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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與勞厄茲會面的時候，格雷厄姆令布隆和克勞福德著實吃了一驚。他看起來很情願地迎上勞厄茲，而且露出友善的神情，儘管他藍色眼睛發出的是冷冷的光。

進入聯邦調查局總部使勞厄茲的舉止有所收斂。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表現得很禮貌，而且使用他的裝置時又迅速，又儘量小聲。

格雷厄姆只有一次對勞厄茲說不：他斷然拒絕讓勞厄茲看利茲太太的日記以及兩個家庭的任何私人信件。

在採訪開始的時候，他回答勞厄茲問題顯得語調很平和。兩個人手上都有布隆博士提供的提綱。他們的問題和答案有很多處都是在事先準備的基礎上轉述的。

亞蘭·布隆發現密謀激怒某個人很困難。最後他不得不把他對“牙仙”的觀點丟擲來了事。其他人則像空手道學生上解剖課一樣聽他講。

布隆博士說“牙仙”的行為和來信暗示著他有妄想症，這種症狀是對不可忍受的不滿足感的一種補償。他敲碎鏡子的行為把這種不滿足感與他的相貌聯在了一起。

兇手對“牙仙”這個稱呼的反對集中在帶有同性戀含義的詞“仙”。布隆認為他有一個潛意識的同性戀情結，一種害怕成為同性戀的強烈的恐懼。布隆博士的這個觀點被一項在利茲家的怪異的發現所證實：摺疊的痕跡和血跡，證明“牙仙”在利茲先生死亡以後給他穿上了褲衩。布隆博士認為他這麼做是為了強調他對利茲先生不感興趣。

這位精神分析學家還論述了早期的施虐狂身上攻擊和性慾的緊密的聯絡。

那些野蠻的攻擊行為都是針對婦女的，而當著整個家庭的面施暴則明顯是針對一個母性成員。布隆在屋子裡踱來踱去，自言自語似的稱“牙仙”是個“夢魘下的孩子”。克勞福德的眼皮在布隆富有激情的陳詞中耷拉下來。

在勞厄茲的採訪中，格雷厄姆的言辭的尖刻是沒有其他聯邦調查員願意效仿的。而通常情況下沒有媒體會在引用如此尖刻的言辭以後透露說話人的姓名。

格雷厄姆表示他預見到“牙仙”長得奇醜無比，而且陽痿。他還故意做出錯誤判斷說兇手曾對男性遇害者施加性暴力。格雷厄姆說“牙仙”毫無疑問是認識他的人的笑料，而且是一個亂倫家庭的產物。

格雷厄姆強調“牙仙”顯然沒有漢尼拔·萊克特高明。他保證會把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而獲得的材料和思考都提供給《國民閒話報》。許多執法人員不同意他的見解，但是，他說，只要他主持“牙仙”案，《國民閒話報》就可以放心地從他這裡得到第一手材料。

勞厄茲拍了很多照片。

最重要的一張是在格雷厄姆“華盛頓的藏身之所”拍的，這是一套他借用的公寓，他會一直住在這裡“直到他捉住‘牙仙’”。這裡是惟一的一處能讓他在食人狂的氛圍中“找到一絲安寧”的住所。

照片上格雷厄姆穿著睡袍坐在桌前，研究案卷到深夜。他在默默地對變態的“牙仙”做一個“藝術家的構思”。

照片上透過他身後的窗能看到國會山的圓頂。最重要的是，在玻璃窗的左下角，街對面的一家人們熟知的酒店的招牌依稀可見。

“牙仙”能根據照片找到這套公寓，如果他想的話。

在總部裡格雷厄姆站在一個大型的光譜儀前照了一張照片。這跟案子毫無關係，可勞厄茲認為這樣照的效果很好。

格雷厄姆居然同意在採訪的時候和勞厄茲一起合影。他們是在武器及裝備工具科的大大小小的槍支陳列架前拍的照片。勞厄茲手裡拿著與“牙仙”用的相同的九毫米口徑自動手槍。格雷厄姆指著一個自制的消音器，形狀模仿的是電視天線杆。

布隆驚奇地看到就在克勞福德按動快門前的一剎那，格雷厄姆把一隻手友愛地搭在勞厄茲的肩膀上。

他們計劃把採訪內容和照片刊載在第二天的《國民閒話報》上，星期一，8月11日。在得到需要的材料以後，勞厄茲回到芝加哥。他說他想親自監督排版，並和克勞福德約好週二下午在離設計的埋伏處五個街區以外的一個地方見面。

從週二開始，《國民閒話報》在全國都有發售，兩處埋伏的地方就做好準備迎接這個惡魔。

格雷厄姆每天晚上都會去那個報紙上登的他的“臨時住所”。

在同一期的《國民閒話報》上還有一條密碼處理過的資訊，邀請“牙仙”到安娜波利斯的一個郵筒那裡會面，這個地點二十四小時有人盯防。如果他對郵筒表示懷疑，也許認定抓他的兵力都集中在那裡，這樣格雷厄姆就會成為首選的攻擊目標，這是聯邦調查局的邏輯。

佛羅里達方面在舒格羅夫安了一個監視器。

在捕手當中開始出現不滿的情緒——因為兩處埋伏的地點佔用了大量的本該在其他地方使用的人力，而格雷厄姆每晚在埋伏處的露面也影響他在華盛頓的正常工作。

儘管克勞福德的理性判斷告訴他這是現有條件下最好的對策，可這個程式對於他以往的辦案風格來說還是過於被動。他覺得他們這是在和自己玩遊戲，在剩下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裡、在滿月重新升起之前的一片黑暗中玩遊戲。

週日和週一在好奇和躁動中過去了，分針爬得很慢，而時針跑得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