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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點鐘。拜倫·麥特卡夫律師摘掉領結，給自己做了杯飲料，把腳蹺到桌子上。

“你真的不來一杯嗎？”

“下次吧。”格雷厄姆說著，一邊把粘在袖口上的蒼耳撣掉。他慶幸有空調開著。

“我對雅各比一家並不很熟悉，”麥特卡夫說，“他們三個月前剛剛搬到這裡。我和我的妻子到他家做了幾回客。愛德·雅各比在剛剛搬完家後找過我重立遺囑，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

“可是你是他的財產經營者。”

“是的。他的妻子在他的財產經營者的名單裡列第一位，如果他的妻子去世或沒有執行能力的話，然後才輪到我。他在費城有個兄弟，但是我猜他們的關係並不親密。”

“你曾是助理特區律師。”

“是的，1968年到1972年。我1972年考特區律師，僅僅差了一點沒有考上。我現在已不後悔了。”

“你是怎麼看這裡發生的一切的呢，麥特卡夫先生？”

“我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約瑟夫·雅伯隆斯基，那個工會頭頭。”

格雷厄姆點點頭。

“一樁有目的的犯罪，具體講是權力，用變態做偽裝。我們仔仔細細地把愛德·雅各比的檔案翻了一遍——特區律師辦公室的傑瑞·艾思格和我。

“可什麼也沒有，沒有人從愛德·雅各比的死亡得到一大筆財產。約瑟夫發了一大筆薪水，他把一些專利費付清了；可是他把得來的錢花得和他得來時一樣快。所有的東西都要歸愛德的前妻所有，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小塊地產歸孩子和後代所有。他有一筆小額的規定受益人不得自由處理的信託資產，給他現在惟一倖存的兒子。基金還夠支付三年上大學的開銷。我敢肯定三年後這孩子還得在一年級原地不動。”

“奈爾·雅各比。”

“對，這孩子可給愛德找了不少麻煩。他和他媽媽在加州一起住，因為行竊進了勞教所。我從他母親那兒瞭解了一些情況。愛德去年到加州去看他，把他帶回到伯明翰，讓他在鮑德威爾社群大學上學。他們曾經試圖讓他和家人住在一起，可是他抱怨其他的小孩而且讓每個人都不舒服。雅各比太太容忍了他一段時間，最後他們還是讓他住宿舍了。”

“他在哪？”

“6月28日那天晚上嗎？”麥特卡夫的眼睛看格雷厄姆的時候半睜半閉。“警察和我都琢磨過。他看了一場電影然後回學校了。這已經證實了。而且他是O型血。格雷厄姆先生，我得在半小時以後接我太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明天繼續談。告訴我怎麼樣能幫助你。”

“我想看看雅各比家人的私人檔案，比如日記、照片等等。”

“這類東西好像沒多少——他們搬家前在底特律遭了一場大火，幾乎所有的東西都燒燬了。沒有任何可疑的，愛德當時正在地下室焊東西，火花濺到他儲存的油漆上，結果房子就著了。

“有一些私人的信件，我鎖在私人保管箱裡了，還有一些小件的值錢的東西。我記憶裡好像沒有日記。其他所有東西都在倉庫裡。奈爾那兒可能還有些照片，我不能肯定。讓我想想——我明天上午九點半要去法庭，不過我可以先陪你到銀行看那些信，然後回來接你。”

“很好，”格雷厄姆說，“還有件事，我可能要用到有關遺囑查驗的所有檔案的複製：對房產所有權提出的要求，任何關於遺囑的爭論、信件。我希望拿到所有的檔案。”

“亞特蘭大特區律師事務所已經向我要過這些檔案了。他們在和亞特蘭大的利茲房產做對比，我知道。”麥特卡夫說。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自己留一份。”

“好吧，也給你拷一份。你並不真的以為這案子跟錢有關，是不是？”

“不，我希望透過這些找到與利茲案相關案卷裡相同的人名。”

“我也是。”

鮑德威社群大學的學生公寓是四座小型的宿舍樓，建在一塊凌亂的四邊形土地上，土地的肥力已經貧乏。格雷厄姆到達那裡時一場立體聲音響之戰正在進行中。

兩個相對的汽車旅館式的陽臺都放著揚聲器，對著大聲放音樂。放的分別是《親吻》和《1812序曲》。一隻氣球在空氣裡脹得很大，在離格雷厄姆十英尺遠的地方爆了。

格雷厄姆彎腰鑽過一排晾衣繩，跨過一輛腳踏車才得以進入奈爾·雅各比與別人共用的單元起居室。雅各比臥室的門半掩著，門縫裡傳出高聲的音樂。格雷厄姆敲了敲門。

沒有回應。

他把門推開。一個臉上有斑點的高個子男孩坐在兩張並排床的一張上，吸著一支四腳的大煙槍。一個穿藍布牛仔褲的女孩躺在另一張床上。

男孩的腦袋猛地抬起來，面衝著格雷厄姆。他在拼命動腦子想。

“我找奈爾·雅各比。”

男孩看起來呆呆的。格雷厄姆關掉了音響。

“我找奈爾·雅各比。”

“嘿，我這是在吸藥治風溼病。你不會敲門啊？”“奈爾·雅各比在哪兒？”

“我他媽怎麼知道？你找他幹嗎？”

格雷厄姆讓他看了看警徽。“讓我仔細想想。”

“噢，倒黴。”那女孩說。

“是緝毒偵探，見鬼，我不值得你那麼費力。我說，咱們談談這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