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半 海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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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 1938年</h3>

鶴棠輕易不跟妹妹“相罵”，可一旦吵起來照例連渡也懶得擺，彈出眼珠子就揀狠的說：“看看你自家面相，剋死幾個小的不算，連姆媽都不放過。”

風向一轉，煤球爐上煙氣躥升，鶴香臉上的點點淚光也不知是嗆出來還是氣出來的。“阿哥你不講道理……自己東投西撞的都不得意，就拿我撒氣。”

“姆媽說算命都是要瞎子來說才作得準。這一個眼睛不瞎，嘴裡倒句句瞎講，也就是你當聖旨一樣地聽……”女人家就是不識數，放句狠話原是要她閉嘴，她偏從滾燙的水裡撈陳年蠶繭，頑強地抽出話頭，扯成絲絲縷縷——難不成鶴香去絲廠做工，手指上成天起泡不算，連嘴也跟著學老了？難道非要逼著他，學著算命先生的樣子，把她拉到鏡子跟前，在那兩根長到中段便陡然淡下去的眉毛上指指戳戳？“命硬，命硬，賊骨挺硬啊，”算命先生說，“比伊小的孩子都難養……”

豈止難養。姆媽和爹爹一共生過九個，只活了鶴棠和鶴香。最沒道理的是老三和老四，眼看著快念學堂，只消旋風似的一場瘟病，便前腳後腳去閻羅府銷賬。爹爹從英國輪船上下來，鐵青著面孔跌坐在灶間，許久才嘆一聲：“大半年不見，沒別的好事，倒挑出一擔屍首來給我看。”

生到第八第九輪時，姆媽彷彿從頭到腳都給抽空了汁水，一把骨頭上貼著層錫紙樣的皮，像是糨糊沒捨得多用，皺得不成體統。姆媽日子捱得厭氣，逢人只說節省用度，洋郎中是鐵定不瞧的，連那位算命先生也不準近身。及至東洋人終於從北站打過來，一家人慌忙拋下楊樹浦八大頭的房子逃進法租界，姆媽便在一路顛沛中半推半就地跟這世道撒了手。鶴棠鶴香都清清爽爽地記得她的臨終，倏忽間連皺紋都少了幾根，這般輕鬆坦然的表情，在她臉上已是多年不見了。

鶴棠其實並不相信鶴香的半段眉毛能有這樣興風作浪的本事。他只是不喜歡姆媽幽怨勞碌的面孔，又藉著妹妹的絮絮叨叨，從煤球爐上浮現出來。一式一樣的寬顴骨，一式一樣的睜開眼睛就憂心忡忡：巨籟達路(1)上的房子續租不起，曹家渡的親戚還沒點頭讓他們搬過去，爹爹給家裡的月錢還在路上……總之樣樣需要擔心，樣樣都是問題，問著問著就把重心落到他自己的營生上去。“你頭兩年當小學堂的先生，我看就蠻好，結果你做兩日歇兩日，眼睛一眨，已經換了地方當學徒，什麼什麼運輸館……”

“是印書館。商務印書館。”鶴棠咬著牙說。一年半學徒，撐破天只是些打雜跑腿的活計，在發行所文具櫃檯把書捆得像炸藥包，手指時不時被新書銳利的紙邊劃出血口。“這也無所謂，做得不高興了，我一樣可以走。大不了，我也去撐船。”

撐船，撐船。鶴棠鶴香還沒學會說話的時候，已經把這兩個字聽熟了。不管是舟山漁村的小舢板，還是現在爹爹和阿舅他們做事的殼牌運油輪，放到寧波話裡，一律都是可以“撐”的“船”。爹爹他們，一撐出去就音信渺茫，要翻去大半本日曆，家裡才會突然被爹爹和他帶回來的“貨色”塞滿。初時跑天津港，回來就少不得頓頓對蝦銀蚶；後來航線遠至花旗國(2)，爹爹就會捎來洋奶粉和玻璃絲襪，一疊洋票子是塞給姆媽去換金條的，至於那幾個故意輕描淡寫的驚險故事，是講給他惟一的兒子鶴棠聽的。

“這一趟倒是讓洋人開眼界啦。你猜怎樣？我爬到桅杆頂上搞那面旗子，腦袋一昏就跌下來，下面兩個大鐵錨，中間的空地，也就夠一個瘦子躺躺的。無巧不巧我就落在那裡，一根毫毛都沒傷。三個洋人，不對，是四個，圍過來，面孔比平時更白——若是半當中出條人命，哪怕是中國人的命，總歸也麻煩的對不對？我爬起來繼續幹活，他們都想不通，說天上有神明‘看牢’我的——呃，他們是叫‘主’的。洋人一開心做事情就沒輕重，沒過兩天，他們就要我當水手長……”

