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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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馬的祖籍在四川東部，第一年恢復高考老馬就進京讀書了。後來老馬在北京娶了媳婦，生了兒子。但是老馬堅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時候都要把一口川腔掛在嘴上。和大部分固執的人一樣，他們堅信只有自己的方言才是語言的正確形式，所以老馬不喜歡北京人過重的捲舌音，老馬在許多場合批評北京人，認為他們沒有好好說中國話，“把舌頭窩在嘴裡做啥子麼？”

老馬的兒子馬多不說四川話。馬多的說話乃至發音都是老馬啟蒙的，四川話說得不錯。可是馬多一進幼兒園就學會用首都人的行腔吐字歸音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負責任的腔調。語言即人。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純正的四川娃子。老馬對這一點很失望。這個小龜兒。

馬多這個名字你可以知道老馬是個足球迷。老馬痴迷足球。痴迷那個用左腳運球的阿根廷天才馬拉多納。老馬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成為綠色草皮上的一代天驕，盤帶一隻足球，在地球的表面上霸道縱橫。但是馬多隻是馬多，不是馬拉多納。馬多隻是他們班上的主力前鋒，到了校隊就只能踢替補了。然而老馬不失望。馬拉多納是上帝的奢侈品，任何人都不應當因為兒子成不了馬拉多納而失望。

老馬這些年一直和兒子過，他的妻子在三年之前就做了別人的新娘了。離婚的時候老馬什麼都沒要，只要了兒子。那時候馬多正是一個十歲的少年，而老馬的妻子都三十四歲了。妻子不服老，都三十四歲了還紅杏枝頭春意鬧。老馬在第二年的春天特意到植物園看了一回紅杏樹。紅杏枝頭，多麼危險的地方。妻子硬是在這麼一個危險的地方開始了自己的第二個春天。老馬記得妻子和自己攤牌時的樣子，她倚在衛生間的門框上，十分突兀地點了一根菸，駱駝牌，散發出混合型烤煙的嗆人氣味。妻子猛吸了一口，對老馬說：“我要離。”妻子沒有說“我要離婚”，而是說“我要離”。簡潔就是力量，簡潔也就是決心。她用標準的電報語體表達了決心的深思熟慮性與不可變動性，隨後便默然了。她在沉默的過程中汪了一雙淚眼，她用那種令人憐惜的方式打量丈夫。老馬有些意外，一時回不過神來。老馬用四川話說：“離婚做啥子麼？我那（哪）個地方對不起你了麼？”妻子聽了這話便把腦袋側到衛生間的裡口，她用近乎控訴的語調失聲說：“你沒有對不起我，是生活對不起我。——這個鬼地方，我的大腿都叉不開！”老馬的住房只有十七個平方，小是小了點，可是把大腿叉開來肯定是沒有問題的。老馬不說話。知道她在外頭有人了，要不然也不會把駱駝牌香菸抽得這麼姿態動人。這個女人在外頭肯定是有人了，這個女人這一回一定是鐵了心了。女人只有鐵了心了才會置世界人民的死活於不顧。老馬很平靜。老馬在大病過後一直驚奇當初的平靜。他走到妻子身後，接過她手裡的煙，埋著頭只顧抽。後來老馬抬起頭，像美國電影裡的好漢那樣平靜地說：“耗（好）。龜兒子留啥（下）。”

兒子留下了，妻子則無影無蹤。老馬在生病的日子裡望著自己的兒子馬多，想起了失敗，想起了馬拉多納輸掉了一生。失敗的生活只留下一場查不出的病；失敗的婚姻只留下孩子這麼一個副產品。其餘的全讓日子給“過”掉了，就像馬拉多納“過”掉那些倒黴的後衛。

