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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皮爾督察來到聖父街上的利特畫廊門前，他受不了門鈴那似乎拿腔拿調的聲音，便砰砰地敲起門來。畫廊主人開門讓他進去之後，他便直奔主題。

“瓜爾迪的畫你從哪兒弄來的？”

“從科普尼克那兒買的。當時我們要分開單幹。”利特說著，露出愁眉苦臉的表情，他在想，眼前這位用法國夾克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法國佬波皮爾看上去真是惹人煩。“他說他是從一個芬蘭人手裡買的，但沒說叫什麼名字。”

“發票給我看看，”波皮爾說，“你這畫廊還應該有失竊藝術品與文物的登記簿，也拿來給我看看。”

利特拿著清單和自己的登記簿比對了一下。“看，看這兒，被盜的瓜爾迪的畫和我這幅不是一個名字。羅伯特·萊克特列出的那幅失竊的畫叫做《安康聖母教堂》，而我買的這幅叫《大運河》。”

“我得到法院的命令前來沒收這幅畫，不管它叫什麼名字。我會給你收據的。把那個叫科普尼克的人給我找來，利特先生，這樣會給你自己免去不少麻煩的。”

“科普尼克死了，督察。他是我在這間畫廊的合夥人。我們曾經把它叫做‘科普尼克與利特畫廊’。可能叫‘利特與科普尼克畫廊’聽起來更順耳一些。”

“他的檔案你有嗎？”

“他律師那兒可能有。”

“找一找，利特先生，好好找一找，”波皮爾說，“我想知道這幅畫是怎麼從萊克特城堡到了利特畫廊的。”

“萊克特，”利特說，“那孩子自己畫的這些畫嗎？”

“沒錯。”

“了不起啊。”利特說。

“確實，很了不起。”波皮爾說。“請把那幅畫給我包起來。”

兩天之後利特帶著些檔案來到巴黎警察局。波皮爾安排他在走廊上靠近寫著審訊室2的房間的地方坐下。裡面正在審一個強姦嫌疑犯，不時傳出打人和喊叫的聲音。波皮爾讓利特在這樣的氣氛中煎熬了十五分鐘，然後帶他去了自己的辦公室。

利特遞過去一張收據，上面顯示科普尼克從一個叫恩普·馬基寧的人手中花八千英鎊買下了瓜爾迪的那幅畫。

“你覺得這可信嗎？”波皮爾問道，“我可不覺得。”

利特清了清嗓子，然後看著地板，沉默了足足二十秒。

“政府的檢察官非常想對你提起刑事訴訟，利特先生。他是個加爾文主義者，而且是最為虔誠的那一種。這一點你清楚嗎？”

“這幅畫是——”

波皮爾抬起手來，打斷了利特。“我希望你暫時不要考慮自己的事。你就權當是我能幫你說情，如果我願意的話。所以你要幫我個忙。你看看這個。”他遞給利特一本合著的正規長度的簿本。“藝術委員會要從慕尼黑收藏站帶一批藝術品到巴黎，都是被盜過的。這是清單。”

“要在巴黎網球場美術館展覽？”

“對，提出所有權申請的人都可以去看。看第二頁中間，我圈出來的那部分。”

“《嘆息橋》，貝爾納多·貝洛託[1]，三十六厘米乘三十厘米，木板油畫。”

“你知道這幅畫嗎？”波皮爾問。

“當然，我聽說過。”

“如果是真品的話，它就是從萊克特城堡裡偷出來的。你知道，這畫之所以很出名是因為還有另外一幅叫《嘆息橋》的畫和它配對。”

“對，那幅是卡納萊託[2]畫的，而且兩個人是在同一天畫的。”

“那幅也是萊克特城堡的，可能兩幅畫是同一個人同一時間偷走的。”波皮爾說。“兩幅畫一起賣比單獨賣能多掙多少？”

“四倍吧。正常人是不會把它們分開賣的。”

“所以要麼是偷畫的人不知情，要麼就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兩幅畫才分開的。兩幅《嘆息橋》，若是偷畫的人有其中的一幅，他會不會想拿到另外一幅呢？”波皮爾問。

“肯定非常想。”

“這幅畫在網球場美術館展出的時候，肯定有關於它的報道。你和我一起去看展覽，我們看看誰會到它周圍轉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