“爹爹已經撐船撐到了街面上，你倒還要走回頭路嗎？”鶴香一句話就把鶴棠跑遠的思緒又拽回來。爹爹確實說過撐船並非長久之計，他也確實靠著水手長的薪水讓姆媽攢下幾根金條，賃下八大頭一帶的半棟石庫門房子，當了一陣二房東。爹爹眼光是兇的，寧波鄉下不斷有半大不小的後生到上海灘來學生意，撐船的，做銅匠的，當紅幫裁縫的，廂房天井客堂同時租出去能住十來戶人家，自開張以後就沒愁過客源。但好光景也就兩三年，“看牢”爹爹的神大概又回海上轉悠去了，再沒空管街面上的事。被東洋人趕到法租界以後沒幾天，八大頭那邊就有人來報信，說一把火燒穿了那棟房子，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街面上的日子，哪裡會比海上更安全？”鶴棠像是在對妹妹說，更像是對自己說。他心裡拿定了主意，先悄悄地跟阿舅商量，等“太古輪船”那邊有苗頭了，再慢慢跟爹爹交代。

<h3>二 1983年</h3>

門敲響的時候，應該是下午四五點之間。我能肯定這一點，是因為那年我在唸小學兩年級。時間不會更早，否則我應該還在上課或者放學路上；也不會更晚，否則除了外婆和我，屋子裡應該還有別的下班到家的大人。後來，在我那枯燥的、永遠在等待著發生什麼的童年記憶裡，我一直樂於把“我”看成這個家族事件惟一的目擊證人，一臺躲在暗處的攝像機。開麥拉，門敲響，外婆在開門。隔著十幾米遠，攝像機先拍到一頂鴨舌帽，它比人先進來。

“你是誰？”外婆劈頭問過去。鴨舌帽嚴嚴實實地罩著個矮小的老頭。他身上的那種格子夾克衫的款式，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很少見。

“見鬼，你連阿哥也認不出了？”老頭的嗓子不像外婆那樣響，但他的寧波口音——哪裡拖長哪裡轉腔——卻是我們聽慣的那一路，像是改換了音質的外婆的回聲。

“阿哥……哪個阿哥？”外婆的聲音驟然小下去。

“楊鶴香，”這下輪到老頭猛然拔高嗓門了，“你有幾個親阿哥？”

從一個八歲孩子的眼睛看，一個穿著奇裝異服的陌生老頭，用近乎責罵的口氣直接喊外婆的名字，絕對是一件嚴重的事，有那麼幾秒鐘的時間，我的視線往下移到老頭攥著的手杖，以為他會揮起來打人；而事後，回想起來，我又覺得在那樣的情境裡，他們應該抱頭痛哭，按照反映海外僑胞回鄉探親的紀錄片的模式，一唱三嘆地進行下去。事實上，四年以後，在小學考初中的語文試卷上，面對“喜事”的作文題，我確實就是按著這個套路灑了一通狗血，安排“外婆的眼淚”，“在眼眶裡不停地打轉”。那篇作文分數不算高，也許是因為假得連閱卷老師都不信。

然而，那一刻，其實什麼也沒發生。我的位置看不清他們的表情，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任何動作和語言。空氣凝結在兩個矮小僵直的身影之間。攝像機無聊得只能搖幾個陽光透過門縫灑在行李箱上的空鏡頭。箱子的花紋和質地，都不是家裡大人出差拎的那種，沒有“為人民服務”。接下來，至少有一刻鐘，兩位主角都沒有意識到屋子裡還有另一個人存在。老頭拎著箱子進屋，外婆去燒水泡茶，誰也不說話。直到水咕嘟咕嘟頂起壺蓋，我實在忍不住去扯外婆的衣袖時，她才猛地醒過來，攥住我的手，指著老頭的背影說：“昱寧喊人。”

“喊什麼？”我輕聲問。

“舅公，你親舅公。”