老馬什麼都可以不要，但是兒子不能。兒子是老馬的命。老馬在離婚之後對兒子的疼愛變得走樣了，近乎覆蓋，近乎自我，近乎對自己的瘋狂奴役。老馬在醉酒的日子多次想到過再婚，老馬的歲數往四十上跑了，正處於一個男人由“狼”而“虎”的轉型期，身體內部的“虎”、“狼”每天都在草原上款款獨步。它們遠離羊群，餓了肚子，時刻都有衝刺與猛撲的危險性。它們和“紅杏枝頭”一樣危險，稍不留神就會把羊脖子叼在自己的嘴裡了。那可是偉大的“愛情”呢？愛情不是慾望又能是什麼？而婚姻不是愛情又能是什麼？所以老馬時刻警惕自己，用馬多的身影趕走那些綽約和嫋娜的身姿，趕走時刻都有可能琅琅作響的劍膽琴心。兒子馬多不需要後媽，當老子的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把褲帶子收收緊，然後，弄出一副平心靜氣的模樣來，對自己說：“你不行了，軟了，不中用了。”於是老馬就點點頭，自語說：“不行了，軟了，不中用了。”

兒子馬多正值青春，長了一張孩子的臉，但是腳也大了，手也大了，嘎著一副公鴨嗓子，看上去既不像大人又不像孩子，有些古怪。馬多智慧卓異，是老馬面前的混世魔王。可是馬多一出家門就八面和氣了。馬多的考試成績歷來出眾，只要有這麼一條，馬多在學校裡頭就必然符合毛澤東主席所要求的“三好”與小平同志所倡導的“四有”。馬多整天提著一支永生牌自來水筆到校外考試，成績一出來那些分數就成了學校教學改革的成果了。學校高興了，老馬也跟著高興。老馬在高興之餘十分肉麻地說：“學校就是馬多他親媽。”這句話被綠色粉筆寫在了黑板上，每個字還加上了粉色邊框。

在一個風光宜人的下午老馬被一輛豐田牌面包接到了校內。依照校方的行政安排，老馬將在體育場的司令臺上向所有家長作二十分鐘的報告。報告的題目很動人，很抒情，《怎樣做孩子的父親》。許多父親都趕來了。他們就是想弄明白到底怎樣做孩子的父親。

老馬是在行政樓二樓的廁所裡頭被馬多堵住的。老馬滿面春風，每一顆牙齒都是當上了父親的樣子。老馬摸過兒子的頭，開心地說：“嗨！”馬多的神情卻有些緊張，壓低了嗓門厲聲說：“說普通話！”老馬眨了兩回眼睛明白了，笑著說：“曉得。”馬多皺了眉頭說：“普通話，知不知道？”老馬又笑，說：“茲（知）道。”馬多回頭看了一眼，打起了手勢，“是zhī dao，不是zī dao。”老馬抿了嘴笑，沒有開口，再次摸過兒子的頭，很棒地豎起了一隻大拇指。馬多也笑，同樣豎起一隻大拇指。父子兩個在廁所裡頭幸福得不行，就像一九八六年的馬拉多納在墨西哥高原捧起了大力神金盃。

老馬在回家的路上買了基圍蝦、紅腸、西紅柿、捲心菜、荷蘭豆。老馬買了兩瓶藍帶啤酒、兩聽健力寶易拉罐。老馬把暖色調與冷色調的菜餚和飲料放了一桌子，看上去像某一個重大節日的前夜。老馬望著桌子，很自豪地回顧下午的報告。他講得很好，還史無前例地說了一個下午的普通話。他用了很多捲舌音，很多“兒化”，很不錯。只是馬多的回家比平時晚了近一個小時，老馬開啟電視，趙忠祥正在解說非洲草原上的貓科動物。馬多進門的時候沒有敲門，他用自己的雙象牌銅鑰匙開啟了自己的家門。馬多一進門憑空就帶進了一股殺氣。

老馬搓搓手，說：“吃飯了，有基圍蝦。”老馬看了一眼，說：“還有健力寶。”

馬多說：“得了吧。”

老馬端起了酒杯，用力眨了一回眼睛，又放下，說：“我記得我說普通話了嘛。”

“得了吧您。”

