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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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是奇怪的東西。拿差別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些特殊的詞彙。只有某人才用某幾個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這整個的人，你決不能瞭解這幾個字。我認識毛先生還是三年前的事。我們倆初次見面的光景，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不懂他的話，所以十分注意地聽他自己解釋，因而附帶地也記住了當時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話，可不是因為他不會說國語。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我聽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寫一篇小說，極精美的印出來，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註解。

那正是個晴美的秋天，樹葉剛有些黃的；蝴蝶們還和不少的秋花遊戲著。這是那種特別的天氣：在屋裡吧，作不下工去，外邊好象有點什麼向你招手；出來吧，也並沒什麼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覺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這麼進退兩難，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飛到那藍色的空中去；繼而一想，飛到那裡又幹什麼呢？立起來，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邊的小蝴蝶那樣飛起去又落下來。秋光把人與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樣好了。

最後，我決定出去看個朋友，彷彿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諒自己似的。來到街上，我還沒有決定去找哪個朋友。天氣給了我個建議。這樣晴爽的天，當然是到空曠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學去找老梅，因為大學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園。

從樓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裡呢：他屋子的窗戶都開著，窗臺上還曬著兩條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聲，他登時探出頭來，頭髮在陽光下閃出個白圈兒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連蹦帶跳地上了樓。不僅是他的屋子，樓上各處的門與窗都開著呢，一塊塊的陽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覺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門口迎接我。他蹋拉著鞋片，穿著短衣，看著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課。

“好天氣？！”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問出來，同時也都帶出讚美的意思。

屋裡敢情還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認識。

老梅的手在我與那位的中間一拉線，我們立刻鄭重地帶出笑容，而後彼此點頭，牙都露出點來，預備問“貴姓”。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君；毛博士。”我們又彼此嗞了嗞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揹著窗，斜向屋門立著；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們倆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這位博士，我想。

一邊和老梅閒扯，我一邊端詳這位博士。這個人有點特別。他“全份武裝”地穿著洋服，該怎樣的就全怎樣，例如手絹是在胸袋裡掖著，領帶上彆著個針，錶鏈在背心的下部橫著，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過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顯然是曾經換過掌兒。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為誰許下了願，發誓洋裝三年似的；手絹必放在這兒，領帶的針必別在那兒，都是一種責任，一種宗教上的條律。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兒，而令人聯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強勁兒。

他的臉斜對著屋門，原來門旁的牆上有一面不小的鏡子，他是照鏡子玩呢。他的臉是兩頭翹，中間窪，象個元寶筐兒，鼻子好象是睡搖籃呢。眼睛因地勢的關係——在元寶翅的溜坡上——也顯著很深，象兩個小圓槽，槽底上有點黑水；下巴往起翹著，因而下齒特別的向外，彷彿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麼帶勁。脖子上安著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地長著一大堆黑頭髮，過度負責地梳得光滑。

他照著鏡子，照得有來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別。他是揹著陽光，所以臉的中部有點黑暗，因為那塊十分的低窪。一看這點窪而暗的地方，我就趕緊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陰了天。這位博士把那麼晴好的天氣都帶累得使人懷疑它了。這個人彆扭。

他似乎沒心聽我們倆說什麼，同時他又捨不得走開；非常地無聊，因為無聊所以特別注意他自己。他讓我想到：這個人的穿洋服與生活著都是一種責任。

我不記得我們是正說什麼呢，他忽然轉過臉來，低窪的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彷彿向心裡找點什麼。及至眼又睜開，他的嘴剛要笑就又改變了計劃，改為微聲嘆了口氣，大概是表示他並沒在心中找到什麼。他的心裡也許完全是空的。“怎樣，博士？”老梅的口氣帶出來他確是對博士有點不敬重。

博士似乎沒感覺到這個。利用嘆氣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彷彿天氣很熱似的。“犧牲太大了！”他說，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腳伸出很遠去。

“哈佛的博士，受這個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開心呢。

“真哪！”博士的語聲差不多是顫著：“真哪！一個人不該受這個罪！沒有女朋友，沒有電影看，”他停了會兒，好象再也想不起他還需要什麼——使我當時很納悶，於是總而言之來了一句：“什麼也沒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樣窪，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淚來；他千真萬確地是很難過。

“要是在美國？”老梅又幫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電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電影，大概他心裡沒什麼了。我想。我試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戲好啊，倒可以看看。”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來：“聽外國朋友說，中國戲野蠻！”