這個天上掉下來的舅公，很快就成了掛在全家嘴邊的惟一話題。比“舅公”或者“孃舅”出現頻率更多的詞是“香港”。這個近兩年（準確地說是從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見過鄧小平之後）我在無線電廣播裡、在十二寸黑白電視機裡反覆聽到的字眼，突然就跟我們家有了如此切近的關係。關起門來，我媽激動地向我爸勾勒家族樹的形狀，描述楊家（外婆）和孫家（外公）的近代史。其實也沒什麼複雜的，我只靠耳邊蹭到的幾句，就輕易拼出了來龍去脈。總而言之，我母親那一脈，上幾輩都是從寧波到上海這個大碼頭來出海的船員。他們在這個總人數龐大而交際範圍狹小的圈子裡互相幫襯，介紹工作，結親通婚。我的太公跑了大半輩子船，舅公在三十年代末子承父業，到“太古輪船”上當水手。1949年後太古關了上海辦事處，舅公就跟著公司去了香港。開始還往家裡寄錢，想盡辦法跑上海航線，後來……故事一到“後來”就索然無味，媽頓了一下，拿不準該怎麼說。

對家史的緬懷不時被打斷，因為爸媽常常被外婆叫出去到廚房幫忙。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家裡的房門不斷地開開關關，飄進來一股股讓我腸胃痙攣的飯菜香味。窗外聽不到爆竹聲，窗裡卻是比春節更亢奮的氣氛。白斬雞醬油肉炒螺螄冬筍發芽豆鹹菜黃魚湯，我就傻愣愣地看著它們像變戲法一樣從桌子的每一個方向冒出來。姨父被派去採辦大閘蟹，因為他有個表親在菜場裡賣排骨，可以領著他去找水產販子，至少不會短了斤兩。我清楚地記得臨行前，他的臉被晚霞映得通紅，像地下黨接頭那樣壓低了嗓子問外公：“十五塊錢一斤，也買嗎？”

“買。”外公也不自覺地壓低了嗓子，“你孃舅喜歡的。”

那時候，菜場職工仍然比學校教師吃香得多，買肉買油仍然要憑票，而大閘蟹的黑市價，卻在那兩年裡貴得像現在的房地產一般神奇，吃一頓至少得花掉普通人半個月的工資。街上總是盛傳著有人花多少張“大團結”買蟹，卻被小販狸貓換太子，拎回家一看是一籃子磚頭的悲慘故事。好像從記事起，家裡的餐桌上每每出現面拖梭子蟹，我就會跟著大人的深情回憶，想象一下大閘蟹是何等尤物。奇蹟發生得如此猝不及防：就在那個深秋的下午——是的，因為有蟹，所以我能確定那是秋天——舅公來了，於是大閘蟹也來了。分配食物似乎是外婆與生俱來的本事，姨父剛從菜場回來，她就拿出了服膺眾人的方案：客人吃一對，主人（外公外婆）分一隻，而陪同的小輩，各家都分到半隻。這半隻，每一家都給了孩子。記憶裡那天的日光燈特別亮，把家裡最大的八仙桌照得傷痕斑駁，把我和表妹表弟——每一個吃蟹的孩子都照得青面獠牙。好吃，我說，這話沒經過大腦，甚至沒經過味蕾，我覺得它就像那片映紅了姨父面龐的晚霞一樣，是最赤裸最美好的真理。

可是舅公吃得並不怎麼起勁。疲倦似乎要把他本來就狹窄的眼瞼，進一步粘合在一起。外公和外婆把他夾在中間，有時互相低聲說話，好像與桌上的菜和專心吃菜的我們，自動隔開一段距離。不時傳來幾個零碎字眼。十八年，還是二十年，我聽到外婆和舅公在為失去聯絡多少年而爭執。看起來已經睡著的舅公突然捏起拳頭悶悶地捶了一下桌子，說：“假使六八年再給你們寫信，不是害了你們？”

屋子裡沉默了幾秒鐘，等到剝蟹殼吸螺螄的聲音再度響起，外婆已經在用圍裙擦眼睛。這樣的眼淚是不適合寫到作文裡去的，攝像機自動暫停，我別過頭去。按我媽後來的說法，我們家在這幾十年裡沒跌太慘的跟頭，一要謝舅公在最恰當的時間停止從香港寄錢寄信，二是虧得太公沒等1956年公私合營全面開展，就關掉了那家他剛剛開張一兩年、生意正興隆的柴火鋪。“到底都是大江大海上漂過的，”我媽說，“太公和舅公也算見識寬廣，不光盯著鼻子底下這點地方。”

