天記錄十幾份證詞，再讀十幾份報告和違警筆錄，校對資訊，盤問詳情，核實細節、時間，審問目擊者。沒別的，總是自我思忖。

路易先探出個腦袋，然後走了進來。看到辦公桌上散亂的紙頁，他示意卡米爾：我可以看嗎？卡米爾表示：可以。路易轉過這些檔案，都是這個女孩的肖像畫。身份鑑證組製作出的疑犯肖像畫足以真實到讓目擊者可以認出她，但那只是一張機械的畫像，而這裡，卡米爾憑著記憶畫下的這個女孩卻是重新組織過的，有血有肉的。這個女孩沒有名字，但在這些速寫上，她卻有了靈魂。卡米爾可能畫了她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好像他和她已經非常熟悉了，比如這張，坐在桌子邊上，可能在餐廳裡，雙手交叉放在下巴下面，像在聽人講一個奇聞異事，眼神明亮，帶著笑意。這張，她在哭泣，她剛剛抬起臉，令人心碎，她像是有什麼話難以啟齒，嘴唇在顫抖。那張，在街上，她走著，回頭時挺著胯，她剛剛看到櫥窗裡映出自己一張震驚的臉。在卡米爾的筆下，這個女孩生龍活虎得讓人難以置信。

路易想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覺得這些畫畫得很好，但他沒有說，因為他想起來卡米爾當時也是這麼一直畫伊琳娜，在他辦公桌上，總會出現新的速寫，他打電話時也會畫，就像是他的思想在不經意間產出的。

所以路易什麼都沒說。他們互相聊了幾句。路易沒有待很久，他還有些事情沒辦完。卡米爾理解，他起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了出去。

走廊上，他遇到了阿爾芒。他極少在這個時間出現在辦公室，卡米爾很驚訝。阿爾芒兩隻耳朵上夾了兩支菸，一支四種顏色的鋼筆從他磨舊了的上衣口袋裡露出來。這就說明，這一層有新人來報到了。這種情況，阿爾芒的嗅覺從來不會搞錯。任何一個新人都不能在這棟樓裡走兩步而不撞上這個世界上最熱情的老警察，他會帶你熟悉迷宮一般的走廊，還有各種人情世故、流言蜚語。這傢伙熱情如火，還對年輕人瞭如指掌。卡米爾很佩服他。這就像是雜耍歌舞廳的表演，可憐的觀眾被請上了臺，結果不知不覺被偷了手錶和錢包。就在談話過程中，新人就不知不覺被騙走了香菸、鋼筆、本子、巴黎地圖、地鐵票、飯票、停車卡、零錢、當天報紙或字謎雜誌，阿爾芒來者不拒，就在第一天。因為之後，就太遲了。

卡米爾和阿爾芒一起離開了警局。他可以白天和路易握手，但從來不是晚上。和阿爾芒，他們晚上握手卻不說話。

說到底，大家都知道，只是沒有人說出來，卡米爾的生活中充滿條條框框的習慣，他把它們安置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且還會不斷增加新的。

事實上，不僅僅是習慣，這更是一些儀式。自我認知的一種方式。對他來說，生活是一場永恆的慶祝，只是大家不知道他在慶祝什麼。還是一種語言。即便是戴眼鏡，在卡米爾這裡，不能只說：我戴上我的眼鏡，而要根據情況說：我需要思考，讓我靜靜，我覺得自己年紀大了，或者十年之後就老了。對於卡米爾來說，戴上眼鏡就有點兒像路易捋他的頭髮，是一種標誌。卡米爾這樣可能是因為他個子太矮小了。他需要一種存在感。

