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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田事務官約了福地藤子見面。他先從她過去任職的雜誌社打聽到現在的地址,再以電話聯絡。她表示不方便在家見面,指定了一間附近的咖啡店。
福地藤子對人沒有心機,甚至對曾向她探聽關於枝村幸子訊息的地方檢察院事務官也不抱戒心,沒和以夫妻相待的佐山道夫商量,就答應與他會面。她以前因為幫忙一位即將在雜誌上刊登作品的小說家取材,拜託過櫻田,留下不錯的印象,而且她也想回報當時的善意。
櫻田在咖啡店裡見到有女人味的福地藤子,暗吃一驚,並瞭解這轉變正是來自道夫。他從雜誌社探聽到她辭職的理由,對道夫提出“類同居”的意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櫻田先生,好久不見。”
“聽說你辭職了?”
“您聽說啦,真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福地藤子嬌媚地垂下眼。這種事,指的當然是和道夫結成連理。
“你結婚啦,恭喜。”
“我們跟一般形式上的結婚不同,是基於共識結婚但不同居。”
“這跟結婚前的交往不一樣嗎?”
“我們已經在過著結婚生活,所以也不一樣。這是新形態,可以兼顧兩者的好處,又不失新鮮感。”
“原來是這樣啊,真是嶄新的想法。冒昧問一下,這種方式也沒有辦理結婚登記的必要嗎?”
“有必要還是會登記,只是現在沒有那個需要,登記也不過是個形式而已。”
“可是,還是得登記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吧?”
“唉,就算有保障,等到兩個人的精神不再契合,保障也沒意義了。離婚就是受形式主義荼毒,成了悲劇一場。所以說,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實質內容。”
“我明白了,那麼……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種生活的?”
“我想想,五月開始的。”
那是在枝村幸子遇害一年後,道夫可能是故意挑選在這個時機,如選在遇害後不久,未免動機過於明顯,為了不讓人看出她以不在場證明“賺進”這段婚姻,拖延時間便成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櫻田天南地北地聊著,發現“分居結婚”不是福地藤子的意思,而是道夫的想法,她還是希望能舉行一般世俗所認為的“形式上的結婚”。她因為個性軟弱,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而且不管再怎麼犧牲,都認為能與道夫一起便是無比幸福,盼望能緊握這難能可貴的一刻。
當櫻田提及有位計程車司機,在五月二十九日枝村幸子遇害當天晚上八點載到道夫時,她也只是感到困惑,沒想到這將使道夫在法律上處於不利的地位。道夫沒向她表明殺害枝村幸子一事,只透露是“出去”找人談一下貸款的事,並要她保密。
福地藤子已經完全喪失了週刊記者的敏銳直覺。
“佐山那一天七點二十分就出門了。”
“那是去年,也就是昭和××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上七點二十分嗎?”
櫻田又複誦一次作為確認,並且稍微抬起戴著手錶的那隻手,看了一下時間。
“對,五月二十九日晚上七點二十分。”
“他什麼時候回到房間?”
“我記得是八點十分。”
“他出門的時候說是去找人談貸款的事嗎?”
“對。”
“知道名字嗎?”
“不知道,他沒告訴我。”
“他不在的這段時間,有人打電話來嗎?”
“他一回來就有個叫岡野的打電話來。電話是我接的,轉給佐山之後就結束通話了。”
“他那時候有說什麼嗎?”
“他猜岡野會打電話來,叫我接到電話之後,語氣親暱地跟他對話,跟岡野開個小玩笑。”
櫻田再度將手錶貼近臉,像是在意著上面的指標。
“你那一天幾點到佐山的房間?”
“傍晚六點半吧。”
“店員不知道佐山外出嗎?”
“我們耍了一下店員。最後留在店裡的員工要來向佐山道別的時候,我就開始自言自語,假裝佐山在房間裡。您想想嘛,佐山出門,留我一個人在房裡不是很奇怪嗎?您問這做什麼呢?”
桑山信爾聽取了櫻田的報告,一是黑原三郎在新宿的咖啡店與道夫會面,二是他親自訪問福地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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