我高中畢業以前，所有的母系親屬都住得很近，外婆和小舅在隔壁，阿姨住對門。大舅二舅在苦等單位分房前，也曾拖家帶口地在這幾間總面積不超過八十平方米的屋子裡搭過鋪開過夥。上海人的房子就像是魔術師的帽子，你永遠不知道這樣逼仄的空間能藏下多少東西多少人口。舅公這一來，外婆說什麼也不肯讓他住飯店，一番騰挪之後，他便在外婆的屋子裡佔下半間。這番騰挪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容易，沒有哪個舅舅抱怨自己的地盤被徵用——與家門被驟然開啟、遠方世界撲面而來的感覺相比，眼前這點不方便又算得了什麼？所有我素未謀面或者平時極少走動的遠親，從上海某些遙遠的、我也說不清名字的角落次第湧來。幾乎每天，都有人來喊我們家的門牌號，通知接聽公用電話；幾乎每天，我都會被拉到陌生的面孔面前“喊人”，表舅堂姨之類的稱謂一過耳就忘，我只能根據他們往我手裡塞的糖果名稱——大白兔、花生牛軋、奶油話梅糖、零拷的香草巧克力——來記住他們各自的相貌特徵。

過了一週左右，舅公的次子毅林也從香港過來。他不必像舅公那樣，從虹口的明華坊（外婆的老房子，與舅公失去聯絡前的舊地址）一路找到楊浦區的控江四村，他只須來電話說定航班，二舅和姨父就一起扛著牌子去接，直接把他安頓在東風飯店。雖然轉幾輛公交車到機場比去趟崇明還費周折，可一接到人，他們就能跟客人一起，平生頭一回坐上計程車——從此，那輛“湖藍色、看起來古色古香的上海牌轎車”就成了他們的口頭禪。也難怪，哪怕時間軸再往後挪十年，坐計程車仍然屬於奢侈行為，以至於我表妹一度立志要嫁個計程車司機，可以天天免費經過高架上那個著名的外灘大拐彎。

毅林比我後來在電視劇裡看到的香港人都要木訥些，闊邊眼鏡，脫掉夾克衫以後可以看到脖子上掛著個小小的金質十字架。他說的是那種自認為是“港普”、實際上比港普還難懂的語言，面對一屋子好奇的耳朵，難免理屈詞窮，所以他給我的印象是由始至終、從頭到腳都在出汗。我母親念過英文字科，父親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只有當他們倆同時在場的情況下，毅林嘴裡的單詞才有可能被完整準確地翻譯出來。儘管如此，舅舅們還是更喜歡圍著毅林問長問短，看他熟練地擺弄自動相機和隨身聽，追問他僑匯券該怎麼用，《霍元甲》的續集《陳真》裡還有沒有趙倩男。我一直搞不懂舅公和毅林之間是怎麼交流的，毅林只能聽懂三五成寧波話，而舅公的廣東話和英文加起來也不會超過一百個單詞，而且一律帶著倔頭倔腦的寧波腔，尾音總是來一個兇巴巴的沉降，就是姚慕雙週柏春《學英文》裡的那種調子。比方說，父親費了好大勁，才弄明白舅公唸叨的“改嘍改嘍”，原來是說他當年剛到香港時居住的“騎樓”(3)。“你去看金陵路那邊就懂啦，”父親得意地告訴我，“以前廣東人到上海都住在那裡，至今還留著不少騎樓呢。”

那段時間裡，有關上海的歷史地理知識，我增長的見聞又豈止“金陵路”這一處？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先得費點口舌描述一下我從小的居住環境。即便從“地貌”上看，楊浦區的控江四村（始建於五十年代的第一批工人新村）也很像個真正的村子。此地本來就向下凹陷，再加上與其依傍的寧國北路（原名黃興路，1949年後更名為寧國北路，八十年代末又改回原名）橋形成落差，所以走出家門口時常常有站在山腳下的錯覺，就連過條馬路也值得我激動好一會兒。我的童年，就被那條馬路那座橋斜著身子攬在懷裡，外面的車水馬龍到這裡就先過濾掉一層，讓我渾然不知所謂“上海灘”的前世今生。我的家，往東北五角場方向走十來分鐘就是大片農田，夏天乘涼的保留節目就是到田埂上採點野花，或者捂著鼻子參觀豬圈。而當年新村裡的面貌，也是如今的小區居民無法想象的。據說控江四村原先是大片墳地（小學作文課上，老師甚至叫我們閉上眼睛，想象1949年以前，腳下的這片土地上半夜裡會閃著藍熒熒的光），蓋上水泥磚石工房以後還是留下不少空地無人打理，基本上都是被我們這些住在底樓的居民用竹籬笆圈起來自己搞綠化的。外公有耐心侍弄花草，外婆有勁頭改善伙食，於是小花園裡種薔薇絲瓜甚至枇杷樹，養雞養鴨甚至養兔子——當年不懂什麼叫世外桃源，也沒有環保意識，只當全上海人過的都是一樣的日子。

