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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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說：“我管你呢！”

“當然得買，當然得請。這是美國規矩，必定要這樣。可是中國人窮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個月拿二百塊洋錢——我得要求加薪！——哪裡省得出這一筆費用？”他顯然是說開了頭，我很注意地聽。“要是花了這麼一筆錢，就順當地訂婚、結婚，也倒好嘍，雖然訂婚要花許多錢，還能不買倆金戒指麼？金價這麼貴！結婚要花許多錢，蜜月必須到別處玩去，美國的規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鋼絲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發是必要的，鋼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國地毯還好，連美國人也喜愛它！這得用幾多錢？這還是順當的話，假如你花了許多錢買東西，請看電影，她不要你呢？錢不是空花了？美國常有這種事呀，可是美國人富哇。拿哈佛說，男女的交際，單講吃冰激凌的錢，中國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沒有往下說，大概是把話頭忘了；也許是被“中國”氣迷糊了。

我對這個人沒辦法。他只好苦悶他的吧。

在老梅回來以前，我天天聽到些美國的規矩，與中國的野蠻。還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還有許多中國人，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對於上海，他有點害怕：野雞、強盜、殺人放火的事，什麼危險都有，都是因為有中國人——而不是因為有租界。他眼中的中國人，完全和美國電影中的一樣。“你必須用美國的精神作事，必須用美國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談到高興的時候——還算好，他能因為談講美國而偶爾地笑一笑——老這樣囑咐我。什麼是美國精神呢？他不能簡單地告訴我。他得慢慢地講述事實，例如家中必須有澡盆，出門必坐汽車，到處有電影園，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裡的溫度在七十以上，女人們好看，客廳必有地毯……我把這些事都串在一處，還是不大明白美國精神。

老梅回來了，我覺得有點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氣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來，我不能天天見他了。這也不能怨老梅。本來嗎，咬他的侄子的狗並不是瘋的，他還能不回來嗎？

把功課教到哪裡交待明白了，我約老梅去吃飯。就手兒請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國”式的交際呢，還是他捨不得錢。

他不去。可是善意地辭謝：“我們年青的人應當省點錢，何必出去吃飯呢，我們將來必須有個小家庭，象美國那樣的。鋼絲床、澡盆、電爐，”說到這兒，他似乎看出一個理想的小樂園：一對兒現代的亞當夏娃在電燈下低語。“沙發，兩人讀著《結婚的愛》，那是真正的快樂，真哪！現在得省著點……”

我沒等他說完，扯著他就走。對於不肯花錢，是他有他的計劃與目的，假如他的話是可信的；好了，我看看他享受一頓可口的飯不享受。

到了飯館，我才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點菜，他不懂中國菜。“美國也有很多中國飯鋪，真哪。可是，中國菜到底是不衛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約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個！”

我真有心告訴他，把他的姓改為“毛爾”或“毛利司”，豈不很那個？可是沒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來了，毛博士吃得確不帶勁。他的窪臉上好象要滴下水來，時時的向著桌上發楞。老梅又開玩笑了：“要是有兩三個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地醒過來：“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

在自己的小家庭裡，兩個人燉一隻雞吃吃，真愜意！”“也永遠不請客？”老梅是能板著臉裝傻的。

“美國人不象中國人這樣亂交朋友，中國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愛惜時間，不行的！”毛博士指著臉子教訓老梅。

我和老梅都沒掛氣；這位博士確是真誠，他真不喜歡中國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國，最大的犧牲，可是沒法兒改善。他只能厭惡中國人，而想用全力組織個美國式的小家庭，給生命與中國增點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國精神就象是他所形容的那樣，但是他所看見的那些，他都虔誠地信奉，澡盆和沙發是他的神。我也想到，設若他在美國就象他在中國這樣，大概他也是沒看見什麼。可是他的確看見了美國的電影園，的確看見了中國人不乾淨，那就沒法辦了。

因此，我更對他注意了。我決不會治好他的苦悶，也不想分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

雖然不給老梅代課了，可還不斷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時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裡坐坐。

博士的屋裡沒有多少東西。一張小床，旁邊放著一大一小兩個鐵箱。一張小桌，鋪著雪白的桌布，擺著點文具，都是美國貨。兩把椅子，一張為坐人，一張永遠坐著架打字機。另有一張搖椅，放著個為賣給洋人的團龍繡枕。他沒事兒便在這張椅上搖，大概是想把光陰搖得無可奈何了，也許能快一點使他達到那個目的。窗臺上放著幾本洋書。牆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幾張在美國照的像片。屋裡最帶中國味的東西便是毛博士自己，雖然他也許不願這麼承認。