阿爾芒握了握卡米爾的手，跑向了地鐵站。卡米爾站在那裡，有點兒無所事事。嘟嘟溼再怎麼盡力表現得乖巧也無濟於事，當他晚上回到家，而只有這些……

卡米爾在哪裡讀到過，只有當你什麼都不再相信，才會有一些跡象發生，而這些跡象會拯救你。

就在這個時刻，這個跡象發生了。

剛才停了片刻的雨此刻又捲土重來了，甚至比先前更猛。卡米爾壓住腦袋上的帽子，因為狂風開始打轉，他朝計程車站走去，車站一片荒涼。他前面有兩個男人，撐著一把黑傘，有點兒惱怒。他們往路面傾著身子，看向遠處，像是旅客在焦急地等待晚點的火車。卡米爾看看手錶、地鐵。轉身，走了幾步，又轉身。他停下來，觀察計程車站附近的場地。一輛車緩緩開來，有點兒偏離預留車道，它開得很慢，以至於這更像一種接近，一種謹慎而悄然的邀請，車窗開著……突然之間，卡米爾很確定他找到了。不要問他為什麼。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已經走投無路。公交車，因為時間關係已經是不可能了，地鐵，太過冒險，到處都有攝像頭，過了某個特定的時間點，又在有點兒荒僻的地方，總有人會把你從頭到腳打量一遍。計程車也不行。沒有比計程車更好的地方，能夠近距離地打量人。

所以……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他不再多想，把帽子往腦袋上壓了一下，趕超了前面走著的客人，嘴裡嘟噥了一句抱歉，然後把腦袋伸進車窗。

“去瓦爾米河堤多少錢？”他問道。

“十五歐？”司機試探說。

東歐人，但哪個國家，他這口音……他開啟後窗。車子發動了。司機重新搖上車窗。他穿了件羊毛坎肩，像是自己家裡織的那種，還有拉鍊。自從他扔了他自己那件後，卡米爾至少十年沒見過這種衣服了。幾分鐘過去了，卡米爾閉上眼睛，舒了口氣。

“算了，”他說，“還是載我去奧爾菲伍赫河堤的巴黎警署總部吧。”

司機抬起眼從後視鏡裡看他。

後視鏡完全反射出：卡米爾·範霍文警官身份卡。

當卡米爾帶著他的獵物回來時，路易正穿上他的亞歷山大·麥昆大衣，準備離開。路易吃了一驚。

“你不趕時間吧？”卡米爾問，但他不等路易回答，就把司機按在了審訊室裡，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面對著他。

不會太久的。卡米爾是這麼對這傢伙解釋的：“好的同伴總是可以互相理解，不是嗎？”

“好的同伴”的概念，對於一個五十歲的立陶宛人來說，有點兒複雜。所以卡米爾就選擇了更加準確的用詞，更加基礎的解釋，所以也更有效：“我們，我想說，警察，我們可以立刻出動。我可以立馬發動人馬封鎖北站、東站、蒙帕納斯站、聖拉扎爾車站，甚至榮軍院，阻攔一切去戴高樂機場的火車。我們不出一小時就可以消滅巴黎三分之二的黑車，剩下的三分之一兩個月內也別想接活兒。我們抓住那些人，就把他們帶來這裡，專挑那些非法移民，身份造假的、證件過期的，根據他們車子的價格索要罰金，但是車子要扣下。是的，我們也沒辦法，這是法律，你懂的。然後，我們把你們中的一半送上飛機，飛回南斯拉夫的貝爾格拉德，蘇聯的塔林，立陶宛的維爾紐斯，不用擔心，我們會給你們訂機票的！至於那些留下的，我們會把他們關上兩年牢房的。你覺得怎麼樣，我的好兄弟？”

他法語不太好，這個立陶宛來的司機，但他聽到了重點。他十分擔心，看著自己的護照被扣在桌上，卡米爾用手的側面磨著它，像是要把它切碎一般。

“我會保留這個，如果你想的話。就算紀念我們的相遇。我要給你這個。”

他把手機遞給他。範霍文長官的臉突然變了，不再嬉笑。他一下把手機重重拍在鐵桌上。

“現在，你給我在你們組織裡好好搜查。我要找一個女孩兒，大概三十歲，長得不錯但狼狽不堪。髒。你們黑車司機中的一個人載過她，十一日星期二，在教堂和龐坦門之間。我想知道他把她載去了哪裡。我給你二十四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