老馬笑笑，說：“我總不能是趙忠祥吧。”

馬多瞟了一眼電視說：“你也不能做非洲草原的貓科動物吧。”

老馬把酒灌下去，往四周的牆上看，大聲說：“我是四川人，毛主席是湖南人，主席能說湖南話，我怎麼就不能冒出幾句四川話！”

馬多說：“主席是誰？右手往前一伸中國人民就站立起來了，你要到天安門城樓上去，一開口中國人民準趴下。”

老馬的臉漲成紫紅色，說話的腔調裡頭全是惱羞成怒。老馬呵斥說：“你到坦尚尼亞去還是四川人，四川種！”

“憑什麼？”馬多的語氣充滿了北京腔的四兩撥千斤，“我憑什麼呀我？”

“我打你個龜兒！”

“您用普通話罵您的兒子成不成？拜託了您哪。”

老馬在這個糟糕的晚上喝了兩聽健力寶，兩瓶藍帶啤酒，兩小瓶二兩裝紅星牌二鍋頭。那麼多的液體在老馬的肚子裡翻滾，把傷心的沉渣全勾起來了。老馬難受不過，把珍藏多年的五糧液從床頭櫃裡翻上桌面，啟了封往嘴裡灌。家鄉的酒說到底全是家鄉的話，安撫人，滋潤人，像長輩的詢問一樣讓人熨帖，讓人傷懷。幾口下去老馬就痴掉了。老馬把馬多週歲時的全家福攤在桌面上，仔細辨認。馬多被他的媽媽摟在懷裡，妻子則光潤無比地依偎在老馬的胸前，老馬的臉上勝利極了，衝著鏡頭全是樂不思蜀的死樣子。兒子，妻子，老馬，全是胸膛與胸膛的關係，全是心窩子與心窩子的關係。可是生活不會讓你幸福太久，即使是平庸的幸福也只能是你的一個季節，一個年輪。它讓你付出全部，然後，拉扯出一個和你對著幹的人，要麼臉對臉，要麼背對背。手心手背全他媽的不是肉。對四十歲的男人來說，只有家鄉的酒才是真的，才是你的故鄉，才是你的血脈，才是你的親爹親孃，才是你的親兒子親丫頭。老馬猛拍了桌子，吼道：“馬多，給老子上酒。”

馬多過來，看到了週歲時的光屁股，臉說拉就拉下了。父親最感溫存的東西往往正是兒子的瘡疤。馬多不情願看自己的光屁股，馬多說：“看這個幹什麼？”老馬推過空酒杯，說：“看我的兒。”馬多說：“抬頭看唄。”老馬用手指的關節敲擊桌面，衝著相片說：“我不想抬頭，我就想低下頭來想想我的兒子。——這才是我的兒，我見到你心裡頭就煩。”

“喝多了。”馬多冷不丁地說。

“我沒有喝多！”

馬多不語，好半天輕聲說：“喝多了。”

老馬在平靜的日子裡一直渴望與兒子馬多能有一次對話，談談故鄉，談談母親或女人，談談生與死，談談男人的生理構造、特殊時期的古怪體驗，乃至於夢中的畫面，夢的多能性與不可模擬性。老馬還渴望能和兒子一起踢踢足球，老馬坐鎮中場，平靜而自如地說起地面分球，沿著兒子馬多的快速啟動來一腳準確傳送。然而老馬始終不能和兒子共同踢一隻足球，不能和兒子就某一個平常的話題說一通四川話。兒子馬多不願意追憶故鄉，兒子馬多不願意與四川人老馬分享四川話的精神神韻。兒子馬多的精神沿著北京話的捲舌音越走越遠，故意背棄著故土，故意背棄老馬的意願。老馬只能站立在無人的風口，來一聲長嘆，用那種長嘆來憑弔斷了根鬚的四川血脈。

離開故鄉的男人總是在兒子的背影上玩味孤寂。老馬嘆息說：“這個雜種龜兒。”