到他屋裡去過不是一次了，始終沒看見他擺過一盆鮮花，或是貼上一張風景畫或照片。有時候他在校園裡偷折一朵小花，那隻為插在他的洋服上。這個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創造一個人為的，美國式的，暖潔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設若這個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實現了，他必定放著窗簾，就是外面的天色變成紫的，或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他也沒那麼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與他那點美國精神，宇宙一切並不存在。

在事實上也證明了這個。我們的談話限於金錢、洋服、女人、結婚、美國電影。有時候我提到政治，社會的情形、文藝，和其他的我偶爾想起或哄動一時的事，他都不接碴兒。不過，設若這些事與美國有關係，他還肯敷衍幾句，可是他另有個說法。比如談到美國政治，他便告訴我一件事實：美國某議員結婚的時候，新夫婦怎樣的坐著汽車到某禮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維持秩序，因為教堂外觀者如山如海！對別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術、和無論什麼，都是結婚與中產階級文化的光華方面的附屬物。至於中國，中國還有政治、藝術、社會問題等等？他最恨中國電影；中國電影不好，當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對中國電影最不滿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摟緊了熱吻。

幾年的哈佛生活，使他得到那點美國精神，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難道他不是生在中國？他的家庭不是中國的？他沒在中國——在上美國以前——至少活了二十來歲？為什麼這樣不明白不關心中國呢？

我試探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學與作事的經驗……哼！他的嘴比石頭子兒還結實！這就奇怪了，他永遠趕著別人來閒扯，可是他又不肯說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點來：這位博士並不象我所想的那麼簡單。即使他是簡單，他的簡單必是另一種。他必是有一種什麼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簡單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鬆了嘴，我只好從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問到他個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臉。他不回答我的問題，可是他的臉並沒完全閒著。他一定不是個壞人，他的臉出賣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沒能完全勝過他的簡單，可是他必須要深密。或者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為毛博士了；要不然，還有什麼活頭呢。人必須有點什麼抓得住自己的東西。有的人把這點東西永遠放在嘴邊上，有的人把它永遠埋在心裡頭。辦法不同，立意是一個樣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國精神與理想的小家庭是掛在嘴邊上的，可是在這後面，必是在這“後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臉，在我試問他的時候，好象特別的窪了。從那最窪的地方發出一點黑晦，慢慢地佈滿了全臉，象片霧影。他的眼，本來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時便更往深處去了，彷彿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遠擠著的牙輕輕咬那麼幾下，耳根有點動，似乎是把心中的事嚴嚴地關住，唯恐走了一點風。然後，他的眼忽然發出些光，臉上那層黑影漸漸地捲起，都捲入頭髮裡去。“真哪！”他不定說什麼呢，與我所問的沒有萬分之一的關係。他勝利了，過了半天還用眼角撩我幾下。只設想他一生下來便是美國博士，雖然是簡截的辦法，但是太不成話。問是問不出來，只好等著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張椅上搖著玩，而一點別的不幹。

光陰會把人事篩出來。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見著老梅，我當然希望也見到那位苦悶的象徵。可是博士並沒露面。

我向外邊一歪頭“那位呢？”

“一個多星期沒露面了，”老梅說。

“怎麼了？”

“據別人說，他要辭職，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曉得，他不和別人談私事。”

“別人都怎說來？”我確是很熱心的打聽。

“他們說，他和學校訂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幾年？”

“我們都沒合同，學校只給我們一年的聘書。”“怎麼單單他有呢？”

“美國精神，不訂合同他不幹。”

整象毛博士！

老梅接著說：“他們說，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雖然學校是中國人辦的。博士大概對中國文字不十分信任。他們說，合同訂得是三年之內兩方面誰也不能辭誰，不得要求加薪，也不準減薪。雙方簽字，美國精神。可是，幹了一年——這不是快到暑假了嗎——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假後就不來了。”

“嘔，”我的腦子轉了個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時候是美國精神，不守合同的時候便是中國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於刻薄。

可是他這句話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來。老梅也許是順口地這麼一說，可是正說到我的心坎上。“學校呢？”我問。“據他們說，學校拒絕了他的請求；當然，有合同嘛。”“他呢？”

“誰知道！他自己的事不對別人講。就是跟學校有什麼交涉，他也永遠是寫信，他有打字機。”

“學校不給他增薪，他能不幹了嗎？”

“沒告訴你嗎，沒人知道！”老梅似乎有點看不起我。“他不幹，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準知道，學校也不會拿著合同跟他打官司，誰有工夫鬧閒氣。”

“你也不知道他要求增薪的理由？嘔，我是胡塗蟲！”我自動地撤銷這一句，可是又從另一方面提出一句來：“似乎應當有人去勸勸他！”

“你去吧；沒我！”老梅又笑了。“請他吃飯，不吃；喝酒，不喝；問他什麼，不說；他要說的，別人聽著沒味兒；這麼個人，誰有法兒象個朋友似的去勸告呢？”

“你可也不能說，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