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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呢？”
“或許需要時間，但我們得小心為上。自從愛國者法案3透過以後，他們現在什麼都監控。”
“那你說的都是業餘把戲。趕緊的，給我幹成一件事。”
納摩嘆了口氣。他盯上了金髮女郎，她趁約會物件上廁所時在給某人發簡訊。一旦問出她的名字，他就能在15分鐘內撈出她的裸體自拍照。
“我記得你說過，我們要低調一段時間。”他說，“電話裡不是那麼說的嗎？銷燬一切，等你的訊號。”
比爾不屑一顧地揮揮手說：“那是在ISIS殺死我朋友之前。”
“或者是別人乾的。”
比爾站起來，拉上飛行夾克的拉鍊。
“你看，”他說，“就是個簡單的等式，秘密加上科技等於沒有秘密。這件事需要一個智囊團，一個站在極高處的人，能接入所有處理器，得到政府的、個人的、天氣資料的資料。而他，這個崇高的神體，利用那些資訊來描繪出真實畫面，揭露誰在撒謊，誰在說真話。”
“而那個人就是你。”
“太對了。”比爾說，出門上車。
<h2>
迷宮</h2>
那天晚上，斯科特獨自坐著看電視上的自己。與其說這是自戀行為，不如說更像一種眩暈的症狀。他看到自己的臉在銀幕上，五官翻轉，他童年的照片也被挖出來—他們是怎麼搞到的？並在公眾論壇裡展示（夾在成人紙尿褲和休旅車的廣告中間），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別人講述，就好像在玩一個電話遊戲。這是一個類似於他本人故事的故事，但又不是。他出生的醫院搞錯了，上的小學搞錯了，在克利夫蘭學習繪畫而不是在芝加哥。這就像走在街上，低頭看到別人的影子在跟著你。這些天來，他很難認清自己是誰，只剩一個有知覺的分身在那兒。這個第三人稱的他現在是傳聞和炒作的物件。他在那架飛機上幹什麼？上週他還是個普通人，籍籍無名。今天他是偵探小說裡的一個角色：“遇難者最後的在世見證者”或者“小孩救星”。每天他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一幕幕的場景，坐在沙發上，坐在硬背椅上，回答FBI和運安委的問題，一遍又一遍地回憶細節，他記得什麼，不記得什麼。然後看報紙上的頭條，聽廣播裡空洞的聲音。
一個英雄，他們叫他英雄。這個詞他現在無法招架，他對自我，那個他創造出來讓自己運轉的敘述者，感覺如此遙遠。一個野心不大的潦倒的人，一個曾經喪失意識的酒鬼，如今活在當下，勉強餬口。於是他低頭做人，躲著攝像機。
他偶爾坐地鐵，或者走在街上時會被人認出來。對這些人來說，他不僅僅是個名人。“嘿，你救了那個孩子。”“我聽說你跟鯊魚打了一架，老兄。你是不是跟鯊魚打了一架？”他不是被人像皇族那樣對待，就好像他的名聲建立在某種稀有的東西上，更像是小區裡一個撞大運的人。他做了什麼？只不過是游泳。他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一個做了好事的小人物。所以當人們認出他時，都是微笑著過來的。他們想跟他握手，跟他合影。他從空難裡逃生，還救了個孩子。碰他一下都能沾點魔力，跟你摸幸運錢幣或兔子腳有同樣的功效。他透過做到不可能之事—和傑克一樣—他證明了不可能皆為可能。誰不想蹭一點福氣？