真的是等到舅公駕到，家裡的長輩才像突然醒過來一樣，把一個更大更世故、年代更久遠的上海，乃至以某種方式由上海通往的整個世界，都推到我眼前。我跟著他們去玩“大世界”（那當然也是打著陪舅公和表舅的旗號），在1917年造的哈哈鏡前傻笑——其實沒那麼好笑，純粹是因為這一路長途跋涉，不使勁笑一笑似乎辜負了在三輛公交車上顛簸的辛苦；南京路上，我被人流的洶湧嚇得不敢上公共廁所，愣是忍了大半天；在“小紹興”飯店的桌邊，我被擠到角落裡，使勁皺起鼻子吸進雞肉的香氣，一碗碗滾燙的雞粥就在我頭頂上傳來傳去。那時候，只要一醒來，我就能感受到阿姨舅舅們的雀躍，他們言簡意賅地談論著各種可能性：換外匯，經濟擔保，讀語言學校，去日本……

惟一似乎與這一切無關的，只有一個人。大部分時間裡，舅公就像個道具一樣，被人群擁來擁去——沒有一個大人有時間去想想這是件多麼奇怪的事，他難道不應該是主角嗎？也沒有一個孩子樂於去勘探一個陰鬱的老人的世界。我喜歡家裡成天像過節一樣熱鬧，也知道這熱鬧是舅公帶來的，但我總是離他遠遠的。大部分時間裡，他或是倚在木窗臺上聽聽窗外的鴨子用很誇張的聲音喝水，或是盯著掛在牆上的太公和太婆的遺像發呆。“你認識他們吧？”他乾巴巴地問我，記憶裡舅公主動向我開口就這麼一次，而且不等我介面，又自顧自地往下說：“你當然不曉得的，太公走的那年，你媽媽應該還在唸中學。可是我也不在啊，我在船上，哦，那年在馬六甲……”後面的話我再也聽不清了，他的眼神讓我覺得他的前面沒有牆，是一片能將再大聲的訴說都吸納乾淨的海水。

重述往事時，我本能地想把劇本篡改得更跌宕更有細節些。但事實是，重頭戲上演時，攝影機都不在場——也可能是，惟有攝影機不在場的戲碼才會在想象中激動人心。舅公此行最重要的使命是給太公太婆做墳，在連續開過兩場家庭會議之後，一行人便出發到當時最近的蘇州墓園。按老例，母親和阿姨都是隔了兩重的女眷，先知趣地避讓了，二舅代表三個舅舅跟去照應。他的海鷗相機裡破例裝上了彩色膠捲，後來印出的照片上，站在墓碑前的外婆和舅公，都被正午十二點的直射陽光，弄得曝光過度。他們的表情顯得那麼疲憊，那麼急切地等待著塵歸塵土歸土，同時又那麼茫然地不知道儀式結束以後該往哪裡走。

但舅公其實知道下一站在哪裡。從蘇州回來以後，又過了幾天，我就知道舅公去看了一個女人。之所以知道這一點，不僅是因為家裡人開始頻繁唸叨“玉梨”——一個聽起來很好吃的女人的名字，而且外婆總是會在他們刻意壓低嗓子討論這件事的時候及時聽到，並且堅決喝止。“有什麼好說的？天要落雨娘要嫁的事，你們懂什麼？再說你舅母也病死了，誰還能說三道四呢？”

“我看到有根金鍊子……這麼長，哦不對，是這麼長，”阿姨跟舅舅比畫了兩下，爭起來，“又瞎說，怎麼會是假的？大老遠帶條假的來做什麼？我猜，那是帶給玉梨姑姑的吧？”

“誰是你姑姑？”外婆的臉愈發嚴肅了。少頃，她搖頭，嘆口氣：“爹爹早說過，舟山女人，要躲遠點的……”

<h3>三 1968年</h3>

“舟山的女人是一條藤，”爹爹二十幾年前的一句老話，此刻居然又在他耳邊嗡嗡響，“你抽走她一根竹籬，她會纏上另一根。纏起來就往上長，往上長……”

其實只有在合適的陽光下，海水才是藍的。現在的顏色就不好看，灰灰黃黃的鋪張在眼前，與剛才在引擎間裡那股子沖鼻的油味一搭一檔，存心讓他這一天過得沒滋沒味。難道僅僅是因為船上新來的加油工妙發聊著聊著居然聊到了玉梨，鶴棠就亂了方寸？無論是在上海還是香港，寧波籍海員的圈子永遠比想象中還要狹窄，兜來轉去，鼻子終究會頂到面孔，按說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你也認識她呀，”妙發一邊油膩膩的手在圍裙上直蹭，“眉眼彎彎，聽講老早腰身也好……你曉得麼，說是又守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