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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馬斯教授給漢尼拔寫了張便條，他的字跡柔和圓潤，在醫生中並不常見。便條寫道：漢尼拔，可否請你去一下桑德監獄，看看從犯人路易·費哈那裡能爭取到什麼？

教授還附上了一份關於費哈刑期的簡報，上面有一些此人的詳細資訊。費哈，里昂人，曾是一名維希小官員。德軍佔領法國期間，擔任小協調員，之後因偽造和出售糧票被德軍逮捕。戰後，他被指控在戰爭期間犯有通敵罪，但由於證據不足而被釋放。一家法國法院判定其在1949年至1950年間因個人恩怨殺害兩名女性。按照判決，他將在三天之後被執行死刑。

桑德監獄位於巴黎的第十四區，離醫學院不遠。漢尼拔走了十五分鐘便到了。

監獄的院子裡，工人們弄來一大堆管子在修理排水溝。建國以來一直使用的斷頭處決場從1939年起就禁止公眾參觀了。門口的守衛看漢尼拔面熟，便沒有攔他。籤訪客登記簿的時候，他看見這一頁的上方赫然寫著波皮爾督察的名字。

離主過道不遠的地方有個很大的空房間，裡面傳來錘擊的聲音。路過的時候，漢尼拔看到了一張他認識的面孔。這個人是國家劊子手阿納托爾·圖爾諾，人稱“巴黎先生”。他親自將斷頭機從伊索爾墓地街的車庫裡搬過來，要裝在監獄裡。他正擺弄著刀架上的小輪子，一種叫做落錘的東西，可以防止刀在下落的過程中被卡住。

巴黎先生是個完美主義者，他總會用一塊布罩住斷頭機立柱的頂端，這樣行刑時犯人就看不到刀了。人們因此對他讚揚有加。

路易·費哈關在桑德監獄1號樓的二層。他住的是死囚牢房，和其他牢房隔著條過道。人滿為患的監獄裡傳出的嘈雜聲向他的牢房湧來，其中既有低聲的抱怨，又有哭號叫喊和金屬撞擊的聲音。但他仍然能聽見巴黎先生在樓下裝斷頭機時砸錘子的聲響。

路易·費哈是個身材細長的男人。他頭髮烏黑，脖子和後腦勺上的部分毛髮最近剃掉了，只在頭頂上留了些較長的頭髮，為的是砍頭的時候好讓巴黎先生的助手抓住，這比抓路易的兩隻小耳朵要方便得多。

費哈身穿連體內衣坐在自己的簡易床上，手指揉擦著用鏈子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他的襯衣和褲子整齊地擺放在一把椅子上，就好像剛才坐在那裡的人揮發了，只剩下衣服。在褲腳下面，並排放著一雙鞋。斜鋪在椅子上的衣服呈現出等待解剖的姿勢。費哈聽見漢尼拔走到了牢房外，但並沒有抬頭。

“路易·費哈先生，下午好。”漢尼拔說。

“費哈先生現在不在，”費哈說，“我可以代表他。你有什麼事？”

漢尼拔沒有把眼睛從費哈身上移開，用餘光看到了椅子上的衣服。“我想請求他把屍體捐給醫學院作科學研究。我們會對屍體給予極大的尊重。”

“反正不管怎樣你們也會把他的屍體弄走。拖走吧。”

“未經他的允許我不能研究，也不會取走他的屍體，更不要說拖走了。”

“啊，我的委託人回來了。”費哈說著，轉過身去和衣服小聲地商量著什麼，就好像衣服剛剛走進去坐在椅子上。他返回鐵欄前。

“他想知道憑什麼要把屍體給你。”

“他的親屬可以得到一萬五千法郎。”

費哈轉向衣服，接著又轉回來對著漢尼拔。“費哈先生說，去他媽的我親屬，他們要是伸出手我就在上面拉屎。”費哈把聲音壓低。“請原諒剛才的粗話——他現在煩著呢。鑑於事情的嚴重性，我需要照搬他的原話。”

“我完全理解。”漢尼拔說。“那你覺得他會不會想用那筆錢幹一件家人鄙視的事，那樣他會感到滿意嗎……請問怎麼稱呼？”

“你可以叫我路易——費哈先生，我和他名字一樣。不會的，我相信他是個固執的人。費哈先生有點兒遊離於自己之外。他說他自我支配的力量非常有限。”

“我明白了。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是那樣的。”

“我實在看不出你是怎麼明白的，你自己也不過就是個孩……不過就是個學生而已。”

“那麼你可以幫我。每個醫學院的學生都會以個人的名義寫一封感謝信，感謝自己將要解剖的屍體的捐贈人。你既然認識費哈先生，可不可以幫我寫封感謝信呢？萬一他答應了我的請求就用得上了。”

費哈抹了把臉。他的手指似乎有兩組指關節，因為它們幾年前斷過，之後被拙劣地接上了。

“除了費哈先生本人，誰會讀這封信？”

“如果他願意，信會張貼在學校裡。所有的教職員都能看到，他們都是些了不起的、有影響力的人。也可以把信投到《鴨鳴報》[1]上發表。”

“你想在信裡寫些什麼？”

“我會讚揚他的無私。他為科學、為法國人民、為醫學事業的進步作出了貢獻，這將造福於下一代的孩子。”

“孩子就別管了。把孩子省略了吧。”

漢尼拔在筆記本上快速寫了一個稱呼語。“你覺得這樣稱呼他足夠尊敬嗎？”他把筆記本舉高了，好讓路易·費哈抬起頭來看，這樣更便於估計他脖子的長度。

脖子不算長。除非巴黎先生用力抓住他的頭髮，否則舌骨以下的部分恐怕所剩無幾，對於頸前三角解剖來說沒什麼用處。

“我們不能不提他的愛國之心。”費哈說。“偉大的夏爾[2]在倫敦發表電視講話的時候，是誰積極響應的？是街壘旁的費哈啊！法蘭西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