斯科特微笑，盡力保持友好，這些對話與他假設和新聞媒體的談話不一樣，這些是人性層面上的接觸。儘管他覺得不好意思，但還是確保自己不要態度粗魯。他能理解，他們希望他很特別。他應該特別，這件事對人們很重要，因為我們的生活中需要特別的東西。我們想去相信，魔法仍然有可能。所以斯科特與人握手，接受隨便一個女人的擁抱。他請求他們不要拍他的照片，大多數人都能尊重這個要求。
“我們私密一點兒比較好，”他說，“如果只留存在你我之間，會更有意義。”
人們喜歡這個想法，即在一個真正的大眾媒體時代，他們還能有一次獨特的經歷。但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有些人明目張膽地拍照，就好像這是他們的權利。當他拒絕一些人擺拍的要求後，那些人會惱羞成怒。一個年長的女人在華盛頓廣場公園外面叫他渾蛋，他點點頭告訴她，她是對的。他就是個渾蛋，他希望她有美好的一天。
“去你的。”她告訴他。
一旦被你的同胞神化為英雄後，你就失去了隱私權。你被物化，被剝奪一些無法量化的人性權利，就好像你贏了宇宙級的樂透大獎，一天醒來發現自己成了個小神，幸運守護神。你自己想要什麼不再重要，只有你在別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才重要。你是一隻被直角放在太陽底下觀察的珍稀蝴蝶。
從第三天開始，他停止外出。
他住在蕾拉家三樓的客房公寓裡，這是一個純白的空間，白色牆壁，白色地板，白色天花板，白色傢俱，就好像他已經死了，搬進某個天國般的冷宮。在艱難的日常工作中，他曾經深受時間的困擾，現在時間卻變得可以替代。他在陌生的床上醒來，用不熟悉的咖啡豆煮咖啡，從自動關閉的櫥櫃裡拎起厚重的浴巾，感受它們接觸面板的高階酒店質地。客廳裡有個擺滿蘇格蘭麥芽威士忌和清澈伏特加的酒吧，有中世紀的櫻桃木酒箱和精美的摺疊蓋子。第一晚，斯科特盯著它看了很久，是處於特定精神狀態的人注視槍支櫃的樣子。他可能有太多種死法了。然後他用一張毯子蓋住吧檯，搬了一把椅子堵在前面，再也不去看它一眼。
在某個地方，吉卜林的妻子和那個美麗的空乘正仰面躺在一塊鋼料板材上。莎拉，她的名字叫莎拉；穿短裙的空乘叫艾瑪·萊特納。他每天回憶這些名字好幾次，像在參悟禪宗的心印。戴維·貝特曼，美琪·貝特曼，瑞秋·貝特曼……
他以為自己已經與這件事和解，對它已有充分的認識了，但找到屍體的新聞還是讓他心神不寧。他們都死了，所有人。他知道他們死了，他當時在場，在海洋裡，他潛到海浪下方才躲過死亡，那種情況下不可能有生還者。但聽到新聞，看到那些鏡頭，找回此次空難中的第一具屍體讓整件事情真實起來。只有等危機徹底結束後，他才發現他的腿不受身體控制。
那個母親還在海里，父親和姐姐也是。還有飛行員查理·佈施和詹姆斯·梅洛迪。賣國賊吉卜林和貝特曼家的保鏢都葬身海洋深處，在永久的黑暗中搖擺。
他心裡知道，他應該回家，回到島上，可是他無法回去。出於某種原因，他發現自己無法面對他曾經的生活（這裡的曾經就是九天以前，好像線性時間對像他這樣一個大難不死的人沒有任何意義，只有事前和事後），無法走向安靜的白沙路上的那道白色小門，套上那雙心不在焉地脫在門邊的舊便鞋，一隻在前，一隻在後，後面那隻鞋的鞋尖還搭在前面那隻鞋的後跟上。他覺得無法回去面對冰箱裡變酸的牛奶和他家狗悲傷的眼睛。那是他的家，電視上那個男人的，他穿著斯科特的襯衫，眯眼看向舊照片的鏡頭—我的牙有那麼歪嗎？他無法面對攝像機的長臂，沒完沒了的攻擊問題。跟地鐵上的人講話是一回事，但是向大眾發表講話—那是他無法應對的事。一句陳述傳達給群眾後，就成了一項宣告。隨意的言論變成公開記錄的一部分，會被永遠拿來重播、自動調校和配上題注。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他感覺無法折回原來的路了，無法退回他“以前”住的地方。於是他坐在現在這張借來的沙發上，盯著外面的樹頂和銀行街的褐色沙石。