我們都沒了話。我有點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議去洗澡；城裡新開了一家澡堂，據說裝置得很不錯。我本是約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聲，他既是在這兒，況且又那麼寂寞。

博士搖了搖頭：“危險哪！”

我又胡塗了；一向在外邊洗澡，還沒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裡多麼髒！”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國，只有上海。

“此地與上海不同，”我給他解釋了這麼些。

“可是中國還有哪裡比上海更文明？”他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順眼——嘴差點碰到腦門，鼻子完全陷進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國？”老梅是有點故意開玩笑。“真哪！”博士又鄭重起來：“美國家家有澡盆，美國的旅館間間房子有澡盆！要洗，譁——一放水：涼的熱的，隨意對；要換一盆，譁——把陳水放了，從新換一盆，譁——”他一氣說完，每個“譁”字都帶著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國的自來水龍頭。最後他找補了一小句：“中國人髒得很！”

老梅乘博士“嘩嘩”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博士先走出去，說了一聲，“再見哪”。說得非常地難聽，好象心裡滿蓄著眼淚似的。他是捨不得我們，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國”澡堂去，無論是多麼乾淨！

等到我們下了樓，走到院中，我看見博士在一個樓窗裡面望著我們呢。陽光斜射在他的頭上，鼻子的影兒給臉上印了一小塊黑；他的上身前後地微動，那個小黑塊也忽長忽短地動。我們快走到校門了，我回了回頭，他還在那兒立著；獨自和陽光反抗呢，彷彿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裡，老梅有幾次要提說毛博士，我都沒接碴兒。他對博士有點不敬，我不願意被他的意見給我對那個人的印象染上什麼顏色，雖然毛博士給我的印象並不甚好。我還不大明白他，我只覺得他象個半生不熟的什麼東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國長大的：不完全象中國人，也不完全象外國人。他好象是沒有根兒。我的觀察不見得正確，可是不希望老梅來幫忙；我願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覺得他彆扭；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龍生九種，種種各別”的那種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個機會。老梅託我給代課。老梅是這麼個人：誰也不知道他怎樣佈置的，每學期中他總得請上至少兩三個禮拜的假。這一回是，據他說，因為他的大侄子被瘋狗咬了，非回家幾天不可。

老梅把鑰匙交給了我，我雖不在他那兒睡，可是在那裡休息和預備功課。

過了兩天，我覺出來，我並不能在那兒休息和預備功課。只要我一到那兒，毛博士就象毛兒似的飛了來。這個人寂寞。有時候他的眼角還帶著點淚，彷彿是正在屋裡哭，聽見我到了，趕緊跑過來，連淚也沒顧得擦。因此，我老給他個笑臉，雖然他不叫我安安頓頓地休息會兒。

雖然是菊花時節了，可是北方的秋晴還不至於使健康的人長吁短嘆地悲秋。毛博士可還是那麼憂鬱。我一看見他，就得望望天色。他彷彿會自己製造一種苦雨悽風的境界，能把屋裡的陽光給趕了出去。

幾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語了。他有這個好處：他能滿不理會別人怎麼向他發楞。誰愛發楞誰發楞，他說他的。他不管言語本是要彼此傳達心意的；跟他談話，我得設想著：我是個留聲機，他也是個留聲機；說就是了，不用管誰明白誰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開玩笑呢，誰能和個留聲機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樣吧，我總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該這樣。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與聽戲。出去走走總該行了。“怎能一個人走呢？真！”博士又嘆了口氣。

“一個人怎就不能走呢？”我問。

“你總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沒這麼胡塗過。

“一個人去走！”他的眼睛，雖然那麼窪，冒出些火來。“我陪著你，那麼？”

“你又不是女人，”他嘆了口長氣。

我這才明白過來。

過了半天，他又找補了一句：“中國人太髒，街上也沒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轉了彎。“找朋友吃小館去，打網球去；或是獨自看點小說，練練字……”我把銷磨光陰的辦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責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義的事兒。

他的回答倒還一致，一句話抄百宗：沒有女人，什麼也不能幹。

“那麼，找女人去好啦！”我看準陣式，總攻擊了。“那不是什麼難事。”

“可是犧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胡塗炮。

“嗯？”也好，我倒有機會練習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陣。

“你得給她買東西吧？你得請她看電影，吃飯吧？”他好象是審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