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心中都有一個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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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羔羊》中譯本序

周黎明

每一個社會，無論人口多寡、經濟強弱、素質優劣、居住疏密，都有變態者存在。每當出現連環殺手等聳人聽聞的訊息，網路上總會有人抱怨：某某地方盡出這類怪物。殊不知，這絕不是某地僅有的怪現象。誰能保證自己可愛的家鄉或居住地人人都是靈魂灑滿陽光、樂天助人的“艾美麗”？

深究起來，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變態惡魔，只不過，在正常境遇中，種種變態思想被外界的法律和倫理以及內化了的社會規範所約束罷了，有了想法多半不會去實施，很多想法在潛意識中就被自我壓抑下去了。在戰爭等狂熱環境裡，像虐囚、殺人比賽，甚至人吃人那樣的事情就會幽靈般抬頭。犯下如此獸行的人往往並不是天生“壞人”，而是外界的放任喚醒了他們內心的惡魔。當然，說每個人都會如此蛻變也許誇張，但反觀中外歷史，很多人完全可能從“人”滑落到“獸”的地步。

其實，變態並不是獸行的同義詞，變態是相對於常態而言。在現代社會，人類行為的準則是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儘量寬容許多曾經被視為變態的所作所為。但即便是再開明的社會、再健全的心理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杜絕所有的內心惡魔咆哮而出，殃及社會。

或許托馬斯·哈里斯是一名動物保護主義者，他看到人類屠殺羊羔以滿足自己口福，找到了這種“常態”行為和萊克特變態吃人之間的暗合。萊克特是小說和電影世界中最迷人的食人族，如果說“野牛比爾”之類是不自覺的惡魔，那麼，他則是一個具有高度自覺性的超級惡魔。他不是因為無法控制自己內心的邪惡而作惡，他永遠是這些邪惡的主人，跟大導演排程群眾場面似的擺佈著自己的一舉一動。他不會因為作惡而內疚或恐懼，他非常享受自己的行為。他本身就是研究變態心理的超級專家。

研究犯罪心理，能幫助警方捉拿兇手，但更重要的是，能幫助普通人化解潛在的犯罪衝動。但在文藝作品中構思一個本身是專家的罪犯，就好比把警察局長安排成犯罪集團的幕後黑手，官盜一家，增加了故事的戲劇性，是一種頗為高超的手法，也暗合了人性善惡同居一身的道理。

漢尼拔·萊克特最初出現在1981年出版的《紅龍》中。這部小說已經兩次被搬上銀幕，1986年由邁克爾·曼導演的《獵人者》（Manhunter）並不賣座，萊克特在裡面是個配角。但作者哈里斯事後顯然意識到這個人物實為至寶。到1988年《沉默的羔羊》，萊克特搖身升任男一號，經過1991年安東尼·霍普金斯的銀幕演繹，成為了影史上數一數二的經典惡魔，即那種讓人不寒而慄同時又目不轉睛的高階魔王。如今，我們已經很難想象萊克特不是霍普金斯，他捕捉到了這個人物的靈魂、他的智商、他的敏捷、他的談吐、他的智力遊戲。他是一個惡魔，但他是一個渾身充滿魅力的惡魔，相比之下，007影片中那些懷抱小貓、夢想摧毀世界的則是可笑不可怖的卡通惡魔而已。

《沉默的羔羊》從小說到電影，經歷了短暫的三年時間，這三年中的讀者怎麼看待電影版，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計，更多讀者像我一樣，是被電影的名聲推著回頭去看小說的。電影一問世便成為經典，榮獲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五項大獎。但它並沒有將小說掃進歷史垃圾堆，相反，很多讀者認為小說略勝一籌。文字和影像永遠不可能互相取代，影像的優勢，比如霍普金斯和朱迪·福斯特的表演（尤其是臺詞），是我們輕聲閱讀絕對無法再現的；反之，文字能為我們提供更寬廣的想象空間。

無論是小說版還是電影版，《沉默的羔羊》的精華在於萊克特和史達琳的交鋒，一方是邪惡的諸葛亮，另一方是初出茅廬的劉備，他們的反差非常大，滲透到性別、年齡、個性、為人處世各個層面，這為他倆的互相利用創造了絕妙的條件。萊克特需要從被囚的外在環境上升到控制者的心理高地，他的武器是挖掘並解析史達琳的幼年心靈創傷；而史達琳需要從一個實習生的卑微地位，透過破獲一樁棘手案件，使自己上升到受人器重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她的手段是借用萊克特的大腦。他們彷彿是一對難捨難分的冤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那種惺惺相惜的難纏之情到2001年的《漢尼拔》從隱性變為顯性，兩人的感覺幾近戀人。試想，這兩個角色甚至是可以互換的：在欠發達的社會中，出身卑微、從小飽受心理摧殘的農家子弟更有可能心靈扭曲，做出類似馬家爵那樣的事來，而知識淵博、趣味高雅的社會精英，理應是棟樑之材，而不應是社會的白蟻。故事把兩個人物的定位顛倒過來，實屬天才之舉，極具原創性和挑戰性，也是對社會定位和社會偏見的一種顛覆。

電影惜鏡頭如金，男女主角的對話不可能全程展開，很多地方只能點到為止，而小說不受這方面限制，可以更加酣暢淋漓，盡顯這兩個非凡靈魂的風采。他們的鬥智就像阿慶嫂和刁德一在春來茶館裡的對唱，既能像烈酒那樣品嚐，也可以像上等龍井那樣細細回味。電影版是烈酒，它的滲透迅速而全方位，而小說版則像那綠茶，喝一口可以抬頭望遠，慢慢感受其悠長的滋潤。這是茗茶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