此刻那個男孩在哪兒？在紐約州北部的某處農場？在餐桌旁吃早餐？被草莓的綠色帶刺頂葉和鈣化般的斑點燕麥片包圍？每晚睡前，斯科特都有同樣的想法。睡著後，他會夢到男孩迷失在無盡的黑色海洋裡，夢到他多普勒式的哭聲—不知在哪兒又無處不在。斯科特在四處撲打，快要淹死了，他一直搜尋卻永遠找不到。但這個夢沒有出現過，只剩下睡眠的深沉空白。現在他抿著冷咖啡，突然想到，或許這些是男孩的夢，是男孩憂慮的投射，飄浮在噴射氣流上，就像一聲只有斯科特才能聽到的狗哨。
他們兩人之間的紐帶是真的嗎。還是一種隱含的想法，是愧疚感的產物，像病毒一樣被他感染上？為了救這個孩子，他讓他趴在他的身上八個小時，筋疲力盡；他把他抱在懷裡送去醫院—那會在大腦裡創造新的通路嗎？救到這一步還不夠嗎？他現在回家了，全世界都知道這個孩子名叫JJ，但斯科特總是想起那個男孩。他安全了，被新的家庭關愛，被姨媽和—好吧，我們說老實話—她詭詐的丈夫照顧著。他轉眼間成了百萬富翁，比那些別無所求的人還要富幾百倍，而他還不到五歲。斯科特救了他的命，給了他一個未來，給了他幸福的機會。那還不夠嗎？
他打給資訊臺，詢問男孩的姨媽在紐約州北部的電話號碼。這時是晚上九點，他已經連續兩天獨自坐在公寓裡。接線員給他連上線，在聽著電話鈴響時，他想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鈴響到第六聲時，她接起電話，是埃莉諾。他想象著她的面容，紅潤的臉頰和悲傷的眼睛。
“你好？”她聽起來很警覺，就好像天黑以後只會傳來壞訊息。
“嘿，我是斯科特。”
但她已經在說話了：“我們已經發表過宣告，能不能請你尊重一下我們的隱私？”
“不，我是斯科特，那個畫家，醫院裡見過的。”
她的聲音變溫和了：“噢，對不起。他們就是—他們不肯放過我們。而他只是個孩子，你明白吧？他的媽媽和爸爸都—”
“我明白，你覺得我為什麼要躲起來？”
她本來以為是別人打來的電話，現在切換到現實，一陣沉默—回到與外甥的救命恩人的現實時刻。
“我真希望我們能，”她說，“我是說，完全靠自己經歷這些實在太難了，沒有—”
“確實是。他—”
停頓一下。斯科特感覺自己能聽到她的思考—她對他能有幾分信任？她能說多少？
“JJ嗎？他，你知道，他不怎麼講話。我們帶他去看了精神科醫生，我是說，我把他帶去的。醫生只是說給他一些時間，所以我也沒有給他壓力。”
“那聽起來—我無法想象那是什麼樣的—”
“他也不哭，倒不是說他……我的意思是，他雖然才四歲，但他其實應該能理解，所以我以為他會哭的。”
斯科特想了想，一時不知該說什麼：“也許他只是在消化，我猜。那麼讓人受創傷的一件事。我的意思是，對孩子來說，經歷任何事都是正常的，對吧？我是說，在他們的頭腦裡，他們在學習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所以那就是他現在思考的東西。飛機會墜毀，人會死，你最後掉進海里。如果地球上的生活就是這樣的，或許他會重新考慮整件事—”
“我知道。”她說。他們沉默了一分鐘，既不尷尬，也沒有不適，只有兩個人思索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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